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与生态文明视角下的乡村振兴与文化传承

文 | 杨年春 

泛华集团副总裁

乡村发展是动态重构的过程，乡村振兴不是固守传统农耕文明，而是要结合新时代、新需求，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面向未来创造和引导新的文明，既要给旧的文明留下传承空间，也要给新的文明留下发育条件。

不可逆的城镇化进程改变了城乡关系，特别是改变了人口结构、供给关系等，使得乡村不得不面对现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乡村发展是因地制宜、一村一肌理的创造与沉淀的结合，所以乡村的规划和建设者，一定要以深入的乡村体验作为重构能力的基础，这样才能预见未来的生产场景和生活场景，有针对性地提供和升级服务。乡村的文明智慧和发展柔性不是“建筑师”不屑就能颠覆、摧毁或建立的，要有时代性、地域性地传承与发展。

只有充满时代活力，乡村才能有要素聚集力和发展力。所谓乡村文化传承，一定是适应未来的、有创造性和创新性的，不能因为传承而禁锢了乡村的现代化进程。

当下，乡村发展要思考数字变革、数字经济、数字时代，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下的乡村振兴重构，产业与经济、文化与社会、生产与生活、新技术和新方式需要的场景，以及新关系下的新结构。

乡村保护与发展的逻辑不是冷冰冰的机械和形而上的，而是技术进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产关系变革的趋势、动力、抓手等。顺应了这些趋势和动力，就是有活力的，有价值的，就是农村所需要的。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绵延五千年的农耕文明不断被工业文明所冲击，乡愁再度成为人们心中守望的记忆。在长期的社会迁延与情感沉淀中，乡愁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传统元素与精神基因，成为民族情感的依凭与精神家园的归附。

乡愁本来就是主观的词，所以有个体性和鲜活性，而不是机械性。乡愁既有主体人群参照的，也有时代感的，所以父亲的乡愁、我的乡愁和儿子的乡愁自然不一样，但只要不过度粗暴地大拆大建，乡愁自然会留下和更新。父亲的乡愁是宗祠和水口旁边的古树的记忆，我的乡愁是乡村小学和村口河坝放牛的故事，儿子的呢，或许是门前桂花树下爬上爬下的故事。乡愁也有两重含义，一重是历史存在的认同和记忆，一重是现代发展的变化和期待。谁也不希望自己的乡村因为记忆需要而固守和没落，而是希望她随时代进步、融合。

以乡村文化的传承，营造乡贤发展的生态，培养、塑造、提升第一要素，激活和组合其他各类要素，形成更强大的生产力，使得文化软实力成为一个乡村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乡村振兴不仅是农耕文明演化，还应是顺应时代的数字文明、生态文明下的四化融合。现代乡村发展是全面融合的发展，农业产业结构性变革需要第三产业、订单经济、体验经济，复合经济，规模经济、平台经济，需要空间再造、乡村工场，新材料、新设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需要加强绿色农业、休闲农业、水环境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提升，需要现代公共文化设施，数字化基础设施，需要现代治理体系。

农耕文明时代，山林中一户人家就构建起了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后来发展为一个自然村和一个家族的互助体系，当下，则可能需要几个村联动的一个小流域才能自成体系，而未来，乡村或许要参与到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才能运行。所以，乡村不仅是农民的乡村，而是大循环下联动的一部分。

乡村可以自然更迭，但是自然更迭跟不上人民日益提升的美好生活需求，之所以规划和振兴，就是希望主动重构，以期更快带动和引导变化，而且不重复折腾，减少太短期行为的浪费，从而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适度引导跨越发展。

乡村振兴一定要把握的是乡村的动态发展、开放发展、联动发展、持续发展……而不是固守不前，城乡割裂，封闭自守。农村的生态环境、乡村肌理、乡风文化都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不能把乡村割裂为农民、农业，不能只靠农民独立去发展乡村第三产业。很多人对乡村和农民的认知基本上还停留在40年前，其实改革开放后，乡村在巨变，农民也在进步，农民的子女也正在城镇化。要清醒认知中国农民的现状，70-80以上的才是传统语境里的老农民，50-60岁的大多做过副业、做过农民工的，30-40岁的基本都深度参与了城镇化过程，他们在城乡间频繁活动，而10—20岁的新农民，已经在信息文明的基础上与城镇人口有一样的信息量、知识量和现代思维与人生追求了。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是给新时代农民准备的，通过新时代农民承上启下，带动上一代和下一代，激发内生动力，以文化传承、以更开阔的眼界和理念促进乡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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