“海上丝绸之路”的思考:从中国寻找世界到世界寻找中国

来源:李明春 海丝科情   发布时间:2020-03-23 10: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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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古“海上丝绸之路”给予我们的启示。不被思考的历史是不具有现实意义的。
要想深刻了解和认知海洋,不妨先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话题,关于“一带一路”的海洋思考――从中国寻找世界,到世界寻找中国?
先让我们追溯一个既让人难堪,又令人匪夷所思的历史疑问:一个人唤醒了欧洲,为什么却唤不醒中国?
中国元朝时,有一个意大利人,叫马可波罗,他游历中国后回国,并留下一本记述中国、印度等地见闻的书――《马可波罗游记》,正是这本被人称为“天下第一奇书”的书为欧洲编织了寻找东方“黄金之国”的梦想。但历史还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几乎与此同时,有一个中国人汪大渊也撰写了一本游历西洋诸国的书,叫《岛夷志略》,然而遭遇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一纸“禁海令”――寸板不许入海。之后的中国,本来由郑和率先扬起的寻找世界的风帆,悄然地坠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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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又一次搅动了浩瀚寂寞的海洋,让整个世界变得躁动不安。这部其实很普通的游记,之所以能成为“天下第一奇书”,是因为顺应了当时欧洲人冲破大海藩篱去发现世界的强烈愿望,吊足了人们寻找和获取海外财富的胃口,对欧洲即将迎来高潮的世界大航海起到了启蒙作用。在风帆船时代,航海一直属于冒险家的乐园,猎奇、逐利或为了传播宗教“普度众生”是海上冒险家不可缺少的内在冲动。海上四顾茫茫,随风漂泊,险象环生,生死难料,前途未卜,没有一种置身家性命于度外,渴求财富的欲望或坚定无比的信仰,很难超越极限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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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刺激西方人胃口的除了金银珠宝外,还有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在古罗马时代,东方的丝绸和瓷器就被视为豪华高贵的奢侈之物。
在这样的背景下,哥伦布捧着《马可·波罗游记》,立志远航寻找富庶的东方世界。这位后来被世界誉为伟大航海家的意大利人,出生在热那亚,即马可·波罗在监狱里讲述那些“东方神话”的城市。从小的耳濡目染,使哥伦布萌生了踏着偶像足迹寻找印度和中国的强烈冲动。他为此移居正在展开海上航行活动的葡萄牙,并选择了水手职业,还特意去法国的海盗船上历练了一番,积累航海和应对海上复杂情况的经验。他用马可·波罗叙述、已经人人耳熟能详的“东方神话”,先后游说了几位最有权威也最富有的国王,向他们描述印度和中国的风光、黄金、珠宝、满街的丝绸、香料和美女,极力诱惑国王投资航海,他这样告诉国王:通过航海,您就可以把远在东方的“人间天堂”搬到欧洲来,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财富。
此时的葡萄牙,虽有亨利王子开启远航的先例,并在非洲西海岸大获而归,但统治者并不理睬哥伦布言过其实的夸张。此时的英国、法国也无强烈的远航欲望,没人肯资助哥伦布的航海计划。辗转西班牙后,哥伦布的游说让伊莎贝拉女王听得有些心动了,吩咐一名审查委员会审查其航海计划。那时“地圆说”只是一个猜想,尚无实践的佐证,传说有委员曾这样发问:即使地球真是圆的,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东方,并能再回到出发的港口,那么必有一段航行是从地球底部向顶端肥坡,你的风帆船如何能够“爬上来”?这让口若悬河的哥伦布一时语塞。加之当时欧洲一些商人和贵族的阻挠,女王只好罢手。
哥伦布并没有因为这些挫折而灰心,后来他通过西班牙皇家一位女司库劝说女王道:“哥伦布的航海计划要价不高,即使船毁人亡,血本无归,对皇室来说也损失有限;倘若成功,皇室可获利在百倍之上,女王陛下您何乐而不为呢?”终于,女王被说动了,在149283日,哥伦布率领一个由三艘小帆船组成的船队,从西班牙巴罗斯港出发开始向西航行。第二年9月,哥伦布再次上路,并误打误撞到了美洲,随后又接连三次来到这块新大陆,无意中完成了对整个美洲大陆的考察和发现。那时,这块陆地还处于原始状态,发现者们的大肆杀戮和劫掠,仍无法满足西班牙已经被刺激起来的欲望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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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成功发现了一块新大陆,鼓舞了欧洲继续寻找东方神秘国度的热情,很快便有了葡萄牙人达·伽马的橫渡印度洋,还有西班牙支持的麦哲伦所完成的环球航行。这两个人从欧洲本土出发,选择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航路,最终都如愿以偿地到达了梦寐以求的东方世界,按照西方“发现即占有”的强盗逻辑,他们疯狂抢占殖民地,掠夺和搜刮马可·波罗津津乐道的那些东方财富。
世界航海就是这样的无情,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的航海活动,疯狂劫掠被发现与占领的土地,挑起战争,屠杀所到之处的原住民,理应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海洋反而成就了他们的伟大。三位航海巨人,成了人类航海史上的座丰碑。
他们的航海实践,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同时也发现了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地球上,海洋要比陆地广袤得多。过去将人类各自生活的不同地域隔绝开来的海洋,因为航海成了将各民族联系起来的纽带,形成浑然一体的航行体系。由此蓬勃兴起的海上贸易,也将分散在地球各个角落的陆地连为一体,人类的历史自此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
中国在寻找什么?
