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知远

我确信澳大利亚需要制定海洋战略。我还确信，在2012年10月31日“地面作战研讨会”（Land Warfare Conference）开幕演讲中，陆军总司令做出的论述恰到好处：我们的国家更需要澳大利亚国防军（ADF）形成整体作战能力，而不是陆、海、空各军种的独立发展。这种观点构成了我的基本立场，我相信这一点也会得到国防军所有高层领导人的普遍认同。

即使如此，澳大利亚国防军确实需要各军种的发展以及其对联合作战行动所贡献的能力。但首先我想暂时跳过所谓的战略问题，因为我真正担心的问题是我们所做的战略讨论在海洋问题上出现混乱的状态。我想先谈一谈哪些思维意识支撑着，或者应该支撑所谓的海洋战略。我所说的内容基于一种前提，即当前我们所进行的战略学术讨论绝大多数并没有触及澳大利亚地缘政治环境中的某些核心问题。

下图展示了澳大利亚海洋主权和权力——当然也包括邻近国家的相关内容——我国海上交通运输命脉贯穿其中。这与我们平常看待海洋的方式有所不同：明确哪些区域澳大利亚或其紧邻国家享有主权以及在哪些地区我们可以行使权力，二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我怀疑这并不是许多人习惯看待海洋问题的方式。

世界上的海洋并不是一片均质区域。图中存在的许多细微差别如果我们不能充分理解其代表的含义，我们的作战能力将受到严重影响。我认为，为了使澳大利亚国防军形成高效的海洋战略，我们需要改变思考问题的方式，在所有层面上真正理解我们的海洋环境，包括海洋地形——进而在这种地形条件下管理作战行动和海上交通。

有个问题一直以来都让我感到困惑：为什么“联合海洋战略”突然变成一种时尚？我并不清楚为什么需要在“海洋战略”前面加上“联合”二字以突显其重要性。尽管我们缺乏一种得到普遍承认的学术定义，但是无论哪一种学说本质上都承认海洋战略具备内在的联合属性。

如果我们确实需要提高这个术语的质量层次，我想用“整合的海洋战略”更能体现其特征。使用“整合”是因为该战略的实施首当其冲地将利用澳大利亚国家防御部门的全部能力，而不仅仅是国防军。更进一步说，海洋战略还需要国家其他方面能力的支持并且将运用国家影响力的所有手段。

我想在彻底阐述和将海洋战略概念植入大众意识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摆脱海洋战略仅与海军相关的传统观念。这项任务将由我来承担，作为海军领导人不断强调这个问题并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至少不会有人怀疑我做出这种判断的动机。如果我们不能使这种观点深入人心，那么不可避免地人们会问同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海洋战略中需要强大地面作战力量的支持？”

但是在审查海洋战略概念的过程中，我们确实需要理解战略讨论所赖以支持的力量基础。然而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这些基础力量就像是码头平台下的旧木桩：在大部分时间里，它们都能对上层平台提供良好支持，但只要发生轻微的碰撞或是接受严格的工程检查，它们就会暴露出非常严重的问题。在我们的思考过程中，有关国家安全的战略讨论过份地围绕陆地问题为中心——请注意，我在这里使用的表述并不含任何贬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现象的出现不可避免。大部分人类活动都发生在陆地上，关于国家安全的决策也是在这个环境中产生。但我们的国家安全问题争论绝大部分集中在“大陆”和“远征”思维学派之间，这种研究方式容易使关于安全问题的整体讨论误入歧途并且忽略某些战略环境的重要变化因素。正如迈克尔•威斯利（Michael Wesley）最近所说，澳大利亚真正需要的是“充分发挥想象力的海洋战略”。

我们经常使用诸如“海-空差距”（the sea-air gap）等术语以及这种情况持续多年不变的现象正是值得我们担忧的问题。这些术语的存在暗示复杂的主权争端和关键海上交通线问题毫无价值、无足重轻。近期在国家安全学院的一次演讲中，陆军总司令关于“陆-海-空桥梁”的表述至少体现了军种联合的概念和价值受到重视。

