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财富网综合消息 南海领土争端紧张态势的升级给亚洲的未来战略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个问题是,中国对包括南海在内的邻近地区是否在追求一种“门罗主义”。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邻国能在多大程度上默许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

门罗主义是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于1823年首次阐述的。它禁止欧洲列强在西半球(美国的后院)进行殖民活动,或干预西半球国家的事务。一些人认为这一政策同今天中国崛起的意义之间存在可比性。南海是中国的后院。同19世纪的美国一样,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中国版“门罗主义”的证据可以从中国最近在南海采取的各种行动中找到。这些行动包括将它的海军部署扩展到本地区,在同菲律宾的争议岛屿上设置新的标志,对越南宣布主权所有的海域实施休渔令,并且基本上禁止所有对南海有着主权要求的国家进行石油勘探——它甚至切断了一艘越南勘探船的电缆。

那么美国的过去会成为亚洲的未来吗?实际上,这两个历史环境有着重大差别,从而使得门罗主义的类比显得并不恰当。

首先,在19世纪早期,不存在另一个地区角色或一个势均力敌的近海国家这种对抗性的势力来阻碍美国在其后院实现地区霸权。英国和法国理论上可能扮演制衡者的角色,但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争斗限制了它们在西半球的势力发展。

今天,如果中国要像19世纪的美国那样实现地区霸权,它不仅要面对美国——一个海上或“常驻”的制衡者,而且要面对诸如印度、日本和俄罗斯这些地区角色。

第二,门罗主义是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转变时期出现的。从1807年12月到1809年3月,美国国会对美国的国际贸易几乎实施了全面禁运。这项政策同1812年的美英战争一起不仅帮助发展了美国的国内工业,而且降低了美国对国际经济的总体依赖水平。在减少对外国贸易依赖的情况下,美国决策者不用太担心美国经济利益受到伤害,否则欧洲国家可能会切断同美国的贸易通道来为它们在美洲受到的排挤进行报复。

将这种情形同今天中国对贸易的依赖做一番比较。《中国日报》最近报道,现在中国超过6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都要依赖对外贸易。进口石油满足了它50%的石油需求。同19世纪的美国不同,中国经济在一个相互间非常依赖的全球经济中运作。

中国的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繁荣非常依赖穿越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和其他海域的海上通道。它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薄弱。这些地区处于美国海军的管辖之下。印度海军也对印度洋有着很多控制。

因此,如果矛盾升级,那么中国积极阻止世界其他角色使用南海贸易路线的做法,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造成的海上交通中断将给中国自身带来极大损害。其他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从而令中国对印度洋和其他地区重要海上通道的使用权受到威胁。

中国领导人察觉到了这个事实。现实是,他们可能无法选择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因为代价太大了。

中国反复向国际社会保证,它无意影响南海的航行自由,也不打算用武力解决争端。但是北京没有说清楚,它要如何将这一政策同其他一些咄咄逼人的行为——实施休渔令和禁止其他国家进行石油勘探——相调和。

尽管中国官员坚持表示,北京无意用武力解决争端,但对中国的邻国(尤其越南和菲律宾)以及该地区的很多评论家来说,中国的行动比它的言辞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