当人类文明进入20世纪末时,为纪念伽马横渡印度洋500周年,联合国将1998年定为“国际海洋年”,主题:海洋——人类的共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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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类历史的认知吗?那么中国的郑和呢?
1405年开始的郑和下西洋,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87年、达伽马横渡印度洋93年、麦哲伦环球航行114年。郑和率领的200多艘各类船只及近3万人组成的编队,先后7次往返西洋,时间跨度长达28年之久,这些都是欧洲航海家所望尘莫及的。然而500多年以后,享受“国际海洋年”殊荣的,为何不是郑和而是达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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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当欧洲兴起《马可波罗游记》热时,与之同期的中国人汪大渊也写了一本《岛夷志略》。然而汪大渊没有这种幸运,遇到的却是冷待。这位元朝时的中国旅行家,曾附舶浮海到西洋,在书中也详细生动地记述了对沿途国家的亲历亲闻,其中描述的异国风情和新奇物产同样引人入胜。然而,这本书在中国被束之高阁,丝毫没有唤起我们民族乘桴浮于海的激情。之后,郑和虽然被公认为世界的大航海家,他所开创的和平友好远航之旅备受世人称赞。但就其对世界的影响而言,仅是昙花一现,只能用“过水无痕”来描述。
20世纪末,有位美国女作家为写郑和下西洋,曾赴东非一些国家追访大明船队的遗踪。她竭尽全力调动东非人对那次声势浩大的远洋航行的记忆,最终得到的只是从他们老祖宗那里流传下来的一声叹息:曾有一支浩浩荡荡的中国船队,像一―片云铺天盖地而来,又像一片云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梁启超曾说:“自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之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我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眼里海洋是“屏障”,而非“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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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本来很公平,曾将世界地理大发现的机遇给了中国,中国却撒手放弃了。何以如此?寻根究底,最直接的责任者乃是小农出身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他的一纸“禁海令”延续了好几百年,与中国业已呈现出来的“向海而兴”的轨迹背道而驰,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背道而驰。
过去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沉重的,马可波罗能唤醒欧洲,汪大渊却唤不醒中国?当我们今天依然为明朝郑和创造的一段航海业辉煌历史而津津乐道时,是否想过就在汪大渊唤不醒国人时,却唤醒了我们的近邻日本?
