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田先锋村的老渔民在船上孤独地等待“乘客”的到来。
唐代诗人王勃的一句“渔舟唱晚,穷响彭蠡之滨”,可谓道尽渔业繁荣发达时渔夫的惬意生活。
50年前,家住道滘、石龙、中堂等地的渔民,先后迁徙到虎门新湾、沙田先锋村,以捕鱼为生,逐水而居。彼时,渔民们穿过晨雾驾船出海,傍晚载着夕阳和鱼归港,诗意无限,收入颇丰,富甲一方。
50年后,随着东莞沿海片区工业化、商业化迅猛发展,传统渔业一步步退缩。水质恶化,渔业资源萎缩,渔民无田无地无分红,日子一天天走下坡路。
近年来,沙田、虎门政府先后提出了建设“滨海新城”和“滨海国际商城”的概念,将“滨海”概念摆在了城市建设的第一位。那么,离海最近、靠海生活的渔民,他们如何看待“滨海资源”开发,他们将是开发浪潮的获利者,还是旁观者,他们还要继续“无根”地漂泊吗?
◎东莞渔民的“无根游”
11月20日早晨6时许,鱼鳞云铺满了微微亮的天空。
家住沙田先锋村的58岁的吴韦礼拉开门,借着微弱的灯光,跨过了门槛踏出了门外。一阵风吹过来,他哆嗦了一下,裹紧了绿色的军大衣。
在海上生活了40多年,他练就一身观察天气的本领,估计了一下:今天气温约9°C,偏北风约3级,有风,不会下雨。
这种天气,除了冷风太大,却不失为一个摆渡的好天气。说是摆渡,其实是他走过一座小木桥,跨上一艘残破的旧船———这条船早已废弃了,是几名在此摆渡的老人拉过来的,可以给来往于狮子洋两岸的乘客歇脚。
他伸手解开了小船绑在旧船上的绳子,手一触及绳子就感到了一阵冰冷,又打了个寒颤。
沿江高速路开建一段时间了。建筑工人每天要靠渡船,才能过到对面的施工工地上班。为了多赚几块钱,吴韦礼每天要提前一个小时起床,摆渡建筑工人至对岸。
今天,吴韦礼来早了些。他蹲到了船头,长满茧的手伸进军大衣的袋子里,掏出了一根烟。背着风,他艰难地点燃了烟,大大地吸了一口,又吐了出来,烟圈尚未形成就被风吹散了。辛辣的烟味,刺激着神经:50年前,他跟随父辈的渔船来到先锋村仿佛就是昨天的事。
先锋村东与横流社区相邻,西滨临东江南支流,南与庄士花园隔涌相望,北与杨公洲相接。全村面积0.4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036人,约有190艘渔船。
吴韦礼什么时候迁徙至沙田先锋村的呢?他已记不清具体年份了。只知道17岁那年,他坐在载满了家当渔船的船头,父亲撑船,顺流而下,从道窖来到了沙田先锋村。
据《沙田镇志》记载,先锋村是在学习雷锋的浪潮中才改名的。1968年,渔民从道滘等地迁徙到现在的先锋村,被称为东莞道滘渔业大队,归新湾镇管辖。直到1998年,新湾撤归虎门管理,先锋村归沙田镇管理。
这是一段遥远而简单的记忆。他除了记得渔船、父母以及海水,其它一概无印象了。他说,自己是“无根”的一代,现在眉毛胡子都白了一大片了。
一直以来,他觉得渔民就像登上了一列开往远方的“火车”的旅客,没有目的地,哪里能捕鱼能生活即是“归处”———这是由渔民逐水而居的特性决定的。所以,渔民的生活就是一场“长途旅游”。
上世纪60年代末,虎门新湾和先锋村一样,进入了生产队时代。吴名允就是当时新湾渔业大队的一名干部。
吴名允说起当时的情景仍兴奋不已:“就在水面随便一撒网就能捞到一百多斤鱼,捕的鱼能供应整个东莞。但那时挣公分,渔民劳动的积极性不高,像捞到螃蟹,那时是把它拉出来,踩死扔到海里,因为怕它弄坏网,再说捞上来要和全社的人分赚不到什么；而现在,要是捞到螃蟹,宁愿把网给剪破,也要留下来,因为螃蟹值钱了。”
吴名允回忆说,那时,江水清澈,渴了就直接拿出瓢子,在船头舀了江水直接喝,水还有点甜；那时,四季分明,9月时分江面就开始腾起烟雾,似乎江水开了锅,江边茂盛的水草也随着北风沙沙地响起来；现在呢,气候很怪异,11月份直接从夏天跨入了冬天。
时间到了上世纪80年代,渔业大队正式解散,大队里的小渔船以1200元的价格卖给渔民,大渔船就以2万元/月的交清的形式卖出,从此以后,渔民开始分散作业。而原来的水产站也成了临时的柴油站,渔民用一百斤鱿鱼或虾米换二三吨柴油。
◎“渔味”渐渐淡去
刚掐灭了烟头,吴韦礼抬头就看见了有两名工人准备登船。哒哒哒的马达声撕破清晨的宁静,小船划过平静的江面……到了对岸,两名工人扔了4元钱在船板上,他捡了起来收到腰包里,然后驾船回到原地等待下一批渡河的人。
上世纪80年代初,吴韦礼有了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夫妻俩依旧住在船上,出海捕鱼的船则装上了动力更大的发动机,速度一下子提高了一倍。两个人带着孩子,可以闯进更深远的湛蓝大海中,有时出海就是一两个月,全家人吃喝拉撒睡都在那条窄窄的木船上。
