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一带一路”是商业互惠发展导向的。中国的文化和治理理念，与西方认知存在较大差异，以至于许多友好的、和平的、互利的动议，在国际上被误读。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一方面，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不断凸显，在许多方面，需要国际社会听到中国的声音，寻求国际话语地位；另一方面，现有的国际秩序的制定者和维护者也必然对于既得利益可能受到冲击极度敏感。尽管有这一现实的利益冲突，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出于对抗目的，而是寻求合作共赢。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国际社会的话语体系和反应，中国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以回应国际社会的质疑，消除国际误解，化解蓄意曲解。
第一个调整，是表述的规范，统一用“倡议”，全面去“战略”。这里有许多误读误解的成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也多用战略。我国“十三五”规划，也是讲“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调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作为国家的空间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也是国家战略。因而，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媒体宣传和解读，也多用“战略构想”，明确强调为国家的“重大战略”。中国科学院成立的研究中心，称谓“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一些地方，例如云南、广西等沿边省份，提出要建设“一带一路”桥头堡，一些内地城市例如重庆、西安，提出要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常规经济意义的表述，由于词义内涵带有军事表征，被国外解读为军事意义上的战略。中国的话语体系与西方话语体系表述上的误解。“一带一路”倡议，本来就不是地缘政治目的，这种话语表述上的误解，2015年以后，逐步规范，使用“倡议”而非“战略”。桥头堡、战略支点一类的表述，也淡出主流媒体。
第二个调整，从相对封闭到开放。中国“一带一路”界定所涉及的国家，在2015年4月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尽管明确所涵盖的“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但在各种分析、解读、政策文件中，重点或者主要涵盖的是沿线国家，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陆地。它有三个走向，从中国出发，一是经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二是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一路”指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包括中国在内共有65个国家。2015年中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所明确的，是“与沿线各国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造福沿线国家人民，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相对来说，是封闭的，排他的，不在沿线的国家，没有包括在倡议的实施方案中。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世界上认同、支持、贡献的国家都可以参与。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的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统计，截至2018年底，中国已累计同122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0份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第三个调整，是从单向到网络互动。“一带一路”倡议，是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到相关国家投资，实现互利共赢。“一带一路”以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手段或路径，相互支撑，但是，实施的难易程度和效果，不可能齐头并进。应该说，在宗教色彩浓郁、文化差异迥然、治理体系西方主导的“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政策沟通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在宗教和文化差异而形成“文明冲突”的历史背景下，作为社会根基的民心相通之路更是漫长。作为重点内容的贸易畅通，存在互补，但是，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要高于多数沿线国家，因而，贸易的单向性也就成为一个显著特征，随着贸易的深化，贸易的互通性在不断而且快速提升中。例如中欧班列，返程班列比例稳步提升。2018年共开行中欧班列6 300列、同比增长72%，其中返程班列2690列、同比增长111%。即使是这样，也有近60%的班列满载而去，空载而归。作为优先领域的设施联通，包括道路交通等硬件基础设施，也包括能源化工的基础产业，是重点，是资金的需求所在，是企业走出去的载体。“一带一路”多数投资成功或困惑，乃至于失败的案例，也多集中表现在设施联通。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双向性、多边性，参与的国家之间可以是命运共同体，不是单向输出，不是简单双向，而是共同体。
第四个调整，从工业投资，工业产能的输出和落地变为绿色低碳，打造绿色的“一带一路”。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愿景与行动”，也要求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鉴于“一带一路”国家电力短缺，技术相对落后，中国的燃煤发电，不仅成本具有竞争力，而且技术也相对先进。中国产业园区的实践，一些“一带一路”国家也采用这一方式接受中国产能。这些技术相对于受资国，应该说是相对绿色的，但是，这些投资从属性上讲是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发达国家或受资国内的一些非政府组织，责难中国的“一带一路”投资是污染转移，增加温室气体排放。中国国内的环境质量也受污染困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绿色低碳不仅要求是一种相对标准，而且应该对标巴黎协定目标。不论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还是投资规范，“一带一路”建设中，明确绿色低碳的要求和内涵。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倡议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并为相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援助”。“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也从常规的“棕色”转向“绿色”，色彩、色调变化了。
第五个调整，是从资本到人本。“一带一路”倡议推出之初，合作成功的测度在完成多少投资、建设多大产能、获取多少收益。从资本的视角看，资本输出、获取利益、产生财富，看到的是资产的积累和增值。但是，发展的中心是人，在于提升人的教育、健康、文化、消费水平。“一带一路”投资，不仅仅是资本，而且拉动就业，增加收入，推进教育和卫生设施。以人为本，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推动社会进步，“一带一路”的话语重点，就这样从资本到人本。实现这一转变或调整，实际上是国内发展测度的唯GDP论在对外合作上的简单外延。一开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我们自己也并不是特别清楚，在国际合作进程中，实际上也在改变我们自己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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