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我国首次试验发射洲际导弹（时称 “运载火箭”），引起一些国际上的军事和经济大国的高度关注。当时能发射洲际导弹的国家并不多。西方发达国家不惜用尽一切技术手段跟踪洲际导弹弹头的降落点，期望能抢到弹头数据舱。不过，对中国来说，一旦丢失导弹数据舱，记录着导弹飞行全部过程的技术数据便付诸东流。导弹发射技术数据一旦被西方国家掌握，后果将不堪设想。据说前苏联导弹发射弹头落海后，曾被美国抢走弹头数据舱，苏联人为此大伤脑筋。

为防止万无一失，我国洲际导弹一旦发射后，从空中飞落到海上，必须要考虑诸多海洋环境条件。这项工作由国家海洋局牵头技术负责。为防止泄密，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海洋局临时成立了一个协调领导洲际导弹发射的海上方面技术问题的办公室。当时负责水文气象数据保障的项目官员是现已退休的国家海洋局原副局长陈炳鑫。他对导弹弹头落水激起巨浪后到海水平静下来才能打捞需要的时间、海军打捞人员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抢到数据舱等问题一直在认真地思考。

1979年5月，陈炳鑫来到位于青岛的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例行检查当时该所为洲际导弹监控的测量船只提供风浪波谱参数的项目组工作。同时，看望了他十分仰慕的该所教授、国内外著名的理论物理学专家束星北老先生。因为当时导弹试验还处在对外高度保密中，陈炳鑫闲聊中，悄悄地向老教授请教弹头落水后激起百米巨浪到完全平静的时间。不过，当时陈炳鑫还不能够提供出更多的已知条件。

老教授想了想，回答说：假若200米高的海浪衰减后平静下来大概最多需要10分钟。陈炳鑫接着问道：如果我们的打捞时间较充足呢？教授笑着说，如果过半小时船只打捞当然更保险。当时，因为导弹试验属于政治问题，容不得出现任何闪失，有人提出拨专款立项研究和试验。

这期间，束教授正在海洋一所为中青年科技人员办动力海洋学培训班。笔者从老先生当年培训班学员、他的弟子修日晨研究员5月20日的课堂笔记里获知，陈炳鑫走后，束教授把此事作为理论实例在培训班里进行讲解。束教授说： “这是一个波能消散问题，不能用三角函数描述波形，因为那样有拐点、间断点；也不能用正弦、余弦描述，那样就成了简谐振动了，只能用指数形式解决。”经过课堂计算，束教授最终认为：弹头落水激起200米高的水柱，随后涌浪迅速向周围扩散，4分钟后海面可恢复到平静状态。如打捞保险起见，再翻番加一倍的时间，八九分钟更没问题。 “别人不信，但我信！”老先生很坚定地说。

后来，陈炳鑫把与老先生提供的细节问题写到向上级汇报的材料里，由当时的局长沈振东连其他海洋技术问题一并汇报中央负责领导，供打捞部队参考。

1980年5月中旬，由18艘舰船组成的我国海上编队早已在东太平洋水域待命。18日上午，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洲际导弹横跨了南北半球，一直在我国各种测量船的监控中，导弹舱与推进体脱离后，对准预定的溅落点，从天而降直入太平洋预定海域中，激起一百多米高的冲天水柱。10时30分，周围的驱逐舰及工作快艇立即高速前往，对周围环境严密保护。然后就是验证束教授分析近似的计算结果：只用了5分20秒时间便顺利地将弹头数据舱取回。海军打捞部队见证了洲际导弹弹头溅落激起由巨浪到衰减整个过程仅用了5分钟，海面便静了下来。

从海军打捞部队提供的有关消息，情况的确如事先担心的那样：我国海军整个舰艇编队往返航行和在弹头降落试验区活动期间，澳大利亚海军一艘舰艇企图驶向弹着落区域，我国海军驱逐舰阻拦其前进航向，周旋了近两小时后澳舰才无奈离开；我国直升机在打捞弹头数据舱的同时，导弹着落点上空有美国两架直升机在50米低空盘旋，并在弹着点附近投下声呐浮标，当看到弹头已被我国取走，仅晚了一步的他们，只好在导弹降落点提取一桶海水离去。可见如发现数据舱过晚，或打捞行动迟缓，数据舱确有被美机劫走的危险。还有，当时澳大利亚 “GT203”号训练舰和新西兰 “莫诺威”号打捞船分别被我国两艘驱逐舰盯死，未能进入试验区。

据我国发射导弹期间统计：在导弹降落海域附近先后发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飞机78架次；日本、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舰船77艘次，再次验证了这些国家对我国发射导弹极度关切。好在我国护航编队驱逐舰出色地完成了驱离任务，为直升机迅速取回弹头提供了安全保障。

时过境迁，人们对当时的细节知道的并不多，也很少有人提及。不过这么重大的科学实际问题，老先生用一个如此简单的数学模型就解决了原应该拨款立项的技术估算，可见他学问之高深、理论之扎实。难怪老先生当年的弟子——国际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和吴建雄对老先生一直敬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