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娅·洛弗尔承认,“鸦片战争”是一个棘手的主题。

中国人经常把始于1839年的这场战争视为殖民压迫的开端,而对很多英国人来说,它已经逐渐消退为历史上的一个次要事件。

但是洛弗尔在她的新书《鸦片战争:毒品、梦想和中国的形成》中争辩说,有关这场战争的种种缺乏根据的观点依然很重要,因为它们解释了中国同西方复杂的关系。

36岁的洛弗尔在伦敦大学教授历史。她最近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采访,谈了写这本书的灵感、这本书的写作为什么让她情绪不佳,以及詹姆斯·邦德如何启发她研究中文。以下是采访记录。

我早年在大学研读历史专业。大学第一学期的圣诞节假期时,我在电视上看了007电影《雷霆谷》。在这部影片中,邦德去了日本。

在一个场景中,莫尼彭尼小姐问邦德:“你打算怎么处理语言问题?”他说:“别担心,我在剑桥大学研究过东方语言。”我认为这是我能同邦德有些共同之处的唯一机会。

1997年我首次访问中国的时候,我遭遇了有关鸦片战争的非黑即白的官方看法。当时我难以置信地无知。我在剑桥学习了一年,在中国文言文方面打了点基础, 大概就这些了。

我在中国参加的第一个文化活动是观看一部名为《鸦片战争》的史诗电影。这是一个有关狡诈的帝国主义者和英雄的中国爱国人士的阴暗而血腥的故事。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国同历史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也第一次为自己是一个英国人而感到尴尬。

这种官方历史认为,鸦片战争是相当简单的事件。一方是英国的坏蛋们,他们通常都长着大鼻子和红头发,他们向中国人推销鸦片来掠夺他们的钱财和败坏他们的道德。这场战争被视为中国同外国签署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开端。到19世纪末的时候,中国人便沦为“东亚病夫”。

这种对鸦片战争的描述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赖以形成的基础。它开启了中国所谓的“耻辱世纪”。同时,它也让中国开始为对抗西方和建立现代中国而奋斗。

英国人则在尽可能忘记我们曾经进行过这场战争。一般的看法是,我们在19世纪做了那么多坏事,鸦片战争相比起发生在非洲和印度的情况来说真的不过是次要事件。但在我首次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人让我对这场战争有了更清楚的意识。它是中国民众记忆中的一个巨大创伤。

我发现很多事让我感到尴尬。有关鸦片贸易的故事充满了贪婪、机会主义和伪善。

但是我还是发现了一些令这幅图景朦胧不清的东西。我发现,19世纪的鸦片贸易并不像今天看来那么邪恶。鸦片曾被当作一种大众毒品,同我们今天使用的酒精一样。

此外,当时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存在很多合作。中国的官方看法在邪恶的英国入侵者同中国抵抗运动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界线。但是如果没有中国伙伴,鸦片贸易本身就不会存在。很多普通中国人认为,这场战争是一种经济机遇,一个赚钱的机会。没有这些中国人,英国人不会赢得鸦片战争。

我曾经询问现代中国人如何看待鸦片战争。我访问了中国大学的历史课堂,并采访了一些自称为“民族主义者”的人。

他们对鸦片战争持有一种明显的民族主义观点。但是课上的主导情绪是厌倦,而不是愤怒和憎恨。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对国际势力和西方抱有更加开放的态度。在今天的中国,即使最极端的民族主义观点都显露着这种务实和开放的态度。

因为现实政治的原因,中国政府积极地让公众牢记这场战争。对正在崛起、雄心勃勃的中国来说,作为各种国际势力合谋结果的鸦片战争是非常重要的。鸦片战争不仅关乎历史,它还向今天传递着有力的信息。它代表着一个以限制中国为目的的不断展开的阴谋。

我希望利用英语和中文资源从两种观点来讲述鸦片战争。我感觉英文描述倾向于使用英语资源,而中文描述依赖中文资源。问题在于这让我陷入非常糟糕的情绪中。我要阅读那么多材料。

不过比较英文和中文描述非常有趣。我发现它们在每个点上都存在分歧。

在19世纪,距离中国越远,你得到的谎言就越多。将军们打了败仗却声称取得了重大胜利,或者在本该指挥作战的时候却在吸鸦片。相比他们的财政记录,我的纳税申报单看起来似乎更加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