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王诗成海洋强国丛书——龙，将从海上腾飞
回顾几千年的世界海洋发展史，掩卷沉思，为什么旧中国的海洋发展曾有过几度辉煌但又没有持续发展起来，成为世界海洋强国?为什么中国的郑和没有成为哥伦布?为什么郑和之后没有第二个郑和?历代王朝为什么不能真正重视经略海洋，却提出逆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海禁?为什么中国发展近代海军仍得不到海权，换不来国家与民族的兴旺?……深刻剖析历史，找出症结所在，对中华民族的振兴、繁荣、富强将大有益处!
海洋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开放性、商业性的活动，它与经济的发展有着天然的联系。西方国家海洋活动大规模、持续性地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通过航海活动，资本主义打开了境外市场，取得了境外原料，为其高速发展提供了条件。可以说，如果没有新航线的开辟，没有向海外的扩张、掠夺，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恩格斯曾尖锐地指出：“航海事业根本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①而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从社会制度上根本限制了海洋活动的发展。“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经济思想。封建统治者认为，农业是维护政权的基本财源，而商业不过是处于从属地位的财源。由于商业活动(特别是海上贸易)者不像农业生产者那样被固定于一地，实难控制；他们不是分散地从事劳动，而是相对集中地进行生产活动，容易啸聚生叛；他们没有固定于土地的农业生产者那样易于驾驭，思想活跃，不服德教，且与蛮夷相通，危及教化。所以，总的看来，在封建统治时期，海洋活动不可能受到重视和提倡。
秦统一前的齐国，素重商业，曾鼓励各诸侯国商人往来贸易，并为其提供许多便利，专为商贾没立馆舍，甚至安排官妓招待，故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这极有可能与齐国濒临海洋、海陆交通方便、商业便于发展有关。秦灭齐统一中国后，这种传统遭破坏，商业连同海上贸易都受到打击。
南宋王朝在激烈的民族矛盾冲突中偏居南方以后，领土骤然缩小，即使加强对南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也难以应付封建政权的庞大开支和对北方少数民族进行战争的需要。因此，当时的市舶贸易(主要是海外商贸)受到了重视和鼓励，出现了“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的局面。南宋初年，市舶收入占封建政权年收入的20%。然而，这不过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变通之策，以后的统治者因国内经济、政治情况发生变化，对市舶收入的宽容和依恃态度马上发生了变化。如明朝初年南方诸省的财政还有尽半取之于市舶海赋，但到明万历年间，海商税饷收人才不过是全国钱赋收人的l/130。明万历二十五年六月，宫中归极门起火，皇极、中极、建极三殿被焚，文昭、武成二阁和周围房舍付之一炬。重新营造三殿，花费白银420多万两，等于当时4年的海外贸易总额，故有“海舶非正赋”的说法。
15世纪初叶——明朝永乐年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代。在这个年代，中国航海成就及海洋科学各领域的成就都达到了巅峰状态。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航海活动，带来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发展史上的“满潮期”。这个年代又是一道分水岭，呈上升趋势并达到极至的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在经过这道分水岭后，陡然滑向低谷。这是因为中国从明朝开始，出现了一个与世界性的走向海洋大潮相反的逆向运动——海禁，海禁使华夏海洋文明步入低谷。
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开了锁国禁海的先河。朱元璋登基始，便屡屡发布禁海令。当时重点在于禁止民间出海，并不完全禁止官商和航运。洪武四年(1371年)规定濒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洪武七年(1374年)罢泉州、明州、广州舶司；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禁民间番香番货，严令敢有和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永乐皇帝朱棣是一位有进取精神的皇帝。他在位期间，海禁有所宽弛，但仍有不少清规戒律，如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明中期以后，中国的海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及至片板不许人海。嘉靖年间(1522--1566年)，明世宗下令，一切未禁大船，尽数毁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沿海地方政府也下令，对私造双桅大船下海者，务必要一切捕获治之；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隆庆、万历年间，明政府部分开放海禁，允许私商出海贸易，但开放极为有限。中国沿海的水师，越来越专注于执行政府的海禁政策。
明王朝为什么要在海洋活动处于鼎盛之时陡然实行海禁?这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封建时代的海洋事业的发展是有条件、有限度的。航海活动只能有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而不能对其有所损害。封建统治者之所以有时热衷于赍赐贸易，一方面是为了追求万邦来朝的盛况和奇珍俱至的侈奢，更重要的是为了宣扬和显示国力的强盛与稳定。航海业有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时，便被提倡；一旦它的发展危及封建统治时，则要予以取缔。航海活动及其他工商业的发展只能以不损害小农经济的经济秩序为限度；一旦它的发展动摇了“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基础，则要予以取缔。航海活动所带来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不能危及到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否则，要予以取缔。
郑和下西洋被停止，明朝初年中国航海事业大发展的节奏突然中断，只是一个表象。究其实质，是因为封建统治阶级感受到了航海者和其他工商业者对封建政权的威胁。因此，郑和航海被禁止是必然的。它同时也说明，封建的生产关系已成为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封建统治者虽然在“尚未失去所有血色”时还可以以高压手段促使生产力发展，但它的末日已不远。当时，在明朝的封建统治之下，社会矛盾日渐加剧。贵族大肆掠夺农民的土地，在各地建立大量皇庄和庄田。农民们失去土地，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被迫起义；而另一些没有参加起义的破产农民，则流于市井，转而投入到手工业中。明代冶铁、制瓷、纺织业发展较快，工商业城镇增多，尤其是江南、东南沿海一带和运河沿岸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南方大量的手工业产品除内销之外，就是由“濒海居民和载海船，交通外国”，进行民间的对外贸易。到明朝中期，航海业和其他工商业的发展已超过了封建经济所能承受、允许的限度，严重地威胁着封建政权的巩固和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持，冲击着旧的伦理道德观念，所以封建统治者必然要加以禁止。