朱元璋认为中国地大物博,财富取之不尽,告诫子孙休要眼睛向外盯着那些“蕞尔小国”的土地和财富,这自然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愿侵略别国的美德。但由此形成了锁国心态,以为一切可以无求于人,轻视发展海外交往,拒绝互通有无。当然,偌大一个中国,那时只需养活4000余万人口,资源尚可自给自足,似乎没有向海外发展的内在冲动。严格说来,朱元璋本质上还是个农民,他一心向往的农耕经济与海洋贸易格格不入。而他作为封建专制帝王,自然不容许商品经济搅乱士、农、工、商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
导致朱元璋强令禁海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当时沿海地区出现的倭乱。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朱元璋正式颁布禁海诏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此后,每隔两三年颁一次诏,“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禁通外番”“申禁海外互市”,还撤了闽、浙、粤等地接待外商的市舶司。后来又将下海捕鱼也列入禁止范围,直至最终禁到造船,终至“片板不许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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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以开国之君的威权,将其写进“祖训”,提升为既定国策,并且纳入“大明律”,使之制度化和法律化。严厉告诫子孙:“有违祖制者,一律以奸臣论处。”由此,海禁便一直贯穿大明朝200余年的历史之中。
物极必反,朱元璋之后,明成祖朱棣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继承者,因而才有了郑和这一幸运儿。朱棣即位以后,目睹禁海已严重损害大明朝在海外的威望,一些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国家都敢扣押、拦截往来中国的使者和物资,毅然决定派出庞大船队重新恢复海上秩序,按他的说法是“耀兵异域,示天下富强”。然而,郑和航海始终笼罩在朱元璋禁海的阴影中,脖子上总架着一把“违反祖制的刀子。朱棣尽管积极推动海外交往,是郑和下西洋的发动者、组织者和支持者,但他也只是隐约意识到了航海与维护大明天朝的安全和尊严有某种微妙的关系,可以断言他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仍是历代封建帝王向往的“万国来朝”的虚荣,并未真正弄懂海洋于国于民的重要关系。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郑和下西洋从一开始就潜藏着一个致命弱点,航海既是一项勇敢者的事业,也是一个需要有无比巨大的经济实力支撑的事业,郑和所进行的朝贡贸易,按照历朝历代的传统,他国“薄来”、中国“厚往”以示天恩,资金出多进少,入不敷出。这虽然体现了中华民族扶助弱小的美德,在一定意义上培育了国家的软实力,然而没有上升为国家战略。朱棣去世后,失去主心骨的群臣便在诸多争议下将下西洋列为“弊政”,致使继位的朱高炽断然宣布“永罢远洋航行”。
朱棣的孙子明宣宗朱瞻基尚有一丝乃祖遗风,即位之后,发觉海外交往太过冷清并非国家之福,又命郑和重整旗鼓下西洋。这次郑和死于此行的归途,葬身印度洋,随后明宣宗也驾鹤归西,整个远洋船队随即烟消云散,花重金建造的“郑和宝船”也任风雨剥蚀成了一堆引火之物。成化年间,有人偶尔提及永乐下西洋的往事,竟引发一些朝廷官员的惊惧,兵部侍郎刘大夏干脆将郑和积累的航海资料一把火烧成灰烬。正是这一把大火销毁明朝航海档案的事件,留给了今天一大历史谜团,也留给后人无尽的思索。
今天我们在思索历史时,无法逃避人类文化进程中的哲学现象,在自然界对于脊椎动物来说,正常情况下是不食同类的,若食同类就意味着某一种自取灭亡。但是物种演进还有一个法则,即物竞天择,这是一条弱肉强食的法则。生命的延存并不在于一时的强盛,而在于演进策略的优胜。
世界为什么要寻找中国?
今日,在阿姆斯特丹运河出海口,依然保留着一艘中世纪的海船,据介绍是哥伦布时代远渡重洋的船只。那船并不大,载重量也很有限,船头、船尾和左右舷却布满火炮,完全是一艘攻击型的舰船,本地人毫不隐讳地称之为“海盗船”。这让人感慨万千,不禁想:从哥伦布的海上征服和劫掠,到当年欧洲大航海的动机及支撑这场大航海运动经久不衰的动力是什么?