两个孩子上学后,无论吴韦礼再怎么“威逼利诱”,他们都不再登船出海捕鱼了。他的儿子初中毕业后,没有参加中考,而直接到中堂工厂打工去了,已娶妻,生下一子。女儿则在高中毕业后,到一家酒店柜台前当收银员,今年已26岁了,前段时间觉得收银员的工作没意思,遂辞了工作,现在失业了。
在先锋和新湾的渔港里,有这样一幅画面,摆弄着渔网的渔民大多已年过半百,30多岁的渔民就被称为“年轻人”。而大多数老渔民的下一代已不再热衷于打渔,先锋村和新湾渔民的儿女们,早已厌倦了祖辈逐水而居的生活,不再继承捕鱼技术。渔村的大部分年轻人的学历并不高,只能从事底层的工作,孩提时曾经“富过”的年轻人,却喜欢追求自由,不愿从事一份1000多元的工作岗位,而在村里附近游荡。以至于吴韦礼等老渔民一直担忧,这个行业将逐渐在东莞消失。
事实上,现在东莞所剩的小渔船捕捞量极少,而较大吨位的渔船,由于珠江口水质污染等问题,只能到阳江、汕头等地打渔,打到的鱼就近卖到了当地市场。东莞市场上的“原生态”海产品大多要靠“进口”,这一现象的产生,也让东莞的“渔味”渐渐淡去。
吴韦礼说,东莞作为一座靠海的城市,完全失去了渔业的景象,是他难以想象,也不愿接受的。
上世纪90年代初,吴韦礼经过十几年的积累,手里攒得3万多元钱,又碰到国家贷款优惠政策。他与村里另外2名渔民拿出手里的钱和向银行贷了款,合股买了一条大渔船,约花了14万元。
从此,吴韦礼在海上漂泊的足迹更遥远了,深圳、阳江、汕尾等地均可到达。他们一路上捕鱼,捕了鱼就靠岸卖鱼,卖完鱼再度出海捕鱼……一两个月才返回先锋村一次,几个人靠岸休息,同时补渔网,补充物资。
那几年,鱼特别多,卖出的价格也不低,吴韦礼满满赚了一笔。“那时风光啊,一年能赚到10几万吧。”吴韦礼惆怅地说。
先锋村的渔民还有另外一个赚钱的渠道。部分渔民趁出入海境的方便,出去捕鱼也会顺便从香港、澳门等地带点私货回来贩卖,也赚了不少。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1997年,先锋村的渔民先后富了起来,人均收入远远超过邻近村落。
“渔民文化水平不高,有了钱之后,不知如何投资,让钱增值。相反,很多人倒是爱慕虚荣,大手笔购买了奢侈品,几万元的劳力士手表,几万元的意大利名牌皮衣……渔民挥霍了那么多钱,但有一件事做对了:花钱建了房子,直到现在还保值。”沙田镇农业办一位工作人员说。
无独有偶,虎门新湾的情况跟先锋村如出一辙。从资料看来,1984年,新湾渔业公社的经济总量约为1200万元,渔捞产量为32万担,渔民人均收入总体上高出全县1.5至2倍,一个船主的最高年收入达到13500元,劳力人均年收入则可达到8000元。直到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新湾渔民的日子日渐艰难起来。
对先锋村和新湾两地的渔民来说,1997年是一个转折点。那年开始,沿海的水质大量恶化,水面常常飘满上游河水带来的白色污染物。吴韦礼记得,除了水质的恶化,过度的捕捞鱼也是渔业资源的原因。
日子越来越艰难了。吴韦礼数次出海均空手而归,柴油倒烧了不少。1999年,他们3人终于决定:卖掉大渔船,还清国家贷款。很多渔民跟他们一样,既然没法过日子,那就卖船吧。那年,先锋村渔民卖了300多条渔船,新湾渔民也卖了200多条渔船。
◎“边缘化”的未来
船卖掉了,渔民如何继续谋生呢?不少渔民改行开摩的养家糊口,新湾就有2000人到3000人在开摩的。但是,2007年东莞开始禁摩限电,开摩的的渔民,有30多人转行做了交通协管员,20多人转行开黄的,其他的又都回来开始捕鱼了。
回来捕鱼的渔民也不轻松。家住新湾的
买不起大船的人,就像吴韦礼一样成了摆渡人,平均每天能收到30多元左右。“除去柴油费,大概能赚10几元,柴米油盐够了。”
渔村困难,渔民艰难。大部分渔民能领会“转业”的意思,但却没法接受“转业”的事实。在他看来,捕鱼的人除了驾船捞鱼”,其他还能干什么呢?对渔民来说,四五十岁了再去学一项技能,并非易事。
吴韦礼说,渔民无田无地,只能靠水吃水,捕鱼为生。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渔民是属于一个渐行渐远、被边缘化的“群体”,只有等到男的60岁、女的55岁,才能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福利———每一个人一个月200元社会保险金。但是,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400元对于一个家庭的消费,无异于杯水车薪。
