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哥本哈根会见印度总理辛格。新华社记者刘建生摄

（一）

印度与我们的地理距离并不遥远，喜马拉雅山的那边就是；但是，情感距离却是很陌生，虽然同在亚洲，民间交往似乎并不多。近两年，国内媒体对印度有不少报道，但内容多是反映印度媒体的矫情：无中生有地说中国在边界挑衅、说印度试验的某导弹可以打到北京、上海，等等。给人的印象，山那边是一群非君子，不足与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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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印度外交部的邀请，中国7家报纸媒体的记者从1月16日起在印度访问一周。其接待规格之高令人吃惊，仅安排外交高官会见的就有：外交部长克里西纳，外交秘书、前驻华大使拉奥女士，外交部发言人白加尉，外交部东亚司副司长班达。与记者一行见面的还有环境与森林部长瑞密斯等高官。他们表达的共同意愿是：中印两国有很多共同目标，也面临着很多共同挑战，中印两国必须发展长期的友好关系。

中印两国的友好合作，不仅是政府的合作，需要广泛的民间友好合作为基础，更需要两国民族情感的接近。这次印度政府邀请中国记者访印，意图很明显：通过媒体访问，推动民间交往。也因此，印方密集地安排我们与印度媒体、智库的会见和座谈。媒体中有国内报道常提到的《印度时报》、《印度教徒报》、《印度快报》等，智库则有三军研究院（USI）、世界事务研究院等。

（二）

毫无疑问，印度媒体从业者中部分人对中国是有偏见的。他们认为中国媒体不敢批评政府，是不民主的；他们对中印两国政府关于边界谈判的政治共识及行动视而不见，而热衷于以边界问题鼓动民族主义情绪，甚至为此不惜编造；在印度国内，只要一遇到涉及中国的问题，他们经常不分皂白地向坏处推导。

我们在班加罗尔所住的泰姬温斯顿酒店，处在市中心，旁边有一个很大的高尔夫球场。在破烂而又喧嚣拥堵的市内马路的另一边，高高的围网把高尔夫球场与世俗生活隔开。透过围网，可见里边绿草茵茵、树影婆娑。据说在新德里市中心也有这种现象。我们在车上热烈地讨论起来：在市中心建造为富人服务的高尔夫球场，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若是在中国，无论哪个城市的土地局长、规划局长和市长批准了这样一个项目的建设，他准得丢掉官帽。即使监察部门不管，媒体也会鼓动市民施加压力，直到改正为止。我不知道这个球场是否殖民时期留下来的遗物，即便是，在中国也可能早就被改成大众都可以享受的公园了。由此看来，谁更“民主”呢？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中国公司承包印度工程施工人员的签证问题。与印外交人员会见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印度媒体与政府好像根本没搞清楚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印度的基础设施很差，在全国保证不了24小时供电。据印外交部说，印度计划5年投入5000亿美元建设基础设施，其中110亿美元的项目已被中国公司中标。这令印度媒体很不舒服。

承包工程与投资办公司不同，建设工程是短期工作，快则一年，慢则两三年，工程一完工，这个公司需马上撤走。对于印度来说，他急需的是承包公司优质而快速地交工，以解燃眉之急。因此，印度前驻华大使拉奥女士在华任职时，给中国公司施工人员发放了商务签证，以便提高效率、方便进出。这让印度媒体找到了茬口，说施工人员是来工作的，应当是工作签证，不能是商务签证；说中国施工人员持商务签证进入印度，是来抢印度人“饭碗”的。在媒体的压力下，印度政府只好改变政策，不再给中方公司人员发放商务签证，改为工作签证，并承诺45个工作日内办好签证。但据说又要附加审核签证人的大学学历，这意味着施工企业的技工是进入不了印度的。可以想象，施工企业没有了技工，这个工程该怎样干呢。从印方来说，想让被承包的工程增加国内就业机会，大概还指望中国企业为他们培养出一批技工。但是，工期呢？印度似乎又不在乎了。既然是为了增加就业机会，又何必对外承包呢？

倒霉的是中国中标企业。但是，这符合印度的利益吗？

（三）

与偏见相比，我觉得更多的是印度人对中国的不了解。

1月18日，由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白加尉主持，我们与印度众多媒体的从业者进行了座谈，随后又拜访了《印度快报》和《德干先驱报》。我们所遇的这些媒体人，竟无一人懂中文、会汉语。据有关方面介绍，印度在中国的常驻记者只有可怜的个位数，不仅是世界各大国中驻中国记者数量最少的，与中国派驻印度的记者人数也不相称。我们在座谈会上表示希望这种状况能得到尽快改变，但他们没有回应这个希望。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德干先驱报》的一段对话。该报社址在班加罗尔。入座，在介绍完此前的访印历程后，我们问：贵报报道中国吗？派人到中国采访吗？他们答：这方面的报道都是使用路透社等通讯社的报道，关于中国的新闻，有一个专门的托拉斯为我们提供。

我们说：我们刚刚从班加罗尔电子城过来，参观了印度最好的软件企业印孚瑟斯（INFOSYS）公司。据他们介绍，该公司在中国上海建有一个软件研究院，已达到2000人的规模。最近，他们又决定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开发投入。我们认为这件事对你们的报纸应当构成新闻，你们报道过这个新闻吗？另外，你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托拉斯能给你们提供这样的新闻吗？当翻译语落之后，对方竟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我们说：我们绝不是想指责你们什么，只是希望你们亲自到中国去采访，并报道中国。他们举座会意而笑。

当晚，对方在一家俱乐部为我们举行了一个招待会。把酒而谈时，我们发现，他们对中国的一切都想知道，从农民工怎样游走于农村和城市间，到中国经济为什么取得这样快的发展速度，今后还能不能继续高速发展，等等。我们还讨论了若干问题，甚至说到了中印边界问题应怎样解决的问题。

听到我们的看法时，他们认为有道理的，也会给予积极回应。关于边界问题，我们谈到，中国与俄罗斯、越南均签署了边界协议，并已勘界结束，中印为什么不能也谈判解决呢？他们并不反驳。他们也是聪明的人，本质上仍是具有理性和务实精神，欠缺的，只是他们对中国了解太少，在相互信息掌握的量上，双方极不对称。

（四）

我们一行由北而南、由南返北，连国际机票都是对方买单，印度政府所费不菲。我们对他们能怎样表达真诚的谢意呢？

在与印度外交官交谈时，我们向他们提出了三个建议。一是，印度应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智库，集中年轻而无历史包袱的学者，进行理性和务实的研究。上可对政府提供专业和切实的咨询，下可在媒体上发表理性和务实的声音。二是，印度政府应资助媒体派更多的记者常驻中国。三是，印度应鼓励和推动更多年轻人学习中文。这一切，对于发展两国长期友好关系、推动中印民间交往，都是重要的。——谢忱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