当年的欧洲大航海是源于赤裸裸地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一定会让讲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中国土大夫阶层感到不齿。哥伦布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黄金真是个美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可以为所欲为。有了黄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难道仅是这种追求经济利益的直接动因,使得世界航海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即使船毁人亡,仍然前赴后继吗?他们在美洲进行充满血腥的抢劫,在亚洲展开欺行霸市的不平等贸易,在非洲甚至从事贩卖奴隶的罪恶生意,让所有受害国民众至今记忆犹新。但欧洲列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就这样随着它们在海外的殖民体系一起建立了起来。正如马克思所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或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曙光。
马克思曾阐述了自然与社会发展进程两个方面的问题。从科学演进的角度来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一对孪生姐妹,科学的探索与发现往往会伴着政治目的一起前行。回顾西方列强的海洋探险历程,我们不难看出:历史的进步有时会孕育在无耻、野蛮、残酷和血腥中。而导致东、西两个半球文明交会和世界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的大航海运动,并非西方文明进程中的偶然事件,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世界居民朦胧觉醒,横空出现的一道历史需要迈过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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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对于当时正在不断累积的资本主义元素来说,田园经济狭窄的地域环境,局限于小国寡民的商品交换都成了无法忍受的桎梏,冲破大海藩篱去广阔空间寻求发展已是时代的迫切愿望。欧洲因为有了不顾一切积累财富的强烈冲动,在大航海中强势迈过了这道历史门槛,率先用近代文明取代了中世纪的愚昧和落后。
还有一种现象很难说是巧合,欧洲的大航海与其文艺复兴几乎是前脚跟后脚出现的事。在15世纪、16世纪的欧洲,有许多看起来纷繁杂乱的前所未见的事物都带有航海和地理大发现的影子,这些给欧洲带来了生活秩序的变化,对人们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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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问题对那个时代的欧洲人来说,首先意味着要按照自己的强势意志去征服海洋,而征服海洋的过程也在大幅度改变欧洲的人文环境。大航海全面激活了西方人的智慧,各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探索不可思议地出现大突破,近代思想家和科学家争先恐后诞生在这片土地上,许多直到现在还拥有难以磨灭的光芒。
大航海既给工业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对工业革命提出了极为迫切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大航海开启了欧洲人的海权思想的新时代,人类活动的舞台从封闭的大陆转向开放、连通的海洋,改变了东、西两个半球被海水分割开来的格局,也改变了原来大陆各区域在封闭状态下踽踽独行的局面。大航海引发的商业革命,通过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贸易网把地球上分散在各地区的经济联系起来,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同时,也将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卷入了优胜劣汰的世界性竞争之中,弱肉强食的世界性战争,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无法逃避。
历史没有假设,试想,如果世界大航海时代中国没有缺席,文艺复兴出现在中国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那么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回头看当时的中国,唐宋时期海外贸易的成长,已经开始孕育孵化了纵横海内外的商品经济。在宋代,经商者只要在官府挂个号,照章纳税便可以自由出海,一度使私人海外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主体。还因此带动了造船、航海及其他相关产业的进步及科技水平的迅速提升。到了南宋时候,市舶收入已经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有效弥补了农业税收的不足。宋高宗因此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明代小说家凌濛初有一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转运汉巧遇洞庭红》,说的是主人公是一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海外经商者。这个名叫文若虚的读书人,见别人经商获利眼红心热,毅然放下书本去做生意。他起初很不走运,无论怎么折腾都是“赔本赚吆喝”,几近囊空如洗。有朋友劝他趁朋友驾船去海外做生意时一同随船搭载外出散心。他临上船见太湖洞庭出产的橘子甚是便宜,随手掏出一把散碎银子买得几筐“洞庭红”,以备海途解饥渴。不想,海外一个国家视这橘子为稀罕物,一再拾高价钱也挡不住争先恐后拥过来的买主,这让他连本带利赚回不知多少倍的银两。回程中他舍不得抛出赚来的银子趸货,只带回当地人弃置海边的一只空龟壳,又被来中国经商的波斯人点破,龟壳内有十数颗夜明珠乃无价之宝,让其一跃成了富商大贾。这故事既反映了那个时代出海经商者的生活轨迹,也道出了那个时代人们出海经商的热切心声。
