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的海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海洋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巨大而厚实的基础。海洋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海洋文明程度的高低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密切相关，对整个人类的进步具有深远的影响。为了阐明海洋与社会文明的重大关系，有必要从海洋文明的发展历程说起。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看，远古时期的文明大多发祥于几大河流域，而在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则呈现了鲜明的海洋特征。
公元前1600-1450年乃至更早的年代，位于爱琴海的克里特岛上的皮拉斯基人创造了程度较高的古代海洋文明，并使当时的克里特成为海上霸主。它很早就能建造高头低舷的快速远航船，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曾控制过爱琴海的海上贸易，强迫周围的民族向它称臣纳贡。据记载，古代埃及新王国的法老图特摩斯三世曾租用克里特人的船从黎巴嫩向埃及运输木材。现代考古工作者在克里特岛发掘出新王国时期埃及的黄金、象牙及工艺品，证明了当时克里特海上商业之发达。
在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繁荣时期，地中海地区曾在人类文明史上大放异彩。以地中海为中心，古代希腊、罗马的文明曾影响到广大的周边地区，南至撒哈拉、东南至红海地区、东北至黑海地区、西出直布罗陀海峡、北至高卢与英国，时间长达几个世纪，因此，被人们称为“地中海时代”。古代希腊的雅典由于拥有曲折的海岸线和比利犹斯等良港，为其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中叶，雅典的比利犹斯港是古代希腊最大的贸易集散地。这里有来自地中海各国的商船、操不同语言的商人；港内有旅馆、剧院、仓库、商品陈列室和银钱兑换所等设施。通过中介贸易，不仅商业奴隶主获得了巨利，雅典政府也抽得2％的关税。历史学家色诺芬在谈到雅典商业时说，雅典的航海贸易最使人向往，它有风平浪静的商港，还有到处可以通用的银币，所以它成了地中海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商业中心。
以大西洋为中心的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近代文明的突出代表，被称为“大西洋时代”。航海技术的进步、新航线的开辟是“大西洋时代”的发端。13世纪，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指南针，经阿拉伯人传人欧洲，到14世纪，欧洲人已普遍使用。l5世纪，载重千吨的快速多桅帆船制造出来，航海技术进步很快。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地理知识的进步，地圆学说在欧洲日益流行。这些都为新航线的开辟创造了有利条件。15世纪末到l6世纪初，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辟了从欧洲不经过地中海直达东方的航线和横渡大西洋前往美洲的新航线，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著名航海家哥伦布(1451--1506)是开辟新航线的主要人物。1492年8月3日拂晓，哥伦布率领88名水手，分乘3艘帆船，从西班牙南端的巴罗斯港出发，经过69天的艰苦航行，于l0月12日到达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哥伦布命名为“圣萨尔瓦多”)。1493年3月16日，哥伦布返回西班牙。在此之后，哥伦布又3次西航至美洲，先后发现了牙买加、波多黎各、多米尼加等岛，并到过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巴拿马以及南美洲大陆北岸，为西班牙的殖民扩张打下了基础。继哥伦布等人的探险之后，葡萄牙人麦哲伦(1470—1521)率领的船队经过3年时间的艰苦航行，成功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使地圆学说得到了证实。
虽然新航线的开辟带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掠夺、扩张、殖民的深刻烙印，就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但是新航线的开辟对欧洲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新航线发现以后，欧洲商人的贸易范围迅速地扩大了，世界市场开始形成。欧洲和亚洲、非洲、美洲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商业往来，原来局部的、孤立的地区，从此卷入了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新航线的开辟，也使世界的主要商路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使大西洋沿岸的许多城市成了世界贸易的中心，同时，也使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经济机构，如证券交易所、股份公司、航运保险公司等逐渐发展起来。
海洋对华夏文明的进步起到了很大作用，使华夏文明深深打上了海洋的烙印。远在上古时代，中华民族就勇敢地迈出了向海洋探求的脚步，至l5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的海洋活动达到辉煌的顶点，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华夏海洋文明。记载中国上古时代典章文献的传世经典著作《尚书》中“四海会同”、“环九州为四海”、“江汉朝宗于海”等文字记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大海最朴素的认识。《尔雅》中“物产富饶为陆海”的记载，反映了我们的祖先早在上古时代就客观地认识到海洋与陆地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史记·黄帝本纪》记载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皇帝曾“东至于海”。《周易》中记载：“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本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天下。”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对海洋利用的理性认识。考古学表明，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北方的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等，都具有极其浓烈的海洋特征。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长方形偏刃石锛被考古学家认为是一种专门用来加工舟船的工具。辽宁丹东以及与丹东隔海相望的长海县均发现了距今6 000年的舟形陶器。在山东荣成发现的属新石器时代的一艘独木舟，说明北方海域的航海活动在古代就广泛存在着。龙山文化得以传播，有着坚实的航海基础。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6只独木舟的船桨和舟山群岛出土的大量陶器是我国至今发现的最有说服力的航海文物，这些文物不仅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六七千年前就造出了舟楫，而且证明他们在5 000年前就已开始航海活动。
