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许多美国人一直生活在一个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里,但随着美国经济停滞不前以及中国的崛起,这样一个时代行将结束,美国正在遭遇国家身份危机。比重回“第一”更重要的是重新定义“第一”,确定合适的国家发展目标

【美国《纽约时报》10月9日文章】题:重新定义“第一”(作者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戴维·罗特科普夫)

在美国,与弄清应该参加什么比赛相比,我们似乎对成为第一更感兴趣。奥巴马和民主、共和两党内的其他人一样,敦促我们或建设或教育或投资或减少赤字,以使“美国重新占据第一的位置”。我们想要成为第一,但为什么,何以成为第一?我们的经济规模是成功的一个衡量尺度,但并不是唯一的标尺。

GDP标尺有误导性

我们在很多方面领先世界,但在其他诸多方面也很落后。我们选择用来衡量成功的标尺决定我们优先考虑的问题。然而,一些被我们视作最重要的标尺,例如国内生产总值(GDP)、股票指数、贸易数据的缺陷如此之大,以致它们变成了不相干的东西,更糟的是,给我们以危险的误导。与此同时,一些几乎无望在任何领域领先世界的国家在涉及对人更重要的事情时都远远超过了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美国不断依赖让自己专注于商业、金融机构或国防工业利益的指标,而与公正、生活质量、甚至社会流动性有关的标尺却被忽略了。

美国人在讨论我们做得有多好时一般会使用GDP。它是我们在讨论自己是否处于衰退中、是名列前茅还是落在后面的关键所在。

然而,当中国“超过”我们时,它多半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美国经济都处于“增长”状态,但最近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自1999年以来,美国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下降了7%以上,而1%的最富有人群的收入是增加的。在每4名美国儿童中,几乎就有一人生活在贫困中。与我们的许多竞争对手相比,我们的失业率处于高水平。

当然,GDP不是唯一的“罪犯”。致使市场波动的大多数“数据”不过是垃圾。贸易逆差数字或许很可怕,但它们也是错误百出,在计算服务领域的贸易、网上贸易和公司内部贸易等方面都做得很糟。

比这些统计数字的缺陷更糟的是,我们过度依赖它们作为衡量社会成功的标准所产生的后果。

幸福指数更有意义

当然,一个国家的目标不只是创造财富,特别是如果大多数财富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托马斯·杰斐逊后来就有意识地用“追求幸福的权利”来取代“财产权”。

经济学家卡萝尔·格雷厄姆说:“幸福是比收入复杂得多的概念,但它也是值得称颂的、更雄心勃勃的政策目标。”

格雷厄姆博士承认,建立衡量幸福的标准是一项挑战。然而,她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超越的挑战:“它不必十全十美；毕竟我们花了数十年时间来确定GDP应包含什么内容,而且至今它仍不是十全十美的标尺。”

但对美国人而言,除了选择正确的目标,仍存在成为第一的问题。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一直生活在一个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成功的国家里。但随着美国经济停滞不前以及中国的崛起,这样一个时代似乎行将结束。我们正在遭遇国家身份危机,政客们为赢得民众的支持竞相保证要回到我们熟悉的老路上去。

这种做法也有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不可能以发展中国家的那种高速度发展(目前美国实际的GDP增长率排在全球第127位)。欧洲和日本也在成熟社会的现实中苦苦挣扎。

不要最大只求更好

当美国《新闻周刊》根据健康、教育和政治衡量标准列出“世界最佳国家”时,美国排在第11位。在2011年生活质量指数排名中,美国位列第31名。在英国《经济学家》信息部公布的最新“全球最宜居城市”排行榜中,美国排名最高的城市仅位居第29名。在美世咨询公司进行的全球生活质量调查中,排名美国第一的城市在该调查报告中排在第31位。

在所有这些榜单中,名列前茅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北欧、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从日本到新加坡的东亚国家表现也不错。那些表现最好的国家与那些就教育表现而言超过美国的国家之间存在共同点,这并非偶然。几乎所有生活质量排名靠前的国家也是基础设施开支高于美国的国家。此外,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更有环保意识,向公民提供的社会保障系统和医疗保险也更全面。

还有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上述榜单中所有名列前茅的国家都更重视政府在确保社会福利方面的作用。

这些国家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不力争成为最大,而是渴望不断改进。这最终会成为一剂良方,使我们既摆脱衰退的想法,又不陷入盲目乐观的情绪。要认识到我们是落后了还是站到了新的高度,主要取决于我们所设定的目标以及我们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