中华民族虽然已经走出了对海洋的恐惧,但在中国这块背负沉重积淀的黄土地上,海上商品经济的嫩芽太过脆弱。明太祖朱元璋的一纸“禁海令”,掐灭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势头,在其阴影下的远洋航海也霎时消失了帆影。历史学家评价,欧洲在海上崛起的时候,亚洲却在沉睡。落下郑和远洋风帆之日,即是中国进入沉睡状态之时,原本独领风骚的造船技术,船尾舵、水密舱、多桅帆停滞不前,打造长44丈、宽18丈郑和宝船的奥秘也因之失传,至今也难以完整复原,当自动航行的机器船取代风帆船的时代来临时,中国落伍了。中国四大发明之的罗盘,被欧洲人用于了航海,而我们则停留在看风水时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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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年间,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土踏海而来,曾经给了中国人一次警醒。他1577年参加耶稣会被派往远东传教,先在印度和越南布道,随后至中国继续传教,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抵达澳门。次年,获准入居广东肇庆,随后移居韶州,后由南昌、南京辗转到达大明京师。他在中国一直行事低调,小心翼翼避免冒犯中国人目空一切的自尊,有意迎合各级官僚的自傲和虚荣,博得了一些好感。而其真正的拿手好戏,是端出欧洲的科技产品,满足了与世隔绝的中国人的好奇心理。他在南昌拜见江西巡抚陆万垓,展示三棱镜、钟表和欧洲记数法时,众官员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一个个惊奇得张开嘴巴。他来到北京,向万历皇帝进呈自鸣钟、《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耳目一新之物,还成功地预测了一次日食,让明神宗朱翊钧开了眼,龙颜大悦,敕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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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在北京和南京时,以自己的学识吸引了当时中国精英分子的注意,明代著名科普著作家徐光启,同他一起将欧洲的《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许多中文词汇,如点、线、面、曲线、曲面、直角、平行线、三角形、多边形、圆、外切、几何、星期以及汉字“欧”等,就由他们联手创造并沿用至今。按理说,包括万历皇帝在内的政坛高层,面对科学知识和技术上如此巨大的落差应当有所触动。无奈远离世界海洋的滚滚浪涛,闭关锁国的狭窄视野,无法从根本上打破自古传承下来的“中国中心论”。用“中华上邦”的高傲眼光俯视,所有那些皆为“奇技淫巧”,不过聊博一笑。利玛窦未能惊醒沉睡的万历皇帝本人,也未能惊醒沉睡的中国,难道就是因为“中华上邦”和“奇技淫巧”这么简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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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玛窦之后,荷枪实弹的欧洲殖民者接二连三地来到马可·波罗描绘的金色梦境里,而在农耕经济和封建制度古老驿道上徘徊不前的中国,此时已经让些欧洲人觉得可以像对待美洲和非洲土著那样对待中国人了。
1574111日,西班牙人给他们国王上书说:“如果陛下乐意调度,只要60名优良的西班牙士兵,就能够征服中国。”157662日,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桑德在给国王的信中说:“这项事业(指征服中国)容易实行,所需的费用也不多。”
十年后的15864月,西班牙驻马尼拉殖民政府首领、教会显要、高级军官及其他知名人士聚集马尼拉,专门讨论征服中国的方案。据说与会者草拟了份包含有1197条内容的备忘录,由菲律宾总督和主教领衔,纠集51位显贵联名签署并上报西班牙国王。这份文件还特别提到战争中应注意的问题,派出的兵力数量不能太少,同时又要谨慎地选择远征的人选,改变以往过于野蛮的侵略方式,切不可因滥杀平民而使中国人口减少,因为“人口减少就意味着财富的损失”。在侵占中国后,仍应保留中国政府,以保持它的繁荣和富裕。因此,所有参加远征的人都应当明白,这次远征并不是去对付我们的敌人,而是去征服那里的人心,以获取财富。进入中国之后需采取谨慎和温和的方式,“不能对中国民众犯下太多罪行……
是有幸还是不幸?这次预谋已久足以促使中国从沉睡中猛醒的“温和侵略”并没有发生。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赴中国之前,先进行了一场远征英国的战斗。15885月,“无敌舰队”从里斯本扬帆起航,英、西两军在靠近英国本土的海上展开激战。此时的“无敌舰队”共有舰船134艘,实力远在英军之上,只因海上情势变化莫测,加上西军傲慢轻敌和纪律涣散,整个舰队竟被打得七零八落。此后,荷兰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独立,国力不断上升,很快成为西班牙在亚洲强劲的竞争对手。荷兰殖民者斯佩伊贝格口吐狂言,要“派遣一支舰队和武装力量,直接到菲律宾进攻在那里的西班牙人”。英、荷两国虎视眈眈,让西班牙自顾不暇,那个侵华计划被一再推延,直至流产。在后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长长一串黑名单中,西班牙也因此没有排到主角的位置上。
在北京,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利玛窦墓,它给国人留下的是一段五味杂陈的历史,而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对逝去的历史的无穷回味。中国从寻找世界到被世界寻找,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历史反差,中国寻找世界带去了多赢互利的“丝绸之路”,欧洲寻找中国带来的却是列强的野蛮侵略。事实说明,在那个世界由中世纪向近代文明转型的关键时期,一个国家一旦失去寻找世界的兴趣,也就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活力。中华民族这个积累了数千年文明的古国,在大西洋滚滚而来的波涛冲击下竟不堪一击,蒙受了一连串的国难和国耻。
拿破仑说:中国?那是一头睡狮,千万不要让他醒来。
走向海洋,中国准备好了吗?

李明春

2017512日于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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