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财富网综合消息 笔者之所以想到这个话题，是缘于日前关于广州亚运会经济账该如何算的争论。据媒体报道，为了筹办亚运会，广州投入资金从最早预算的20亿元飙升到后来的2500亿元，其中1900多亿元是广州自己承担。在今年的广州“两会”上，部分人大代表对此提出质疑。

针对外界的质疑，广州有关部门的回应是，亚运会开支不仅包括直接开支，还包括大量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虽然数量庞大，但对提升城市形象、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乃至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会产生巨大的推动和刺激作用，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

是的，谁也不会怀疑这些基础设施投资会产生积极的社会作用。不过，如果依照上述逻辑，我们可以认定，所有的投资都会产生类似的作用。因此，对这样的事挑三拣四纯属多此一举。沿着这样的逻辑再推演下去，我们可以说政府的所有投资都是合情合理的，都会产生效益———即使经济效益不好，也会有巨大的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环境效益，乃至政治效益等等。可是，事情真是这样的吗？

如果是公司化运作，一个项目、一项投资的经济账很好算。收入减掉成本就是利润，盈亏一目了然。但是，有些项目，尤其是公共支出，就难以用确定的收益来衡量，经济账没法算。于是，社会效益就“顶班上岗”。人们通常以社会效益来证言项目的正当性。这样做，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这只是个小道理。

社会效益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否认。即使这样，社会效益也不是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经过长期的探索，人类有了对付“社会效益”的一系列较为有效的手段，包括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一些可供操作的技术方法。比如：其一，参照过去的经验与别人的做法，大体上可以估算类似项目的开支水平；其二，尽量减少支出，压缩规模，降低成本；其三，在实施过程中，采取公开招标、公开预算、事后审查等办法，促使项目运作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以保障资金的恰当使用。如果没有这样的原则与过程，浪费、猫腻不可避免，效益无从言说。

世界上综合性的大型运动会历史悠久，跨国跨洲的亚运会、奥运会更是轮流坐庄，如期而至。虽然类似运动会的商业化运作困难重重，大多以国家、政府的面貌出现，以公共财政做后盾———奥运历史上，也只有美国人尤伯罗斯首开先河，成功帮助美国举办了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创造了2.25亿美元的盈利，把奥运会变成了摇钱树。但“精打细算、减少支出”的基本原则被普遍遵循。

近几年来，我们举办了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与亚运会。2011年大运会也将在深圳举办。这几次大型活动的总投资，包括直接的与间接的，估计超过万亿人民币。这样大规模的投资何为合理，何为合算，是不会有精确答案的。因为不是公司化运作，支出虽然一清二楚，但收益无从计量，而且技术上许多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益确实难以衡量。不过，这些支出是以税收为基础的，庞大的开支必然占用巨量的财政资源。而且理论上，政府的大手大脚往往会落入低效率陷阱，远远不及这些钱在民众自己手中来得有效率。所以，对于类似活动，基本的经验是压缩规模、减少支出，以避免“公地悲剧”。我们希望类似广州亚运会这样的大项目不要留给后人一笔糊涂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