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王勃的一句“渔舟唱晚,穷响彭蠡之滨”,可谓道尽渔业繁荣发达时渔夫的惬意生活。

50年前,家住道滘、石龙、中堂等地的渔民,先后迁徙到虎门新湾、沙田先锋村,以捕鱼为生,逐水而居。彼时,渔民们穿过晨雾驾船出海,傍晚载着夕阳和鱼归港,诗意无限,收入颇丰,富甲一方。

50年后,随着东莞沿海片区工业化、商业化迅猛发展,传统渔业一步步退缩。水质恶化,渔业资源萎缩,渔民无田无地无分红,日子一天天走下坡路。

近年来,沙田、虎门政府先后提出了建设“滨海新城”和“滨海国际商城”的概念,将“滨海”概念摆在了城市建设的第一位。那么,离海最近、靠海生活的渔民,他们如何看待“滨海资源”开发,他们将是开发浪潮的获利者,还是旁观者,他们还要继续“无根”地漂泊吗?

◎东莞渔民的“无根游”

11月20日早晨6时许,鱼鳞云铺满了微微亮的天空。

家住沙田先锋村的58岁的吴韦礼拉开门,借着微弱的灯光,跨过了门槛踏出了门外。一阵风吹过来,他哆嗦了一下,裹紧了绿色的军大衣。

在海上生活了40多年,他练就一身观察天气的本领,估计了一下:今天气温约9°C,偏北风约3级,有风,不会下雨。

这种天气,除了冷风太大,却不失为一个摆渡的好天气。说是摆渡,其实是他走过一座小木桥,跨上一艘残破的旧船———这条船早已废弃了,是几名在此摆渡的老人拉过来的,可以给来往于狮子洋两岸的乘客歇脚。

他伸手解开了小船绑在旧船上的绳子,手一触及绳子就感到了一阵冰冷,又打了个寒颤。

沿江高速路开建一段时间了。建筑工人每天要靠渡船,才能过到对面的施工工地上班。为了多赚几块钱,吴韦礼每天要提前一个小时起床,摆渡建筑工人至对岸。

今天,吴韦礼来早了些。他蹲到了船头,长满茧的手伸进军大衣的袋子里,掏出了一根烟。背着风,他艰难地点燃了烟,大大地吸了一口,又吐了出来,烟圈尚未形成就被风吹散了。辛辣的烟味,刺激着神经:50年前,他跟随父辈的渔船来到先锋村仿佛就是昨天的事。

先锋村东与横流社区相邻,西滨临东江南支流,南与庄士花园隔涌相望,北与杨公洲相接。全村面积0.4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036人,约有190艘渔船。

吴韦礼什么时候迁徙至沙田先锋村的呢?他已记不清具体年份了。只知道17岁那年,他坐在载满了家当渔船的船头,父亲撑船,顺流而下,从道窖来到了沙田先锋村。

据《沙田镇志》记载,先锋村是在学习雷锋的浪潮中才改名的。1968年,渔民从道滘等地迁徙到现在的先锋村,被称为东莞道滘渔业大队,归新湾镇管辖。直到1998年,新湾撤归虎门管理,先锋村归沙田镇管理。

这是一段遥远而简单的记忆。他除了记得渔船、父母以及海水,其它一概无印象了。他说,自己是“无根”的一代,现在眉毛胡子都白了一大片了。

一直以来,他觉得渔民就像登上了一列开往远方的“火车”的旅客,没有目的地,哪里能捕鱼能生活即是“归处”———这是由渔民逐水而居的特性决定的。所以,渔民的生活就是一场“长途旅游”。

上世纪60年代末,虎门新湾和先锋村一样,进入了生产队时代。吴名允就是当时新湾渔业大队的一名干部。

吴名允说起当时的情景仍兴奋不已:“就在水面随便一撒网就能捞到一百多斤鱼,捕的鱼能供应整个东莞。但那时挣公分,渔民劳动的积极性不高,像捞到螃蟹,那时是把它拉出来,踩死扔到海里,因为怕它弄坏网,再说捞上来要和全社的人分赚不到什么；而现在,要是捞到螃蟹,宁愿把网给剪破,也要留下来,因为螃蟹值钱了。”

吴名允回忆说,那时,江水清澈,渴了就直接拿出瓢子,在船头舀了江水直接喝,水还有点甜；那时,四季分明,9月时分江面就开始腾起烟雾,似乎江水开了锅,江边茂盛的水草也随着北风沙沙地响起来；现在呢,气候很怪异,11月份直接从夏天跨入了冬天。

时间到了上世纪80年代,渔业大队正式解散,大队里的小渔船以1200元的价格卖给渔民,大渔船就以2万元/月的交清的形式卖出,从此以后,渔民开始分散作业。而原来的水产站也成了临时的柴油站,渔民用一百斤鱿鱼或虾米换二三吨柴油。

◎“渔味”渐渐淡去

刚掐灭了烟头,吴韦礼抬头就看见了有两名工人准备登船。哒哒哒的马达声撕破清晨的宁静,小船划过平静的江面……到了对岸,两名工人扔了4元钱在船板上,他捡了起来收到腰包里,然后驾船回到原地等待下一批渡河的人。

上世纪80年代初,吴韦礼有了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夫妻俩依旧住在船上,出海捕鱼的船则装上了动力更大的发动机,速度一下子提高了一倍。两个人带着孩子,可以闯进更深远的湛蓝大海中,有时出海就是一两个月,全家人吃喝拉撒睡都在那条窄窄的木船上。

两个孩子上学后,无论吴韦礼再怎么“威逼利诱”,他们都不再登船出海捕鱼了。他的儿子初中毕业后,没有参加中考,而直接到中堂工厂打工去了,已娶妻,生下一子。女儿则在高中毕业后,到一家酒店柜台前当收银员,今年已26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