近年来,政府对渔民最直接的支持体现在柴油补贴上。鉴于国内外油价高企,国家直接给渔民补贴。两年前,油价不断上涨,造成渔业生产成本提高,使渔民的生产生活日益困难。先锋村178户渔民共领取燃油补贴约1947万元。
据了解,每年国家会酌情按照渔民驾驶渔船马力的多少来确定进行一次柴油补贴的额度,补贴数额不等。吴韦礼坦言,听到国家补贴柴油费用的消息时,他后悔卖掉了船。
虎门、沙田政府也想方设法,引导渔民转业。每年八九月份,渔民休渔之时,有关部门组织休渔渔民参加点心师、鱼类养殖等培训班。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渔民学习了面包、糕点等的制作方法,课程结束后将进行考试,通过考核的学员可获得由劳动部门颁发的初级技术资格证书。
吴韦礼回忆起学习烤面包的经历,哈哈大笑。他觉得,政府举办这类培训可谓“用心良苦”,但是在点心师培训过程中学会了工序,考了证书,但一到人才市场却行不通了。在家里,有时会用上这看家本领,整点美味点心给家里人吃,这倒是很实在。
不过,鱼类养殖这门功课更实用些。先锋村里就有一位渔民靠鱼类养殖成功“转业”了。张胜仔在沙田镇穗丰年村承包了8口鱼塘,主要养殖乌头仔和南美白对虾。张胜仔的虾产量可以达到2.5万公斤左右,按照合作社收购的价格,至少可以为他带来50万元左右的收益,这比市场价高出2万元左右。
但更多的渔民负担不起一个养殖场所需的几十万元承包资金,加上没有管理经营经验,万一亏了就要负债累累了,渔民们年纪大了,都不愿冒这个险。到最后,靠养殖转业,也只是极少一部分渔民能得以实现。
今年以来,虎门、沙田政府相继提出了建设“滨海新城”的规划方案,而新湾和先锋村两个地方,不约而同会成为改造的重点对象。在规划方案中,新湾未来有望形成码头物流园区、汽车城、食品加工园、环保园、房地产项目等五大亮点工程,而先锋村也将成为宜居宜商的滨海新区。
如何安置两地的渔民呢?虎门沙田两镇均计划,让居民将整体迁走,搬迁至新建的高层公寓。
对此,吴韦礼一听说规划方案,抬头看了太空,思索了一会说:“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搬上去高楼后靠什么吃饭呢?而且,我的家里才40多平方米,先锋村才0.41平方公里,拆了能有多大用途呢?”
新湾社区刚满22岁的
如今,这两种思想正在两个渔村里激烈对碰。老一代人不愿离开祖祖辈辈“耕耘”的大海,他们不确定上楼后,自己的生计将如何得以保障。曾经当过渔业大队干部的吴名允则直言,“滨海”规划不能少了渔业,更不能让老渔民边缘化,“一个沿海城市如果连打渔的人都没有,还如何谈‘滨海’特色?”
而年轻一代,则盼望着新城市和新生活的到来,他们认为,这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
其实,民间也一直在探索充分利用海洋资源,让渔民脱贫脱困。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先锋村前面曾有一个游艇俱乐部,里面有2条高档游艇,艇上有自主餐厅。每次,凑够七八个人时,游艇就慢慢地开出港口,游向深海湾,来回就是一天,费用在1000元至3000元之间。不过,游艇游玩仅限于珠江口,市场没得到充分的培育,2002年左右,游艇俱乐部关闭了。同样,新湾也出现过一阵“海洋旅游热”,但大概只维持了一年,就因为没有经营牌照等原因而被叫停。
如今,新湾、先锋两地的渔民依然有人在畅想“海洋旅游”的前景,按他们的想法是,将渔船改成观光船,载着游客在近海游玩,同时提供钓鱼、餐饮、娱乐等服务。但当渔民们到有关部门打听时,却遭遇了“踢皮球”,渔民们说:“没有一个部门敢答复我们,因为批了证,就要负责管理,而出海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我想他们是不愿意担责任,怕出安全事故。”
对于安置转业问题,虎门、沙田的政府和渔民都在困惑,双方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不知下一步究竟该如何走。而在两镇相关规划中,虽然也会时常出现“大力推进渔民转产转业”的字眼,但究竟如何“转”,并没有细则标示。
此时,残阳如血。吴韦礼伫立江边,遥望着江面———年轻时曾多么痴迷宽阔无垠、吹着海风的大海,现在一看到海依然心动,想再次拉上云帆驶向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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