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财富网综合消息 汹涌而至的国际金融危机走到一个历史拐点。反思金融危机的演变及影响，视野不能仅仅凝固在经济领域。其实，这场危机对军事领域同样产生着深刻影响——

马克思说，一切问题源于经济。经济危机与军事安全历来密不可分。回眸二十世纪以来的世界史，经济危机诱发战争、推动军队转型以及重塑国家安全观，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一连串发人深省的历史逻辑。可以说，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往往具有广域性、扩散性和转移性，其爆发不仅危及经济，军事领域也难以幸免。在“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选择面前，美国被迫计划将未来两年的国防预算总额消减720亿美元，其中包括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海外紧急行动所需的资金。美军享誉全球的F－22猛禽战机面临停产，512架ARH-70新型直升机订单被迫取消；俄军军事改革步伐放缓，阶段性目标调整，期限拖延；法军被迫启动“调整规划”，关闭团级军事单位82个，转型33个；其它西欧国家纷纷放弃海外军事承诺，回撤海外驻军，以减少军费开支……金融危机对世界军事的影响可见一斑。在这场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触底反弹之时，用独特视角深度审视其对军事领域的影响，大有必要。

一、任何一场危机的爆发都不是预期而至的、孤立的，有些偶发性危机甚至会演变成危及国家安全的大事件。应对危机，军事能力不能置身其外

前瞻的战略预判。此次金融危机绝不是一夜之间孕育的，它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全球经济变化、政策结构缺陷和投资者判断失误的结果。然而，几乎没有人做出预测。危机顷刻间不期而至，波及面之广，危害之深，令人瞠目。历史表明，偶发性危机引起战争，并非个案。1907年、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引发了大贸易战，“当商品不能自由越过边界，士兵就越过了边界”，于是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直接催生了美军战略转型，并成为后来几场局部战争的潜在诱因。应该肯定，随着人类文明水平提高以及战争成本陡增，人类遏制战争的理性明显强化，危机直接引发战争的可能性有所下降。但不能忽视的是，如果危机持续恶化，各国用于国防的“金融链条”将可能断裂，从而引发全球安全态势的震荡。危机爆发的突然性、破坏的严重性以及演变的复杂性，警示人们拓宽安全视野，密切关注威胁国家安全的非传统因素，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保持敏感，对经济危机转化为军事危机保持警惕，用世界眼光“把住地球脉搏”。

快速启动应对机制。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本身的多米诺骨牌属性，使得经济危机会快速扩散。汹涌而至的金融危机，许多国家几乎来不及反映，经济便大滑坡、大崩盘。它是一场金融灾难，但它迅速向其他领域转移，哪个领域反应迟钝，哪个领域便遭重创。军费开支份额、国防科技工业、军事专业采购和国防动员潜力等，无不与金融的盛衰密切关联，一旦反应不及，哪怕慢半拍，损失立见。所以，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是遏制危机向军事领域扩散的关键。军事作为国家安全的最重要支柱，必须拓展预警功能，把忧患的触角向经济领域延伸，加强应急反应系统的顶层设计和配套建设，特别要从组织上、制度上、法规上解决应急机制的启动程序问题，应急启动流程由传统的“串联”式改为“并联”式，使军事应急机制与经济应急机制同步启动。

准备应对连环反应。毛泽东说：“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此次金融危机的伤害远不止于金融安全本身，它还使环境、食品、油价危机乃至社会危机相互结合，形成结构性危机。一些由于银行业过度开发而丧失自主权的国家，数以万计的中产阶层，几天之内就失去了购买生活用品的能力。突如其来的巨大经济损失，引起社会危机和政治动荡，冰岛几乎宣布“国家破产”，捷克、比利时、拉脱维亚等国相继换了首脑，美国甚至动了发动战争转嫁危机的念头。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连环效应”——每个涉及安全的隐忧都不是孤立的，一种危机演变为另一种危机不是危言耸听。军事力量作为应对手段之一，必须有应对连锁反应的预案，如果以为金融危机与军事安全相去甚远而高枕无忧，便离灾难不远了。