过去，我曾经建议要形成真正的海洋思维学派从而为海洋战略的制定提供智力基础。关于澳大利亚的战略思维应该注重其地理、经济和外交局势；注重我们的国家利益、相对的力量优势和弱势；其必须建立在明确国家目标以及我们希望实现实现该目标的方式的基础上。澳大利亚的战略思维通常开始于我们是一块海岛大陆以及我们的国际贸易完全依赖海上交通的事实，但其往往也终止于此，不会再继续深入讨论这些问题的影响。事实上，这就像是一份文件的前言——迅速浏览之后就没有人再去认真思考了。

在形成海洋思维学派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澳大利亚海洋主权以及其能够行使这些权力的绝对范围必须得到明确；海上贸易越来越频繁以及澳大利亚当前的经济繁荣对其依赖程度日渐增强的事实必须得到明确；海洋环境下的国家行为越发具备价值和影响必须得到明确：无论是石油和天然气、替代能源开发还是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这在旅游业和食品安全行业得到最明确的体现，尤其是养殖和野生渔业资源。

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对外贸易在国家实体经济增长中占有重要份额。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高度互联和实时交易的经济系统中，澳大利亚所处的地缘政治战略环境存在本质上的薄弱环节。最后，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为了保持贸易活动的自由和开放，共同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以海洋为中心的单一作战力量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其必须得到整个军事系统的合作和协助。当然，这项任务还不可能完全单独由军事机构执行，正如《在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白皮书所强调的那样。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哪种学术流派都不应该使用逆向工程的方式支撑起当前的力量结构，或是将其作为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的挡箭牌。这对于海洋战略又意味着什么？我想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国家的经济重心并非陆地上所蕴藏的资源，当然也不我们的工业制造业，而是我们开展贸易活动的能力：确保重要资源进口——从战略角度考虑，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石油——以及出口。

这使澳大利亚国防军将在决定国家核心利益的行动中担负中心任务，保护支撑国家经济繁荣的贸易能力。这项任务开始于本土港口和基础设施防御，同样还包括整个端对端海洋贸易系统中所有关键咽喉地区和海上航道。这意味着未来我们需要向离岸距离长达350海里的基础设施提供保护，更不用说岛屿等主权领土。

从军事角度考虑，我们需要使国防军同时具备到达和维持能力。例如，我们需要护卫舰和潜艇部队部署到指定位置并持续执行作战行动；我们需要情报、监视和侦察资源也具备相同能力；我们还需要部署和维持可信和强大的地面作战力量从而实现更加庞大的国家战略目标，这些能力都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我本人可能存在偏颇的观点，2009年的国防白皮书就曾提出发展具备上述特点的平衡的作战力量结构。2012年8月在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发表的演讲中，国防部长史密斯再次强调了政府对发展平衡作战力量结构的核心能力的决心。无论怎样解读这份白皮书，很明显强大的地面作战力量都是这种平衡力量结构的组成部分。

通过对国家战略环境进行认真研究，我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澳大利亚的战略核心的海洋组成部分比以住人们普遍预估的要具备更加重要的影响。考虑到我所提出的众多因素，我认为通过对我们的海洋利益施加影响敌人同样能够在针对澳大利亚的军事行动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并不一定需要在澳大利亚本土实施作战行动，甚至不需要接近其海岸。如果我们的海上固定和移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系统就无法再正常运行。我并不是说决定性的行动一定会发生在海上，事实不是这样，而是说当前海洋作战行动比以往具备更加重要的战略影响，我深信这一点将彻底改变我们此前的战略思维。

这就是2009年国防白皮书采取了区别传统“防御澳大利亚”模式的原因之一。尽管对海上贸易和交通线提供更加广泛的保护是国家海洋战略根本组成部分，全谱冲突中的力量投射能力具备同等重要影响，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毫无疑问，直升机船坞登陆舰（Landing Helicopter Dock）的海上力量投射能力在国防军力量结构其他部分的协助下，将大幅推进澳大利亚海洋战略的实施。

