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经济圈发展的态势分析

来源:梁启东   发布时间:2015-05-21 04:13:45 

新华网辽宁频道 ( 2004-06-10 稿件来源:



辽宁社会科学院 梁启东



自法国学者戈特曼1957年提出“大都市经济圈”概念以来,城市经济圈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以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经济圈或都市圈的崛起,是当今世界区域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的重要趋势。在经济发展的区域化与全球化的双重作用下,我国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体城市或行政区经济自闭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受到强势冲击,而区域协作和一体化水平不断演进,代表区域城市化进程高级状态的都市圈逐渐形成,并走向市场经济的前沿。为适应区域一体化发展态势的要求,并进一步拓展这种一体化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城市经济圈的构建应运而生并成为各地制定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选择。本文就城市经济圈发展概况和态势进行分析比较,探讨城市经济圈发展的内在规律,力求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一、城市经济圈发展的重大意义

所谓城市经济圈,一般是以一个或几个经济比较发达,具有较强辐射带动功能的中心城市为核心,由几个空间距离较近、经济联系密切、功能互补的周边城市共同组成的经济带。从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看,大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是战后全球城市化进程的集中体现,是在现代交通、通讯条件下人口、资金、物资、技术、信息高度集聚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城市化发展的大趋势。都市圈竞争决定世界经济格局。专家预言:“21世纪将是城市圈的世纪,经济的主要动力将越来越源于城市圈特别是大都市圈。城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决定新的世界经济格局”。

加快城市群发展,带动本国或区域经济发展,提升经济竞争力,是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世界前5大都市圈(纽约都市圈、东京都市圈、伦敦都市圈、巴黎都市圈和美加大湖都市圈)代表着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力量。它们不仅是国际经济、金融、商贸中心和控制中心,也是世界科学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和国际信息制造加工传播中心,在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中具有枢纽作用,是连接国内国际的接点和产生新技术、新思想的“孵化器”,具有强大的国际辐射能力和“场效应”,不仅成为所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而且其辐射力和影响力早已超出了国界。因此,尽快培育和形成若干个牵引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都市圈,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赢得国际竞争的关键所在。

城市经济圈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要素集散功能。主要指经济圈所具有的一定范围内集聚和扩散商品与各类生产要素的能力。由于都市圈打破了区域行政分割,降低了交易成本,加之科技力量较强、资本和技术有一定优势,具备发展较高层次产业的条件,能吸引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向城市群聚集,理论界称之为“极化效应”。都市圈首先是一个集散中心,是区域经济循环网络的重要空间节点。凭借较优越的交通和信息服务,成为大宗商品的交易地和进出区域货物的中转中心。伴随商品流的集散,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也将高速集散。生产要素的积聚,有利于在城市群内部形成协调有序、分工合理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集群,减少产业雷同,避免盲目竞争和资源浪费。都市圈要成为区域性中心,必须在区域经济活动中有效地实现商品和要素的集聚与扩散,成为区域内商品、资金、技术、信息、人才“五流”流动的中心。

服务功能。即都市圈所具有的为区域内的各种经济活动、商品和各类要素自由流动提供全面、高效、便捷服务的能力。都市经济圈必然是一个服务中心,它拥有一套高效的服务系统,为自身企业服务,为周边地域服务,为其他经济区服务,必须强化服务功能。这些服务功能包括:①交通运输服务;②通信信息服务;③中介咨询服务;④市场设施服务;⑤金融服务。

辐射带动功能。随着城市群规模的扩大,产业的升级,效益的提高,技术进步的加快,创新能力的增强,必然对周边地区产生强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中心城市极化作用将带动综合经济中心的形成,形成和发挥制造中心、贸易中心、交通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科技中心等多功能的综合经济中心的作用,成为本区经济振兴的基地,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推广中心,带动区域经济腾飞的龙头。

整体竞争功能。通过城市群经济社会一体化协调发展,使各城市之间形成合力,增强参与国内国际竞争的整体实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率先开放,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以北京、天津为中心京津唐经济圈。它们的发展壮大,带动了东部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2000年,三个经济圈的GDP分别达到13740亿元、6439亿元、4314亿元,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15.6%、7.3%、4.9%。而三个经济圈内的人均GDP则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4倍、1.5倍。