据记载，夏、商、周时代，我国就开始了航海活动，舟楫已广泛运用到交通和捕鱼活动中，周武王设有专门负责管理舟楫事务的官员。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钓鱼活动已很普遍。《庄子》记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表明海洋渔业的作业区域由岸边发展到较深海域。《管子·禁藏篇》载：“渔人元人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说明2 000多年前，我国的船只、网具和捕捞技术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齐国大兴“渔盐之利”，成为富甲诸侯的“海王之国”，海水制盐业成为国家的主要财富来源之一，出现了专门进行水上战斗任务的古代海军部队——舟师。当时吴、越、齐、楚等各大诸侯国的造船业发达，能制造大翼、中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等不同种类的战船，征战在海河之上。公元前485年，吴、齐在黄海进行了一次大海战。中国的黄海大海战要比希波战争的萨拉米斯海战还早5年。
秦始皇为寻求长生不老药，曾派遣方士徐福率领庞大船队，出海东寻“蓬莱”、“瀛州”和“方丈”三神山，反映了人们对海洋变幻莫测景象的迷惑和幻想，从而激发起了人们探索海洋奥秘的高度热情。秦王朝以后，我国的海洋渔业、海水制盐业和航海业有了很大发展，汉代曾出现过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的渔业盛况。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的造船业发达，船舶类型多、规模大，船舶动力、系泊设施完备，已能制造出“百尺楼船”和轻捷快速的“艨艟”等战船；汉武帝任命过“楼船将军”、“戈船将军”、“横海将军”和“下濑将军”等，楼船军成为中国古代的一大军种，使中国使用的风帆战船的时间比西欧早七八个世纪。三国时期，吴国拥有风帆战船5 000艘。公元230年，吴国主帅孙权派卫温将军统率万人船队远航到台湾，吴国的使臣远航至东南亚。
在世界诸多的航海探险活动中，中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最先发现美洲大陆的是中国的僧侣，比哥伦布早约1000年。公元499年，惠琛和尚在得到皇帝恩准后，向东远航2万里到达美洲去普渡众生，并把华夏文明的种子播撒在美洲大陆。
唐宋时，由于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被应用于航海，促进了航海事业的迅猛发展，使我国的航海走出国门，开辟了众多的国际航线。唐朝组建庞大的水师，利用大型“五牙”战船，多次越海东征高丽。宋王朝则组建众多的禁军水军、厢兵水军和巡海水军抗击金军南渡。唐宋时期，因倡行海运、开放门户，成为我国古代海运最发达的时期之一。“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真实描绘了宋代海上贸易的盛况。唐宋之后的元朝，与世界交往达到历史高潮。元世祖至元七年(公元l270年)一次造船达5 000艘，超大型的海船甚至可容粮12 000石(1石=100升)，被称为“万石船”。据记载，当时与中国发生贸易往来的亚非国家多达百余个。公元lll7年成书的《萍洲可谈》中第一次记载了我国航海者“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可见，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早已在古代航海活动中应用了。这是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结晶，对世界海洋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元代，国际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从我国回到意大利后，第一次向西方人讲述了他在东方海域所乘的船上看到中国人设计的水密隔舱时，着实让西方人大开眼界。据考，我国的海船有多道水密舱的设计在晋代就已出现，到唐代就有了出土的实物船向世人展示这种能增加抗沉性和船只强度的发明。福建泉州发掘出土的宋代古船上的l3道水密舱已为世人所共睹。
15世纪上半叶，我国的海洋文明达到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顶点。l5世纪初登基的明成祖永乐皇帝一心要在有生之年建成一种前世未有的万国咸宾的太平盛世。l405--1433年，郑和作为永乐皇帝的使臣，率领一支由数万人和百余艘船组成的庞大的宝船队，以“自强不息、协和万邦”的进取精神，先后7次历时28载远涉重洋，访问了东南亚、印度洋、红海及非洲东海岸马达加斯加等37个国家和地区，谱写了一曲人类征服海洋的壮丽篇章。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不仅表现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海洋、征服海洋的顽强精神，而且显示了中华民族高超的航海技术和杰出的航海能力。郑和的宝船9桅12帆，最大排水量达l4 800吨，可载重7000吨。《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航海图集。郑和船队采用的“罗盘定向”和“牵星过洋”等航海技术，开人类航海史上天文导航之先河。这些都表明了当时中国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由此不难看出，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的空前航海壮举，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勇于征服海洋的真实历史写照。
郑和是15世纪的伟人。郑和船队的远航，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87年，早于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92年，早于麦哲伦环球航行ll4年，郑和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先驱。郑和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航海家，还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外交家和和平友好使者。他开通并建立了亚洲海上交通网，把中国的文明教化和尊威传播到西洋各国，并推动了华侨在南洋的发展。此外，明朝还致力于水师与海防建设。明朝初期至中期是海上水师发展的鼎盛时期，海上水师拥有各类战船上千艘，分布在万里海岸线上，形成了最早的海防体系。明成祖永乐皇帝走出国门的举措，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认识，促进了对外国优秀经济、文化成果的学习和引进，使明朝的经济繁荣昌盛，中华民族的海上力量和航海事业雄踞世界前列。
