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河北省乐亭县扇贝养殖区域的扇贝苗开始大量死亡，原因至今扑朔迷离。同时，渤海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导致的溢油现象仍未停止；由于缺乏油指纹分析结果，无法确定扇贝的大批死亡是否与蓬莱溢油事故有关。
作为三面环陆、近封闭的内海，渤海以水体交换缓慢、自净能力差著称。今天的渤海，呈现出近岸海域整体“亚健康”状态。有迹象显示，渤海近岸污染与生态破坏，已成为摆在政府案头的最现实挑战之一。
7月10日，国家海洋局在天津紧急召开“国家海洋局渤海海洋环境专题会议”，要求全面对所有油气勘探开发作业活动进行督促检查，并密切关注浒苔、赤潮等自然灾害的动向。
7月25日，国家发改委等十部委以及山东省、辽宁省、河北省、天津市政府共同召开的渤海环境保护省部际联席会议，针对渤海污染治理又提出新的目标。
溢油阴影
对渤海沿岸渔民而言，溢油事故并不新鲜。国家海洋局一份从未对外公布的《渤海综合整治规划》中，记录了这样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1979年胜利油田排入渤海的原油达45708吨；1987年秦皇岛港输油站溢出原油1470吨；1986年渤海2#平台井喷，泄漏大量原油；1990年巴拿马籍货轮与利比亚货轮在老铁山水道碰撞，造成溢油面积达120平方公里，并于4天后诱发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的赤潮；1998年底，胜利油田发生油井架倒塌，持续溢油近6个月……”“我们对这种污染实在太熟悉了。”河北乐亭的扇贝养殖户崔波（化名）在电话中叹息，“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事而已。”
作为油气资源相当丰富的沉积盆地，渤海地区的海上油气田与沿岸的胜利、大港和辽河三大油田构成了中国第二大产油区，全国50%以上的海洋油气工业贡献出自该地区。
2003年下半年，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掀起了一股兴建石油码头的热潮，渤海湾也不例外；大连、天津等沿岸城市，纷纷将建设大型油品泊位作为其城市战略发展的重要部分。“十一五”期间，渤海沿岸三省一市全部将石油化工产业作为生产力布局重点。“产业布局同构化的出现，基本还是由当地的资源禀赋决定，大钢铁、大石化企业扎堆出现并非没有缘由，”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征学告诉记者，这意味着潜在的威胁隐患在大大增加，渤海沿岸的生态压力不小，急需对周边地区的环境容量和承载力作出客观评估。
这种危险隐患，最终通过种种事故获得佐证。国家海洋局的数据显示，“十五”期间，渤海海域发生溢油事故16起，占同期全国海域溢油事故的近一半；而进入“十一五”，海洋溢油事故的风险“不降反升”。仅2008年，渤海海域便发生12起小型油污染事故，发生频率高于南海、东海等海域。最严重的两起事故，莫过于2006年发生的由渤海油轮事故叠加海上油田盗油的渤海特大溢油事故，以及去年7月发生的大连新港重大溢油事故。前者造成胜利油田原油泄漏持续三个多月，河北、山东两省部分养殖户的养殖海产品遭受“灭顶之灾”，损失超过7亿元；而后者溢油量超万吨，创下中国海上溢油事故之最。
下一个死海？
多年前，曾有学者发出“再不治理，渤海恐将成为下一个死海”的警示。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邹景忠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在上世纪70年代就参与渤海污染调查的学者之一。他对渤海生态遭到破坏最直接的回忆，是海洋生物数量和物种的剧减。
历史上，渤海湾的水生生物约有150多种，有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多达70种。“上个世纪70年代，渤海还可以捕捞到两指多长的野生对虾，当时是渤海的支柱产品，出口创汇换回了很多物资，而现在早已不见踪影，”邹景忠对记者说，“这意味着渤海的海洋生态系统正逐渐退化。”历史上以“天然鱼仓”著称的渤海，海洋鱼类物种的数量也在急剧下降。今年7月13日，天津市渤海水产研究所发布的《渤海湾渔业资源与环境生态现状调查与评估》项目报告显示，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从过去的70种减少到目前的10种左右，带鱼、鳓鱼、真鲷、野生牙鲆、野生河豚等鱼类几乎绝迹。“（渤）海湾作为渔场的功能已基本丧失。”国家海洋局在其数据后如此评价。
海纳百污造成渤海生态系统恶化的，不仅是石油。陆源污染才是渤海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这其中不仅包括常规污染物氨氮、总磷、COD、石油类，也包括汞、镉、铅等重金属。甚至有学者认为，用“海纳百川、川川皆污”来形容渤海近岸海域的污染状况并不为过。渤海水质近年来持续恶化：2006年至2010年，第四类水质海域面积由1750平方公里一跃至5100平方公里，劣于第四类水质的海域面积由2770平方公里扩大至3220平方公里。环渤海经济带的飞速发展，加重了这一趋势。天津滨海新区、河北曹妃甸、首钢搬迁等都为重工业产业提供了发展契机，而企业的临海建设与工业布局却一如既往未将海洋的环境容量考虑进去。