集约用地功能。发展都市圈有利于用地空间统一布局。我国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用地紧张制约城市发展。建设都市经济圈,克服各个城市分散规划、分块建设的现象,利用都市圈内城市相邻的条件,统一规划用地,合理布局新建企业,提高单位土地的经济产出率,起到节约耕地的作用。如果采取都市圈战略,尽量在有限土地面积上容纳更多城市人口,减少企业和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从而少占土地,才能做到既完成了工业化,又保护了耕地的基本需求。

创新功能。即都市经济圈的制度创新能力。都市圈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必然聚集许多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不断推出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体制,转换政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创新产生的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促进周边地区的发展。创新功能是区域发展的动力。都市圈要发展,必须发挥综合创造能力,成为新观念、新思想的诞生地,新体制、新机制的发祥地。



二、城市经济圈发展的概况

为适应区域一体化发展态势的要求,构建城市经济圈成为各地制定区域发展规划的重要战略。从南至北,由东向西,一出出区域协作的好戏令人目不暇接,可谓是“城市化”群雄逐鹿,合纵联横;“城市群”风起云涌,浪滚神州,城市经济圈成为当今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一)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经济圈

长三角都市经济圈。长三角包括上海、南京、扬州、镇江、南通、泰州、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等15个城市(后又加入浙江台州)及其所辖区域。目前大长三角都市圈协调会议最多、呼声最响,也最为成熟。虽然还没有整体的发展规划,但有实质性进展。包括建立了多层协商机制。主要有:四年一次的长江沿岸城市经济协调会和两年一次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2001年又建立了每年一次的苏浙沪三省市合作与发展座谈会,旅游、人事、信息、科技、教育、工商、技监、城建、物流等部门的协商会。这些会议,对于加强宏观层面的合作、协商有关重大问题和开展部门间的实际联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推进了重点领域的合作。在信息化、在旅游、教育、科技、外贸、人事方面,都有合作的方案。

南京都市圈。包括南京及周边100公里范围内江苏的镇江、扬州,安徽的马鞍山、芜湖和滁州共六个城市,目前已形成较为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规划在空间总体结构上形成一个核心、两个圈层、三条主轴。其中一个核心是南京都市发展区;两个圈层为距核心城市中心区50公里左右范围内的核心圈层和100公里左右范围内的紧密圈层;三条主轴为宁扬、宁镇、宁芜轴线。通过都市圈的规划建设,将从区域层面上推进核心城市、节点城市与县域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分工与协作、生产要素有序流动、共同市场构建等方面进行合作,从而整合圈内城市发展的相关资源,形成强强组合、区域协调的发展格局,提升整个区域的国际、国内竞争力。

徐州都市圈。设定范围包括江苏的徐州、连云港,安徽的淮北,山东的枣庄,河南的永城等。规划重点是“培育、发展、协调”,即突出对产业、劳动力、政策环境等发展要素的有序培育、择优培育和重点培育,加强对产业发展的规划、引导,深化对城镇布局、交通网络、区域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旅游资源、生态环境等重大问题的协调。按照《徐州都市圈规划》,圈内区域空间结构呈“单核心多节点放射状”,具体就是:一个核心城市、四个重要节点、三条城镇发展轴。单核,即徐州市;四个重要节点,即宿迁——新沂、丰县——沛县、淮北——宿州、枣庄——微山四个跨市域城市功能组团;三条城镇发展轴,即东陇海城镇发展轴、京福城镇发展轴、宿徐沛(丰)城镇发展轴。

苏锡常都市圈。苏锡常是江苏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也是产业、人口、城镇高度密集的地区。其定位是上海大都市圈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江苏省经济发展的先导地区和创新的中心,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体。都市圈的区域发展目标是,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沪宁杭城市群中,组合苏中,辐射苏北,联合浙北,围绕上海,相对独立,互惠互利,率先实现现代化,积极融入国际经济贸易体系和世界城市体系,实现三市共同发展。苏锡常都市圈建设主要有三大具体目标:一是建立均衡发展的、大中小城市完备的城市体系,在做大做强大城市的同时,特别注重中小城市的发展。二是创建两大共建共享机制,即对资源、环境共同利用及保护机制和重大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机制,力争到2010年首先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水环境的基本修复。三是构建两大跨地区产业带和一个跨地区的产业中心,即苏锡常高新技术产业带、环太湖吴越文化旅游带和苏锡物流中心。