每一个民族的文明都带有鲜明的民族性格和意识特征。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表明，中华民族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较强的海洋意识。海洋意识是一种开拓创新意识、征服意识、冒险意识、奋斗竞争意识、进取求实意识。华夏文明历经冲击磨难而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中华民族所拥有的海洋意识。英国学者威尔斯曾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愚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中华民族兼容了农耕民族和海洋民族的精华，创造了融黄河文明与海洋文明于一体的高层次的华夏文明。
我们可以通过具体剖析齐鲁文化来看历史上海洋文明和黄河文明融合的渊源，来看海洋意识的特征及其历史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今山东东部沿海地区)和鲁国(在今山东西部内陆地区)在不同的人文环境、政治方略和地理条件下，形成了两个各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即齐文化和鲁文化。姜太公初封于齐，由于“齐地负海渴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特殊的地理条件使齐地只能兴海为业。齐统治者在经济上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农工商各业并举，“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成为富甲诸侯的“海王之国”；在政治上主张“举贤而上功”；在文化上“因其俗，简其礼”，讲宽容，尚变通。齐地风俗“宽缓阔达而足智”，伦理观念淡薄而崇尚功利，最终使齐文化发展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文化系统，以及豁达、机敏等人文性格特征。周公封于鲁，立国于泰山之阳的平原地区，肥沃的地理适于农耕，从而使鲁文化一开始就建立在单一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使之具有典型的农业文化的特征。鲁国统治者重视家法传统，讲求伦理通经，并在这里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单一农耕结构，造成了经济生活自给自足的封闭性，加上农业社会生活的单调、慢节奏和稳定性，由此造就了鲁文化重经验和传统、崇尚仁义和中庸，以及执著而持重、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宽厚仁爱、重义轻利的性格特征。战国之后，随着齐国对鲁国的兼并和学术、文化上的百家争鸣，使齐鲁两大文化系统不断冲撞融合，走向一体化，从而表现出博大的包容性、认同性和顽强的再生能力，最终使齐鲁文化成为一种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同化力的文化系统。它既稳健持重，又具开放性；既务实而崇利，又在价值观念上富于道德理想色彩；既重视经验传统，又不乏革新进取精神。就意识形态而言，齐文化偏重于海洋意识，鲁文化偏重于内陆意识；齐文化和鲁文化的结合，形成了齐鲁文化，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缩影，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
春秋战国时代、秦、汉、唐、宋都是海洋意识得到推崇的时代，因而加大了对域外的开拓、开放，出现了不少太平盛世。遗憾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两朝，厉行海禁、闭关锁国达400年，使中华民族宝贵的海洋意识几近泯灭，海洋文明非但没有得到持续发展，反而国力日下，资本主义列强大肆入侵，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沦落到了丧权辱国的境地。
目前，我国人民的海洋意识还不强，海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不够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当今世界向新的海洋世纪进军的大潮正一浪高过二浪，唤醒中华民族沉睡的海洋意识的时候到了。发展新时期的海洋文明，使古老的华夏文明更加辉煌，已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
唤起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首先要转变中华民族的地缘思维方式。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思考问题、做出决策的时候，是局限在陆地上，还是既想到陆地又想到海洋?不可否认，绝大多数中国人目前的地缘思维是单元的，即单一的陆地意识。当思考诸如人口、环境、资源问题，思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拓宽就业领域等事情时，又有多少时候涉及海洋?沉重的陆地意识远远压倒了轻淡的海洋意识。缺乏这种双元的陆海意识，海洋经济就永远提不到它应有的位置上，这是发展中国海洋事业的最大障碍。考虑中国的事情，不能见陆不见海，而要陆、海等视齐观。
唤起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必须对海洋和海洋意识有一个深层次的理解。大海是辽阔的、流动的、变幻的，人类在开发海洋的同时，培养了博大开阔的胸怀和粗犷豪放的性格，海洋资源开发危险陛大，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给海上作业人员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命带来了威胁。人们在与海洋做斗争的同时，造就和磨炼了不畏艰险、坚忍不拔的意志。海洋开发是综合性、社会性的产业，目前的海洋开发从水产、盐业、航运、矿产、石油到旅游，从政治、经济、科技、法律到军事等，涉及几十个行业和部门，每一项开发活动本身都需要多部门合作，因此，海洋开发活动培养了人们同舟共济的协作精神和敢为人先的竞争精神。
海洋意识的核心是不怕风险和开放进取。改革开放需要风险意识。邓小平同志说：“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①小平同志还指出：“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②“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
这样的话?”①邵小平同志在这里讲的开放就与开放海洋这个门户，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即海洋意识的本质是一致的。
海洋意识在当今中国显得尤为重要。改革开放需要有海洋意识，爱我中华需要有海洋意识，振兴中华需要有海洋意识。我们既要从我国辉煌的海洋文明史中汲取营养，又要不忘丧失海权的国耻，增强爱国主义信念，同心同德，为我国文明的持续进步做出贡献。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