国家海洋局和环保部每年都要对入海排污口附近海域水质进行监测。2010年国家海洋局的数据显示，在100个入海排污口中，86个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88个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不能满足所在海洋功能区水质要求。
山东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王亚民，此前为农业部渔业局环保处官员，多次参与海洋污染案件的鉴定和调查。在他看来，渤海近岸海域已经出现了内陆湖泊河流常见的富营养化趋势。
2000年，仅占中国管辖海区面积2。6%的渤海，每年通过各类排污口直接排入的污水，占全国直接排海污水总量的37%-41%，其中排入渤海的工业废水占全国总量的五分之一。当时官方认为渤海近四成的面积已受污染。10年之后，环保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指出，“渤海近岸海域水质差，为中度污染”。一方面，较为清洁的一、二类海水面积持续下降，较2009年下降16.3%；另一方面，四类和劣四类海水面积却在继续扩大，上升了4.1%。
曲折治理路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邹景忠见证了渤海治污的整段历史。在他看来，几乎所有关于渤海的庞大治理计划，最终都惨淡收场。最先对渤海污染状况有所警觉的是卫生部。上世纪70年代初，受日本水俣病影响，卫生部开始了针对渤海、黄海海域重金属污染的调查，结果发现“渤海全海区均检出了石油，海水中汞、砷、镉、铬等有害物质的污染，在局部海区也逐渐扩展和加重”。
随后，中科院海洋所联合辽宁省、河北省、山东省、天津市等地相关机构组成渤海污染调查协作组，在1972年开展了渤海及黄海北部沿岸海域污染调查，并形成了一份秘密报告。
1982年6月，《渤海、黄海近海水污染状况和趋势》完成，迄今渤海所遭遇的污染问题在当时已全部提及，并做出详细论证分析。这几份相当具有前瞻性的报告，最终被烙上“秘密”标记，以内部报告的形式被束之高阁。国家海洋局在2000年8月制定的《渤海综合整治规划（2001-2015）》也立项失败，无人问津。
2001年10月，前国家环保总局一份计划投资555亿元、为期15年（2001-2015）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下称《碧海计划》）出台，并很快获得国务院批准。
“这是一份非常细致、全面、详细的规划，几乎所有人都充满期待。”曾经参与计划制定的邹景忠与王亚民说，按照《碧海计划》设想，经过一系列治理措施，2010年渤海的环境质量与生态系统将得到初步改善；2015年环境质量将明显好转，生态系统进一步改善。国务院在《关于渤海碧海行动计划的批复》中指出，“渤海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投资以地方投入为主，国家给予适当支持。”
2004年6月，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承认，《碧海计划》资金渠道不畅，导致计划项目进展缓慢。此时距离《碧海计划》第一阶段结束还有不到半年时间，但仍有近六成计划投资未落实完成，三分之一的项目未能动工。
据参与该计划的专家介绍，缺钱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涉海部门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十三太保、五龙闹海”便是当时赋予五个涉海部门和沿岸三省一市共13个城市的一个比喻。
邹景忠对此解释说，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管排污的不管治理、管治理的管不了排污的部门割据现象，以及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相互推诿，是渤海污染无法得到根治最为关键的因素。
“落实难度相当大，部门之间协调不好，许多沿岸城市的地方政府更是拿着建污水处理厂的钱直接搞经济建设去了。”王亚民说。2009年1月，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08-2020年）》获批。规划中确定了加强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保护与防治，建立渤海污染防治与生态恢复系统；面源点源治防联动，建立陆域污染源控制和综合治理系统等五大重点任务。
王亚民指出，今天渤海近岸海域的污染治理，依然面临中国环境治理领域始终存在的一个矛盾：“污染的是海洋，需要治理的环节却在陆地上。部门之间打架且不谈，治理的难点就在于地方要发展，而环保部门的权力却不足以大于地方发展经济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