杭州湾都市圈。杭州都市圈打的是接轨上海战略。为主动接轨大上海,成为长三角国际大都市带的有机组成部分,《浙江省环杭州湾地区城市群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已通过专家评审。其发展设想是,一是未来环杭州地区城市群将形成嘉湖、杭绍、甬舟三片城市群;杭州湾滨海生态保护区,西部、南部水土保持与水资源涵养保护区,环太湖周边区域,平原水网密集地区生态保护区等四类生态区;杭州、宁波、嘉兴、绍兴、湖州、舟山六个都市区。二是规划建设“七接、三通、二绕、多射”的高速公路网络,市县(区)高速公路覆盖率达到100%。三是培育三大产业带,着重培育湖嘉片、杭绍片、甬舟片三大产业带。四是加强环杭州湾区域内23个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利用工作,严格划定保护和建设控制范围,形成一个核心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舟山等五个特色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框架。

珠三角都市经济圈。珠三角都市经济圈有三个概念,一个是“小珠三角”,指的是广东省内的珠江冲积平原,面积不到4.2万平方公里,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惠州等十个城市。另一个是“大珠三角”,是指广东、香港、澳门三地的城市经济带。目前,广州、佛山正在谋划建立广佛都市圈,使之成为“小珠三角”的内核。随着CEPA协定的签署,将使粤港澳城市群的经贸合作更加紧密,对周边特别是西部地区的覆盖能力更强,港珠澳大桥和西南、华南一系列交通设施建设将为此提供物流载体。粤港为此达成共识,将合力打造“大珠三角”经济区,两地对经济发展重新定位,广东将致力发展成为制造业基地,香港则发展物流、金融和服务业中心,争取通过10至20年时间,把大珠江三角洲地区建设成为全球最富活力的地区之一。一个以广州为顶点,以港、澳为两个基点三角连线所贯穿和包围的城市经济带正形成“大珠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的第三个概念是“泛珠三角”。2003年广东省提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构想,得到了其他地区的热烈响应。其范围按照“与珠江流域有关、与广东相邻、与广东经贸关系比较密切”的原则,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9个省(区),再加上香港和澳门形成的区域经济圈,简称“9+2”。相对于“小珠三角”、“大珠三角”而言,“泛珠三角”是个全新概念。最为可贵的是,这一概念从已经转化为大规模的行动,这些地区直接或间接地与珠江流域的经济流向和文化有关,且在资源、产业、市场等方面有较强的互补性。着眼于长远未来,共建泛珠三角经济圈的战略利益在于使“9+2”的经济主流化,使这个区域在20年后成为全球三大经济圈的核心地区。

京津唐大都市圈。京津唐大都市圈以北京、天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包括了北京、天津及河北的唐山、保定、廊坊等2个直辖市、3个地级市、5个县级市,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500多万人,另有数百万流动人口。该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全国资源向首都的集中。这一地区传统的重化矿冶工业与水资源短缺和环境保护的矛盾日渐突出。作为我国三大经济圈之一的京津冀地区经济合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体制、机制、观念等方面的障碍。因此该经济圈地位和影响最为重要,但发展步伐却较为缓慢,学者层面研讨多于实际部门操作。国家发改委今年初召集京津冀有关部门共商合作发展大计,决定建立京津冀发展和改革部门定期协商制度,研究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京津冀一致同意,启动京津冀区域发展总体规划和重点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共同构建区域统一市场体系,消除壁垒,扩大相互开放,创造平等有序的竞争环境,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产业合理分工。首先选择易于突破的领域开展合作。联合开展港口、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建设,联合开展区域水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积极引导和支持区域内行业及企业间的经贸、技术合作。为更好地发挥京津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中的带动作用,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一是“京津合并”,用5至10年时间建设成一个世界级国际大都市(穆学明);二是“大北京”,包括京津唐、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的京津冀北地区(吴良镛);三是将秦皇岛设为北京的特区,让北京成为一个滨海城市(孙久文)。

