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版《定海县志》记载，1950年春，国民党12.5万军政人员退踞舟山后死守，企图将舟山作为“复国”的基地。 5月14-16日所有人员又突然全部秘密自西码头撤退台湾。此前，屠杀在押人员，境内抓壮丁5373人，数十人不愿去台，在西码头被枪杀。在这三天时间里，干览乡（当时称克难乡）经历了血雨腥风的劫难。

笔者采访现年75岁的干览镇外邵村老党员邵泰存老人，老人说，1950年5月14日，庚寅年三月廿八，正是大麦黄梢的季节。本来就十分拥挤的西码头这一天突然拥来无数的国民党士兵，小小的克难乡码头更是人满为患，清一色挤满了黄灰灰的军政人员。码头停着一艘轮船，以外的洋面上，锚泊着三艘轮船，成群的国民党军队纷纷登上轮船。那些尚未上船的军队便在码头附近的外邵、新马、上沙头、楼家山、友谊、南洞周一带的农户家驻扎下来，而南洞周的颜家大院成了当时的一个临时司令部。国民党部队四处大肆抓壮丁。那些正在上船的队伍都是从马岙、白泉、大沙、小沙等地汇集过来的，内中有不少被五花大绑的青年农民，也有不少是从秀山、岱山、长涂等岛内预先抓来关在各村大户人家的壮丁，队伍的尾部跟着成群的女人，有老婆子、年轻姑娘、媳妇，这些女人一路哭得震天动地，不管小兵军官，凡见了兵就跪求，恳求放放人，搞得那些兵们都很不耐烦。队伍上船后这些女人们还不肯散去，聚集在码头边的海滩上哭喊。

那年我虽只十五岁，却已长得很高大了，从外表看好冒充十七八岁。兵荒马乱的年月，这一天，我的三个舅舅以及大舅的岳父四人都被绑了壮丁押到船上去了，我母亲吓得不轻，把我和两个堂兄藏在隔年的番薯藤堆内。这些番薯藤原是旧年收藏起来喂牛的，全部堆在柴房里。傍晚，进来两个国民党士兵，他们挨家挨户搜寻青壮年，见到柴堆、稻草堆，就用枪上的刺刀往里刺戳，想把里边藏的人吓唬出来。我母亲紧张得不得了，眼看着这两个兵走进柴房里来，不停地在藤堆上乱戳。我的俩个哥哥轻声对我说，不行，这样不但仍会被捉去，可能还得被刺伤。他们要我仍在里边藏着，两人就扒开藤堆跳了出去。

国民党士兵一见跳出来两个年轻人，高兴得不得了，立刻冲上去，一个用枪对着我两个堂哥，另一个掏出绳子要捆绑。此时我母亲慌忙跟进来，一声大喊：“抓人啦，快来人啊！ ”这一喊不打紧，一下子围上来两个婶婶，外加十几个邻居的大妈大婶嬷嬷姨娘，一群女人上前，拉扯的拉扯、抱腿的抱腿，两个国民党士兵实在敌不过十几个女人的纠缠，我的两个堂兄见机立刻挣脱绳索，一头窜进屋后的大麦垅内。大麦有半人多高，好象北方的青纱帐，人弓身进去走在凹下去的地坑内，早不见了人影。两个国民党士兵也奈何几个女人不得，灰溜溜地走了。我们三兄弟总算逃过一劫。

次日，三月廿九，或许是吸取了头天的教训，上门抓丁的国民党士兵不再是两个一组，而是六七个一队，一进村民的院子便朝天叭叭开枪，吓得女人和孩子你哭我嚎。仅外邵和新马两村就被抓去壮丁90多个。周庆安老人的一个仅15岁的小舅舅也没被放过。其中新马村的李阿双还算活络，他被押上船后，不知咋弄的，把捆绑的绳子弄散了，从船舷上纵身跃入海中，他水性好，尽管国民党士兵在船上向海中叭叭开枪，他始终没有露面。总算趁天黑泅回村子。回家后，李阿双爬进自己父亲的寿材内藏身，除让自己女人每餐向他送饭外，仍然叫她整天在门口装出哭哭啼啼的样子，总算蒙混过去了。

三月三十日，克难乡西码头的轮船走马灯似的运兵已进行了三天，有些征调来的轮船不愿去台湾，国民党士兵便毫不留情地将其炸沉；一些多余的船只，他们也不愿完整地留下来，打开海底阀门后沉了海。在一年之前，可能国民党士兵知道大势已去，就不停用“锡林”轮装运大量的金银珠宝细软物品，用“岱振”轮和“远振”轮装运煤炭、木材等战略物资运到台湾，来来回回装了无数趟。都让我们西码头的村民做搬运的苦力。他们抓壮丁不仅仅为补足兵员，还为了掩盖将官久吃空饷的事实。

从三月廿八到三月三十日这三天里，真是腥风血雨的日子。我们躲在山里整整三天了，又冻又饿，又不敢下来。后来看看码头上没人了，就偷偷下山回村。四月初一黄昏时，听说又有军队进村了，大家吓得魂飞魄散，全部一个不剩又逃到山上。这些军队进村后不断用土喇叭向村里人喊话，村民们起初都听不懂他们喊什么，谁也没理会。后来换了个宁波口音的士兵喊：“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专门打国民党反动派、解放穷苦人民的军队，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大家不要怕。”这么一喊，慢慢才有人半信半疑地下山来。群众发现解放军和蔼热情，秋毫无犯，不像刚走的“黄皮”对老百姓作威作福，人心也就逐渐安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