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 璇

3月2日，当记者到达全国政协委员科技组驻地的时候，已近傍晚时分。记者试探着拨打了苏纪兰常委的电话，电话很快接通了，听到记者的采访要求，电话那头的苏常委爽快地答应了。待记者见到苏常委，才知他刚抵达驻地，还没来得及用餐，苏常委笑呵呵地说道：“没关系，你来一趟不容易，我们先把访问做完了再说”。这句平实的话语，让记者感受到一位和蔼可亲，宽厚、平和、谦逊的长者和学者形象。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海洋学家、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主席、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名誉所长——简历上的文字让记者对这位取得瞩目成就的专家由衷地敬佩。在采访中，苏常委并没有过多地谈到自己的经历，而是专注地向记者介绍近些年来他所为之奔走呼吁的深海海洋科学研究问题。

“我国的深海海洋科学技术研究相比发达国家来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我们必须重视深海科学”，苏纪兰常委紧锁眉头，“我国要实现从海洋大国走向海洋强国的远景目标，就必须依托海洋科技的支撑，而海洋科技要取得发展，必须从浅海走入深海。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再落下了。”

苏纪兰常委说，深海海洋科学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远洋捕捞、深海生物基因将极大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深水海洋油气、天然气水合物和海底矿藏能提供国家战略资源，专属经济区、通道、大洋则关乎国家安全。另外，大洋还是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环节，而气候预测则是一个国家战略决策的依据和保障。

“生物资源远洋捕捞一直是我国的薄弱环节。在深海海洋生物基因生产及利用方面，我国也存在很大差距，而这方面却正是世界各海洋大国高科技竞争焦点之一。同样，有关深水海洋油气、海底天然气水合物等的相应工作，我国也是刚起步，差距甚大。再举个实例，在气候预测工作上，近20年来，世界气象组织发起了6个全球气候研究项目，其中4个都以海洋为主要对象，而我国海洋界的参与却非常有限，不仅影响了我国对长期气候变化预测的能力，更影响了我国在世界性的研究项目中的参与能力”，苏纪兰常委指出：“我们必须突破深海海洋科研发展瓶颈，从国家层面去重视深海海洋科学研究”。

苏纪兰常委告诉记者：“2003年，我曾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交过有关建设我国的深海海洋科技试验基地的提案，到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在深海科学研究上面的资金和人力投入在日益提高，看到这样的发展趋势，我感到很欣慰。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差距，深海科学要发展，深海海洋科技试验基地的成立将只是基本的一步，要发展，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也很复杂。在这里列举几点，我国海底尤其是深海观测手段与国际差距很大，海洋观测面临的是恶劣的动力环境、光电难以穿透的海水介质及腐蚀环境、污损生物与精密仪器的矛盾，并且在数百大气压下深海采样与保存困难，海水生物地球化学分析难度高。另外，我也曾建议成立现代化“公管共用”海洋考察船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全国共享所获资料。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还会继续为我们的深海科学事业研究下去，呼吁下去，我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为我们早日赶超那些发达国家，早日成为海洋强国发挥一点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