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让高贵不可一世的英国石油公司低下了头，甚至用“倾家荡产”一词来形容也绝不为过，“罚4.7亿美金，善后资金约370亿美金，股市市值蒸发超700亿美金……”。光看看这些需数字，你必然能坚强的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一个跨国公司绝不敢轻易再犯下如此可怕的错误！
时隔一年多，中国最大的海上油田——蓬莱“19-3”号也发生了开采泄露事件。当然，此次泄露的影响并不能与墨西哥湾石油事件相提并论。在这次事件中，占51%股份的国企石油行业大哥——中海油骄傲坚决的站在了后台，起初只是风言风语的为己开脱，当政府主管部门介入后，顿消失在幕后，集体封口。唯有占49%的建设主体，外企“康菲中国”低下了头，押成了五花大绑，接受着大众的唾骂和指责。
姑且先不讨论油田所有权者（绝对控股）中海油的法律责任。无论如何，康菲中国与中海油之间是有合同的，让其承担罪责并无太大问题。单从渤海溢油事件的另一个侧面，至少暴露出中国公众的三大权利缺失。
第一，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公众第一时间的知情权缺少法律支撑。据国家海洋局公开资料，原油泄露导致海水水质变质的范围约在840平方公里海域左右。这是什么概念？按照国家《海上石油勘探开发溢油应急响应执行程序》，超过200平方公里以上影响的溢油事件，是启动一级响应的必要条件之一。在溢油事件中，一级响应对应的是突发事件的最高等级。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在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对公众信息的发布权只属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系可以采取措施之一），并只笼统要求“及时”，无任何刚性要求。实践中，一小时口头，两小时书面等所有的关于信息报告和通报时限要求仅限于政府内部。无疑，这是这部法律制度设计的一大缺憾。
第二，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公众的及时预警权缺乏执行保障。这次渤海湾渔民的重大损失，虽还需具体确定溢油污染的因果联系。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六十四条第三款之罚则规定，突发事件（包括海上溢油事件）发生后，政府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发布突发事件警报，采取预警措施。显然，国家海洋部门、中海油存在着行为瑕疵，甚至是渎职现象。如确证污染损失与之关联，且后果严重，完全可以依据该法对相关政府部门、国有公司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此外，渔业养殖安全不仅关系少数养殖户的经济利益问题，更事关千家万户的食品安全。迄今为止，所有关于此方面的预警和提示，都语焉不详，颇为滞后。
第三，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公众的安全期待权得不到强有力的保证。20万元的行政处罚结案，已经是相关行政执法的上限，这说明在类似事件的定性上存在偏差，海洋安全、环境安全，必须上升到突发事件处置的国家和社会安全高度，突破单纯的违法行为束缚。否则，一棒子下去，产权者——大型国企毫发无伤，肇事者——外资企业也仅伤及“皮毛”，势必会滋长相关企业的侥幸心理，不能够正确的体会到这次事件的警示作用。我们的这种处罚力度，恐怕难以让社会公众树立坚强信心。这种信心一天没有建立，公众的安全期待就永远也得不到真正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