二、资源往往是经济危机最先触及的领域，对军事资源冲击的深度决定这场危机的烈度及走向。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有限军事资源的多重潜能

战略资源具有极大潜能。经济危机的根源，往往是由于资源短缺，无法满足正常消耗，导致经济秩序陷入混乱、失调。控制战略资源的投量投向，从宏观上调整消耗结构和市场导向，优化经济体系运行机制，可以解除危机产生的“病根”。上世纪30年代，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通过加大军费投入，扩大军费开支，调节经济运行，走出危机阴影，收获了经济与军事双重效益。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三年，东南亚各国国防经费已经开始以平均每年13.5%的速度递增。从目前东南亚各国遭受损失和经济回暖迹象上看，积极的资源策略显然为他们应对危机创造了先机。另外，从消除危机后果看，雄厚的战略资源可以通过转化输出，减弱危机产生的负面影响。此次金融危机之所以没有对我军日常供应需求、大项工程建设以及军事斗争准备等带来大的不利影响，也正说明我国30年改革开放所开发、积蓄下来的战略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

发挥战略资源预置功能。基于战略预判，有计划地在主要战略方向或重要战略区，预先进行资源储备和动员能力开发，是应对突发性危机的重要手段。自上世纪末起，美军按照“前沿存在”理论，在各战略方向建立了前沿保障基地，预置作战资源，增强了“全球干预、全球到达”的能力。我国不谋求霸权，也没有必要在国土之外谋求战略资源空间优势。但我国军事资源有限，而且一旦有事，作战任务区域大，地形复杂，大规模投送能力较弱，加强战略资源时空的预置与开发，在全疆域创造一种有力的资源保障格局，显得尤为重要。2008年，南方抗击雨雪冰冻灾害的教训之一，就是战略资源储备面窄，预置量少，临时调动难度大，资源保障力明显不足。预置战略资源，还必须注重主要战略区域产能的规划，通过平时产能的预置与开发，换取应对危机时投入资源保障的时间，确保地方产业及时释放能量。

拓宽军费开支的筹措空间。随着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在价格杠杆的调控下，国际资金流动原有的平衡被打破，行业生产力的急剧下降导致物价高调。受此影响，2009年第一季度，军队生活物资采购费开支同比上涨6.8%，各类工程建设经费同比上涨2.5%。面对物价上涨的压力，军费开支必须摒弃封闭式资金配置模式，适应国家物资流通体制改革，以物资筹供的经济性、有效性为目标，建立专业化、网络化、集约化的军队物资采办供应模式。同时，应当突破传统区域限制，立足国内市场，充分借助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全球化流通，拓宽保障资金筹措空间，确保国防建设拥有厚实的资金源。军队后勤专业人员要适应保障经费配置空间拓展的需求，熟悉和掌握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新规则，发展专业化采购机构和金融专家队伍，强化对市场运行机制的驾驭能力。

三、应对金融危机不是单纯的经济或单纯的国防问题，好的应对举措必须体现关联性、融合性和互用性特征，在军地融合中形成能力的协调与互动

国防应对举措与经济应对举措相衔接。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各种政策措施，其中，“扩大内需、保增长、保民生”成为我国经济应对举措的大政方针。筹划军事领域应对危机的措施，必须主动适应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导向，把国防对策融入地方经济应对体系之中，以结构性对策应对结构性危机。特别是基础性对策要兼容军队和地方双向选择，实现军地对接，避免各自为战，减少重复投入。此外，要开源节流，科学调整军费流向，在军事人力资源开发、信息化基础建设、战备工程项目、战略物资储备、高端国防科研等长远、长效的基础性工程上，加大投入，其他项目则压缩开支，既不影响军队的可持续发展，又有利于拉动国内市场需求，改变国防建设在社会经济产业链中的单纯消耗形象。

以经济应对能力带动军事应对能力。经济手段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中之重，国家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在经济领域建立健全了各种应对危机的机制体制以及相关配套设施，其中很多办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管用顶用的。加强应对危机的军事能力建设，要积极借鉴经济体系的预警报知机制、危机管理机制、应急启动机制、负面影响消除机制，以及相关法规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把经济、外交、科技、文化应对能力与军事应对能力集束整合。军队要响应国家经济体系结构性调整的政策导向，主动与地方相关部门进行沟通，把国防需求注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在交通运输、输油管线、水电线路、信息高速公路、地下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中，提出合理的国防需求，使军事应对能力随国家应对能力的提升而水涨船高。