明朝开始海禁的客观原因是，在明代初年，整个沿海地区从东向南遭受到倭寇的严重袭扰。于是，明太祖朱元璋便发布了禁海令。当然，其初衷是禁止内地商贾出海勾结倭寇从事海盗贸易，以免危及沿海地区社会安宁和避免国家财富外流。但明朝的统治阶级没有想到，这种为防倭寇而禁止民间海外贸易的做法，严重束缚了华夏民族向海洋发展的进取精神，隔断了同国外的交往，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限制了自明朝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使国家的发展处于僵化、停滞状态。从此，中国与世界蓝色文明之间产生了巨大落差，中国被前进的世界性海洋大潮远远地抛在了后边。
从明朝的政治经济形势看，郑和并非没有成为“哥伦布”的机遇，也并非因为中国的航海技术到达不了美洲大陆，而是中国没有成就哥伦布的时势，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没有开辟新时代所必备的海权意识。永乐皇帝朱棣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尽管倡导了郑和下西洋，但只是为了显示中国的富强，厚往而薄来，即纯粹是服务于天朝帝国的所谓扬威政策，不是为了开辟向海外开放的海上航线。尽管郑和在屡下西洋的对外交往中开阔了视野，曾向永乐、宣德皇帝疾呼“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可惜，这没有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呼吁也不可能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
在中国封建社会，开辟海上商路的贸易被称为赍赐贸易，历史上封建王朝对海上贸易的垄断时期多于对私商放宽政策的自由贸易时期。这种垄断的官方赍赐贸易实质上是一种不等价的易货贸易。当时，人们称出售的产品为“赐”，换进的产品为“贡”。“赐”的产品主要是丝绸、瓷器等手工业品，“贡”的产品大多是香料、象牙、珍玩等供封建统治阶级使用的奢侈品。在实际的商品交换中，中方的“赐”一般总大于对方的“贡”。这种赍赐贸易除了为统治阶级搜罗方物之外，主要不是取得商业利益，而是在政治上怀柔远人、德服海外；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海上贸易与海洋经济的巨额利润和战略作用。这种贸易的特点是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且所进口的物品多为皇室贵戚、王公大臣所享用的奢侈品，不能转化为生产力，也就是说，这种贸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洋经济活动。而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海上贸易，则是一种暴利性质的掠夺式贸易，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打下了基础。可以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是制约海洋事业发展的桎梏。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制度的制约，即使有能人创造了先进的航海技术，也得不到充分的利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在宋代就有了指南针、船尾舵和风帆等技术，却没有成为海洋强国的原因所在。
清王朝紧步明朝海禁的后尘，颁布了与明朝相同的寸板不得下海的禁令，接着又颁布迁海令，强令闽、粤、苏、浙沿海居民内迁50里(1里=500米)，越界立斩。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再次严厉禁海，停止与南洋贸易，严禁将船卖给外国人，严禁运粮出口。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将康熙二十四年开放的4个港口撤销3个，归并粤东一港，每年夏秋交由虎门人口。l797年，清政府下令将沿海战船一律改小；1806年，则下令严禁民间违例制造大船，限制每船水手不得超过20名。这些禁令导致中国造船工业严重萎缩、海防废弛，使中国的水师仅能近海巡查，不能放洋远出。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海洋活动是被动、挨打的，是被欺诈、被掠夺、被剥削的，因此也不可能有正常的对外开放，不可能有真正的海洋经济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从社会制度上为海洋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保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开创了海洋事业发展的新纪元。改革开放，首先是沿海的开放，其意义不仅超越了沿海地区，而且超越了海洋本身。通过沿海城市的开放，推动了整个国家的开放。
从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现代化事业包括海洋事业的发展突飞猛进的根源在于开放。邓小平同志说，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这种帮助不是单方面的。他在1991年视察上海时指出：“闭关自守不行。‘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现在我们开放了，十万、二十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了。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不只是汽车这个行业。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②
走向海洋是对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束缚海洋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促进了海洋业的兴起。在历史上，中国社会长期实行的以闭关自守为根本特征的封建制度，是束缚海洋业发展的最大桎梏。封建社会的土壤，决定了一种自给自足的思想意识。历代封建统治者重陆轻海，历朝历代建都都在内陆，发达的经济中心也在内陆，这不是偶然的。旧中国近百年的民族屈辱史，则是这种意识导致的恶果。
一个国家要强大，不能闭关锁国，而要走向世界。一个濒海国家要走向世界，必须高度重视经略海洋。通过反思历史，我们更加认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改革开放，为海洋事业的发展打开了道路，而海洋事业向纵深发展，又必将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海洋经济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仅局限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因此，要把经略海洋作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结合部，开展海洋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大力开拓海洋产业，积极发展海洋贸易。
①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本主义的兴起》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
王诗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