山东半岛都市圈。山东半岛城市群包括济南、青岛、淄博、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8市。2003年底,《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战略研究》通过了由国家建设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组织的联合论证。按照总体战略目标,半岛城市群将以开放为先导,以青岛为龙头立足东亚,面向世界,拓展腹地,发展成为综合实力强大的制造业基地、环境优良适于人居的城镇群体、有较大国际影响的都市连绵区,并引领全省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山东省正编制和完善各项专业规划,包括半岛区域经济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旅游业发展、高等级公路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开发区和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城际快速轨道交通规划、海岸带规划等专业规划,半岛城市群总体规划也将完成。同时,构建现代化交通体系,争取在短时间内形成铁路、港口、高等级公路、机场、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管道运输有机衔接。其中,将以青岛、济南为中心,建立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为骨干的城际快速交通体系,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环绕沿海,覆盖全区,辐射内陆的路港交通体系。

(二)中西部的城市经济圈

大武汉都市圈。武汉整体实力和发展能力在内陆城市中始终名列前茅。以武汉为中心,集中100公里半径内的黄石、鄂州等8个中小城市,面积达6万平方公里,已经形成湖北乃至长江中游最大、最密集的城市群。这一城市群以全省33%的土地,承载了全省50%以上的人口,提供了全省近60%的GDP、53%的地方财政收入、近60%的投资、61%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是湖北产业和经济实力最集中的核心区。实行“三步走”:2005年初步建成交通设施一体化和区域大市场基本框架,2010年初步形成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格局,2020年武汉市率先在长江中游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武汉城市圈成为我国内陆地区的第四经济增长极。

中原城市群。根据河南省编制的《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发展战略构想》,中原城市群以省会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在内共9个省辖市,下辖14个县级市,34个县城。其总体构想是:实施区域性中心城市带动战略,整合区域资源和经济优势,着力构筑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成为全省对外开放、东引西进的主要平台,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区域性商贸金融中心和科教文化中心,中西部综合竞争力较强的开放型经济区。城市体系建设上,要壮大中心城市,培育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积极发展卫星城,逐步调节城市群内各城市的规模结构、网络结构和功能分工。城市体系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大郑州都市圈;第二层次以大郑州都市圈为中心,以洛阳、济源、焦作、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漯河等八个中心城市为结点,构成中原城市群紧密联系圈;第三层次为外围带。从形状上看,以大郑州都市圈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紧密联系圈,可形象地称为“钻石”城市群。

合肥经济圈。2003年合肥市制定了《千亿规划纲要》,即GDP到2010年超1000亿元,把合肥建设成为全省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华东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辐射更深、带动更广,基本形成合肥经济圈。经济圈以合肥为中心,与周边六安、淮南、蚌埠、滁州、巢湖、芜湖等城市建立分工合作、协同发展的经济圈,并逐步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圈融合。按照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原则,推进区域资源要素有效整合,不断扩大经济辐射、扩散范围和能力,增强合肥区域中心城市功能,提高经济合作水平。建设区域性经济服务中心,加强圈内经济合作,增强与其他经济圈的交流与合作。在空间发展战略上,具体规划了合—巢—芜发展轴、合—宁发展轴、合—六(安)发展轴等。

湘三角经济圈。湖南很早就在进行长株潭一体化的规划。近年来长株潭一体化概念得到升华,那就是“湘三角”的设想。湘江三角洲经济圈的总体构想是:以湘江为主线,以长沙为中心,以株洲、湘潭、衡阳、岳阳为次中心,以长株潭为金三角,以常德、益阳、永州、郴州为辐射点,把湘南、湘中、湘北的九个地级市都纳入发展规划中。按照“龙头带动、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总体要求,突出文化和生态的特色,整合优势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通过10—20年的时间,努力构建以长株潭为金三角的湘三角经济圈,使之成为中国内陆地区的第一个三角洲经济圈和中国第四大城市群,成为全国内陆华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旅游、商贸中心。