在军地互动中形成抗危体系。军地融合转化、双向互动，有利于形成整体抵御风险的体系。这里的关键是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夯实军地融合的基础。在高新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军用与民用技术、应战与应急技术界限越来越模糊，通用性日增。但由于我国长期军地相对独立的资源运行与保障机制，军民技术标准规范难以统一，军地资源双向转化障碍重重，限制了国家整体抗危能力。改变这种局面，需要协调地方相关职能部门，广泛开展军地技术交流，拓宽军地交融渠道，打破军民技术壁垒，逐步制定满足军地两用的技术标准体系。军事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尽量采用通用的国家标准，在必须使用军用标准或应急所需的特殊标准时，也要尽量按照所需产品的性能提出需求，而不单是看产品的物理特性或生产方法，以利于不同标准之间的转换。

四、历史上每次危机都逼迫战略结构进行调整，为新体系的出台孕育生机。必须把“调结构”作为长远发展的深层次举措，力求实现“弯道”超车

危机是新结构产生的机遇。“危机”一词本身就是“危”与“机”的结合体。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深层次的影响还是对经济体系结构的冲击。经济危机呈现周期性，下一次危机在旧的经济结构成为发展障碍时，既达到爆发的临界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危机的本质就是旧体系解构、新体系重建的过程，重新设计经济结构，甚至关系今后若干年的全球安全。经济作为社会发展最活跃的因素，其体系重构必将给其他领域带来深刻变革。当危机引发产业结构重大调整进而发生产业革命时，也同时改变着社会生产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甚至包括军事体制编制和战争形态。军事领域必须密切注意经济结构转型的趋势以及可能带来的变化，主动作为，有步骤地革除体制结构上的弊端，力求与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步。如此，方能在危中寻机、危中思进，追赶最先进的军事体系结构的发展潮流，甚至在某些方面实现“弯道”超车。

转化危机依赖高新技术。当贪婪无度的华尔街和各种花样迭出的救市计划，将西方国家民众仅存的信心消磨殆尽时，如果说还有一根救命草，那就是高新技术。1875年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战后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同样，信息技术革命也一定程度得益于1987年的经济危机。有资料表明，新技术20年里给美国带来4％的增长。新技术从来都是新结构的“助产婆”。纵观19世纪以来世界大国摆脱经济危机的种种努力，很重要的一条路径就是通过科技进步推动产业革命，进而以新支柱产业为核心，重塑经济体系。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新动力能源计划”，隐伏着一个宏大主题——借助清洁能源的推广以及能源通货的再造，来催生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以此撬动更多产业实现重组。谁都知道，一项成熟技术的重大突破，能节约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减少众多繁琐环节，最终带来“结构革命”。军事领域要紧紧盯住为应对经济危机而产生的新技术，注意那些可能带来军事效益的、具有重大军事价值的新技术。近期，美军根据政府的“新动力能源计划”，提出“能源战争”这一全新的作战概念，这或多或少预示着作战体系结构的新一轮变革，已经为期不远。

让结构调整步入科学轨道。金融危机是坏事，但它带来的机遇却不可小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不少国家不得不降低技术出口“门槛”，靠出售新技术来换取资金。我军应根据新的战略需求，强化网络、空间和海洋意识，通过各类新技术的引进，着力推进国防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军工企业的改造与重组，提高核心军事技术的自主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同时，优化军费配置结构，适应市场导向，确保军费供求结构对称，更加注重军事人力资本、发展性费用的投入，使资金投入有利于军队结构体系的升级，力求从新的体系结构中获得抵御危机的能力。此外，调整战略储备体系，以长期准备、系统配套为着眼点，合理选择市场进入的时机和切入点，提高战略物资储备的经济效益。对于事关国防安全、军队建设全局的核心战略物资，采取实物储备模式，提高战储体系应对危机的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