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中国资深试飞员徐勇凌

海洋财富网综合消息 十几年前，我与几位海军飞行员交上了朋友。由于联合试飞的需要，丁毅、贾跃能等几位海军飞行员加入了歼轰7飞机试飞团队。他们是海军最早的“飞豹”战机飞行员，也是空海军联合试飞的开拓者。

“飞豹”作为国产第一款多功能中型攻击机（尽管它命名为歼轰机），它的装备对于中国海军航空兵意义非凡。双发、远程、大载弹量以及优良的空空、空面作战能力，“飞豹”飞机所具备的所有特点几乎都是海军航空兵最需要的。尽管从技术角度而言，“飞豹”飞机只能算是二代机，但它的综合作战效能与传统意义上的二代机不可同日而语。由于“飞豹”的全面列装，中国海军航空兵的力量得到了很大提升。

时光荏苒，“飞豹”首装海军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十几年转瞬而过，世界格局和各国海军装备力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09年7月28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拉夫黑德上将宣称：“F－35C战斗机代表着同类战机的最高水平！”随着洛·马公司总装车间的帷幕缓缓拉开，“命运多舛”的海军型F-35C终于正式亮相了，这预示着新一轮的海军型战机的竞争即将升温。

此间，舆论的焦点似乎都集中在了F-35C的舰载功能上，而海军岸基航空兵装备的发展反倒是很少有人谈论。本文恰恰想要谈谈这个看似“冷门”的话题。

国防力量的追求与海军航空兵

其实，我对于海军航空兵的关注并非是因为与海军飞行员的合作。2008年年底，在研究空中加油技术时，我查阅了大量二战前后远程突袭的资料。我在 2008年年底发表的《空中加油的软硬之争》中，最先引用的就是“马特霍恩”计划的战例。我被“马特霍恩”计划等二战战例的恢弘与悲壮感动了，在感动之余留下深深的思索。偷袭珍珠港、中途岛海战、珊瑚海战役、攻占马里亚纳群岛以及东京大轰炸，从太平洋战争的惨烈和其对二战结局巨大影响的背后，我读到的是交战双方对于海军航空兵的执着追求。我似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建立什么样的海上空中力量，不在于他有什么能力，而在于他有什么样的追求！

对于20世纪初的世界列强，如从传统实力而论，英国无疑是海上力量最强的国家。尽管在1910年和1911年，美国人尤金·伊利第一个实现了人类的舰载起飞和着陆，但世界上第一艘航母出现在1918年，是由英国人建造的“百眼巨人”。20世纪初，日本人的造船技术同中国一样都是引进自西方；而美国人也没有欧洲诸国那般“幸运”，得以在一战中磨炼自己的海军。1921年，意大利人杜黑撰写了《制空权》，日本和美国似乎都没有同样级别的战略思想家。然而，真正通过解读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顿悟”的，恰恰是所谓的后来者——美国和日本。经过短暂的和平，欧亚列强似乎都预见到了下一场战争的来临，然而，为海战做好准备的只有日本和美国。斯大林尽管已经预见到航母对于未来战争的重要性，并下令开始航母技术的研发，德国作为二战的发起国可谓准备充分，但当二次大战突如其来地爆发时，唯有日本和美国建立了强大的航母舰队，太平洋上的海空血拼无可回避地在这两个海上大国间展开了。

解读历史我们看到的往往是结果，而我更关心的却是结果到来前那些强国的追求。翻开人物传记《山本五十六》，我清晰地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和美国海军航空兵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