我认为陆军作战能力实现“阶梯函数”式增长以及直升机船坞登陆舰给国防军作战能力带来的提升都是非常好的现象。定位于两栖作战行动的决策也是近年来影响最为重要的举措之一。对于澳大利亚国防军来说，海上力量投射是其作战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尤其在澳大利亚将对南太平洋和东帝汶地区安全和稳定发挥重要作用的情况下，因此，集中专门的力量关注继续深化海上竞争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海军力量投射的核心元素是海上兵力运输能力，在两栖作战行动中则需要海上火力以及陆地作战力量的协同。然而，国家力量投射不是只能利用武装部队以“硬实力”的方式实现。人道主义援助、灾害救援以及非作战人员撤离等行动都能够展示与硬实力投射行动相同的基础技术和能力。通过直升机船坞登陆舰，我们将具备硬实力和软实力投射的核心能力。

其作用对于国防军越重要，在全面实现其发展潜力时我们遇到的挑战就越严峻：我相信在实施海洋战略过程中有时会以突破其他作战领域原则底线为代价，因此，我们需要努力提升整体效能。每个独立的作战领域中都存在必须熟练掌握的技能，我们不能承受忽略这些问题所带来的代价。当然，历史上我们也曾经寻求实施海洋战略。近期，陆军总司令也正确地指出澳大利亚在二战期间实施的防御行动正体现了成熟的海洋作战模式。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没有一场“南太平洋日德兰海战”可以拯救我们的国家。但是我认为，对决定性海战的着魔状态已经占据海军学术研究者的思维空间长达一个多世纪，而实际上他们都受到了误导，因为对海洋控制的积累效应和利益才是海洋作战行动的重要使能因素。

我们在实施海洋战略过程中取得的第一次巨大成就——尽管脱胎于更大的帝国方案之中——可以追溯到1909年英联邦成员国政府规模最大的海军采购计划之一：澳大利亚决定购买其第一支海军舰队——明年我们将通过悉尼港“国际海上阅兵式”（International Fleet Review）及相关演习庆祝其到港百年纪念。这支由巡洋舰、轻型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组成的舰队构成了当时澳大利亚海洋防御战略力量体系的重要部分。

英联邦海军和其他军事力量在这种战略中发挥了三种作用：首先是港口防御：这项任务由海军和其他军事力量共同完成。用我们当前习惯的表述，关键基础设施防御是国家防御的重要元素，因为其是确保维持贸易能力的重要措施之一。尤其在我们的海洋基础设施越来越远离海岸，进入离岸经济区的情况下，这项任务的复杂性将大幅增加。其次是确保地区安全：早期的实例是澳大利亚海军和远征军，而我们当前将其理解为“现有的联合作战力量”。第三是通过我们对帝国防御系统的贡献与盟军共同作战。

1914年，澳大利亚军队完成了全部三项使命。由于我们的威慑力量，德国人放弃了对港口发动进攻的计划。我们在1915年4月25日之前所实施的地区安全行动压制了德军的进攻态势，而这段一战历史却常常被人们所遗忘。事实上，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功，德国亚洲舰队（German Asiatic fleet）不得不完全撤离该战区。在确保国家周边安全后，我们还在更远的战场协助盟军开展作战行动。因此，尽管我们并不经常从这个角度思考，但澳大利亚在一战时期的防御战略完全是一种海洋战略——而且我们都知道地面作战力量在实现最终结果过程中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想把大家带回到1998年并引用迈克尔•伊文斯（Michael Evans）论述结束此次演讲。伊文斯非常具有预见性地描述了陆军在海洋战略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他写道：“只有彻底理解其在海洋战略中的联合本质，澳大利亚地面作战力量才能完全实现其作用价值。”我想更进一步说：只有彻底理解所有国家实力元素在海洋战略中的作用——包括其中蕴含的机遇、相互依存关系以及.................

详细报道：http://mil.sohu.com/20131004/n38760886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