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亚太安全秩序是在冷战地区安全秩序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冷战时期的亚太安全秩序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年代两极秩序的形成，即以美国主导的、主要存在于西太平洋的同盟体系，与中苏主导的、主要存在于东亚大陆的同盟体系的对抗。第二阶段是1970年代初中苏分裂和中美关系改善后地区安全秩序的变化，虽然这个阶段美苏两极对抗的态势依然存在，但均势因素上升。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两极安全秩序不再，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依然存在，中国是重要的独立的安全行为者，东盟作为新的安全行为者出现，地区安全合作成为新的安全规范。

亚太安全秩序新特征

当前亚太安全秩序的主要特征是霸权稳定、均势和合作安全的混合。美国通过其强大的军事优势、广泛的前沿军事存在以及扩展中的“盟友+伙伴”的安全网络，保持对地区安全的主导能力。这是地区安全秩序的首要特征。一些国家通过对内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对外加强与他国的军事合作，来平衡他们眼中的安全威胁，如中国通过推进国防现代化和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协调来抗衡美国，日本、越南通过发展军事力量以及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来抗衡中国等。这是地区安全的重要特征。此外，本地区国家为了改善地区安全环境和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加强安全对话以增进互信，推进多边安全合作以促进共同的安全利益。这是地区安全秩序的新特征。

当前亚太安全秩序的局限性主要是：在新的地区政治与安全环境中，美国谋求巩固和扩大其霸权体系容易引起本地区的紧张甚至对抗，也难以解决本地区今天面临的诸多安全挑战；一些国家针对中国的均势政策有可能导致战略竞争，从而危及地区稳定；地区安全合作范围有限，力度不足，亟待加强。

四力量中心复杂互动

在当前的安全秩序中，中国无疑具有多重身份：它既是新兴的力量中心，又是对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的挑战者；既是均势的施动者，又是均势的实施对象；中国还是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地区安全合作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中国既通过力量的增长改变地区权力结构，又通过新安全观塑造地区安全机制和安全规范。总体而言，中国是地区安全秩序中重要的行为者，具有在力量、制度和规范上塑造地区秩序的能力。

中国的崛起、美国的战略调整、日本加紧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东盟的规范性效应等是亚太安全秩序变革的主要驱动力，而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驱动力。中国、美国、日本和东盟这四个力量中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

从中国与其他几个力量中心的互动看，中国与美国在亚太地区存在着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分歧和战略矛盾，但是中美也在亚太存在着重要的共同安全利益，因此中国既要抵御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和安全威胁，也要与美国合作应对一些地区安全问题，还要避免与美国走向战略对抗。中美之间的安全互动将主要表现为有控制的竞争与有限度的合作，并以规避冲突为底线。

在中国快速崛起背景下，日本强化防华、制华、反华战略，因此当前中国与日本的竞争态势较为突出，但双方均无意走向军事对抗和冲突，加之美国对中日角逐的介入，中日竞争升级为严重对抗的可能性不大，但中日矛盾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突出，这一矛盾既反映了中日两国的地缘政治矛盾，也体现了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的矛盾。

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争执和摩擦，但东盟国家对华反应并不一致：一些国家如菲律宾、越南积极牵制中国，甚至与中国对抗，另一些国家如新加坡则防范中国，还有一些国家如泰国、柬埔寨则与中国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东盟国家由于在对华关系中利益不同，很难在战略与安全上采取一致的对华立场。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东盟必须保持大体稳定与合作的对华关系，特别是对华经贸往来以及与中国在地区事务上的对话与合作，以实现其经济利益和政治与安全利益。

从其他几个力量中心的互动行为看，美国既要防范和牵制中国，同时在重要的地区安全事务上又离不开中国的合作；既要利用日本制衡中国，又要防止日本拖美国下水、走向与中国对抗，更不会允许日本脱离美日同盟；既要利用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牵制中国，又与东盟竞争地区事务的主导权。日本正大力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积极拉拢东盟（尤其是菲律宾和越南），以达到制衡中国的目的，但是日本缺乏与中国走向对抗的能力与魄力，也意识到在与中国的较量中，美国的支持是有限的，而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更不会在中日之间选边站。东盟既需要平衡中国上升的力量和影响力、在南海问题上制约中国的行为，又需要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参与和合作；既需要借重美国平衡中国，又要防范美国削弱东盟的地位与影响力；既需要利用日本，又不愿在中日纠葛中选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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