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楼的生物实验室走到五层的宿舍，张馨星走路只需迈100多步，当然坐电梯更省事，但自从埃默里冰架前缘断面、普里兹湾定点调查开展以来，她没回来过，宿舍成了我一个人的地盘。

在过去的40多个小时里，这位厦门大学的研究生和17名大洋队队员连续作战，回宿舍睡觉成了奢望，困的时候大家在实验室的凳子上眯会儿。

资源问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如今已成为热点话题，作为全球变化中的重要信息反馈窗口，了解南大洋在全球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对认知过去、现在的全球变化及预测未来意义重大。

普里兹湾、艾默里冰架前缘及前缘分布的冰间湖海域已被中国科研人员选为长期观测区域。大洋队队长张永山已是第8次征战南极，对于作业站位的设置烂熟于心。他说，为了对近期在埃默里冰架外缘发现的一些现象深入了解，加强冰架—海洋相互作用研究和基础数据的积累，此次站位设计时增加了站位密度，设置了28个站位。

张馨星和师弟许新雨在11个站位有作业需求，他们首先得确保每次能按照需要，从采水器中“抢”出18桶水，每桶水容量为5升，来自大海的９个不同深度。光这些工作就得耗时约半小时。

“抢水”是大洋队内部的一种调侃。此次大洋队共有18人，来自国内外的11个涉海科研教学单位，承担了20项课题的现场调查任务，涵盖了物理海洋学、海洋生物、大气化学等多学科，在一些大家都需要水的站位，相互之间协调采水顺序，将从近千米深度采上来的海水作用发挥到极致，显得尤为重要。

和张馨星、许新雨一样，厦门大学洪清泉也是一名85后。采水时，我注意到，当其他人拿着大塑料桶、一堆瓶瓶罐罐挤在采水器边上接水时，他相当“低调”地只拿了两个约100毫升的玻璃瓶。但过了十几分钟，当不少人接水工作差不多结束时，他才开始接第二瓶水，并且任海水从瓶口溢出也熟视无睹。

一问才知道，原来采水样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溢流是为了赶跑瓶中的气泡。由于项目需求，他必须严防样品中跑进空气。这个断面的海水在零摄氏度以下，即使戴着手套，一会就会感到十指麻木。几天下来，洪清泉的双手已被海水泡得红肿。

与采样相比，更繁琐的是对水样的处理。许新雨给我提供了一份他在各个站位的作业时间表。最多的时候，在一个站位取回的水样他需要同时执行8个项目，特别是遇到浮游生物量多的水样，过滤膜孔径小，光过滤就需要消耗近一个小时。

显然，这意味着队员们基本没了休息时间。因为这次站位设置比较密集，每两个站位之间约有半小时的航渡，队员们需要趁这段时间抓紧处理水样。

“我们要尽量模拟海水环境，越快越好。”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专业的霍元子说。此次他的主要工作是通过5种不同实验手段研究南大洋的微型浮游生物，因为浮游生物在污染物质的分布、迁移、转化过程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今年1月1日是他的31岁生日，但这位第一次在南极过生日的寿星从生日当天就一直忙碌，我见到他时，他说眼睛快睁不开了。说归说，工作还是得继续干。一旦错过了站位，后期就没法弥补了。

这几天天气并不算好，风力最大能达到5—6级，气温在零摄氏度左右。由于靠近埃默里冰架前缘，即使穿着厚厚的企鹅服在甲板呆一会儿，依然会感到风一个劲地往衣服里钻，耳朵冻得生疼。

但在这样的天气下，中科院海洋所的杨光仍需在甲板边执行自己的浮游生物拖网作业。这个拖网呈漏斗状，约有两米高，一次作业完成后，网上会残留一层黄色的“脏”东西，这就是海底浮游生物。杨光需要站在甲板边，一手握着塑胶水管，一手按着水管头，尽量将水在拖网上的喷射范围扩大，将浮游生物集中到底部的瓶中。这项工作需花半小时。接着他会坐在靠近甲板的位置，用平底小器皿将水样从桶里一盆盆地舀出，专心致志地从里面挑出各种浮游生物。

在大洋队，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3日凌晨，整个断面工作告一段落，连续3天没休息的张永山中午时强撑着起床去了趟实验室，“有的队员还在做后续的数据分析处理，我得经常看看。”很多时候，这名带领11名80后的队长更似一个大家长。

其实这只是第27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大洋作业的一个缩影。张永山说，接下来大洋队还要在这个区域执行三条甚至更多的断面。按照航行计划，大洋考察分走航作业和重点海区定点调查作业两部分。走航调查分为六航段，队员将要随雪龙船航线完成19481余海里航线的走航观测，不分昼夜、不分班次、不分海况地工作。也就是说，他们从上海出发开始上班，等到回到上海才能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