西咸经济圈。2002年底,以《西安——咸阳经济一体化》协议签定为标志,西部的一个大都市圈正式形成。圈子里的两座城——西安、咸阳实现精确对接。“西咸经济圈”建设的总体思路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现有资源为基础,以优势互补为前提,以生产力合理布局为条件,逐步实现“规划同筹、交通同网、信息同享、市场同体、产业同布、科教同兴、旅游同线、环境同治”等“八同”。两市连体后,两市将逐步实现规划衔接,交通同环、通讯同网、环境同治、金融同城、信息同享。随着西安——咸阳地铁的筹建、世纪大道的开通,两市之间20分钟就可到达;两市将共同编制旅游发展规划,更多的景点都纳入了“西咸一、二、三日游”范围;两市的公用通讯、局域信息、广播电视等网络将驶上快车道,两市的计算机网络将互通,实现咸阳电话用西安区号,移动电话同市、固定电话升至8位;共同治理渭河、沣河流域的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工业污染、固体废气污染。西咸一体化是既求“共同”,又有“错位”。西安定位在发展成信息中心、金融中心、商贸中心、高科技中心,与咸阳错位。现在,西安西北部和咸阳沣河新区建设已经启动,此举将两市市区联结为一体。

成渝经济带。成渝经济合作历史久远,1997年重庆直辖也未能阻隔。不久前《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课题在国家发改委“十一五”规划研究招标中中标;重庆和四川就《关于加强川渝经济社会领域合作共谋长江上游经济区发展的框架协议》和交通、旅游、农业、公安、文化、广播电视等部门的合作签署了协议,统称为“1+5”川渝合作框架协议。这两件大事把川渝合作、共谋成渝地区发展推向近10年来的高潮。同时,也提出了成渝经济区能否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大东北之后的“第五极”的话题。从目前形成的布局态势看,成渝地区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包括两个特大中心城市(重庆、成都)、三个城市经济圈(重庆经济圈、成都平原经济圈、川南城市群经济圈)、四条经济带(成达铁路和高速公路沿线经济带,成渝铁路和成渝高速公路沿线经济带,长江沿线经济带,宝成、成昆铁路和成广、成乐高速公路沿线经济带)在内的西部最大的跨省市经济区。

中西部其他一些地区也进行城市群规划。如云南省,针对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现状,规划在未来10年内将建成以昆明为中心的滇中、滇东北、滇西、滇西南、滇西边境、滇南等6大城市群。新疆目前正在规划以乌鲁木齐为中心,昌吉、米泉、阜康、五家渠、吐鲁番、石河子共七城市组成的乌鲁木齐城市经济圈。广西也在规划北部湾经济圈等。



三、城市经济圈发展的共同特点

(一)依靠市场机制整合城市群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已经出现,而且成为主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协作和城市群发展一直循着两条道路演进:一条是以政府促成,行政力量主导;一条是自然生成,城市化启动,市场力量主导。

就前者而言,上世纪80年代,城市群的发展曾出现过一次浪潮,一些协作组织一直延续到现在。如长江沿岸城市市长联席会,涉及长江中下游20多个城市,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南京经济协作区19城市市长协作会,涉及苏、皖、赣三省,曾在80年代、90年代两次编制过区域发展规划;武汉经济协作区地跨湘鄂赣豫4省30个城市,每两年举办一次协作会议;辽宁中部城市群区域协作也曾于80年代起步,并组建联合体,成立理事会。上述这些协作组织多是80年代组建,带有一定的计划经济色彩,开始声势较大,而后实质性合作较少,甚至成为了联谊性协调组织。

就后者而言,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沿海城市群的发展先后出现了两次浪潮(王诗成、郑贵斌,2003):第一次是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上世纪70年末80年代初,珠三角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国家批准了深圳、珠海、汕头成立经济特区,珠江三角洲凭借开放的优势和包容港澳的有利条件加快了发展步伐。从80年代,这一地区始终是我国效益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城市群的形成是其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二次是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90年代,中央作出了开发浦东的决策,以此为契机,上海和长三角逐渐崛起,成为了整个中国经济开放和发展的第二波,也成为我国城市群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随着长三角的对外开放和整合发展,两省一市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群。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的城市群,在形成和发展初期,都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协调机构,市场力量是其主导力量。

进入新世纪,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依靠市场力量整合城市群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已经出现,而且成为主流。在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大力度发展更多的布局合理的城市群,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也是深化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这次浪潮规模大,来势猛。目前,珠三角城市群在扩展升级,一个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大珠江三角洲城市圈正在筹划形成之中。长三角城市群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合纵连横,正在酝酿建设以上海为轴心,通过高速公路整合,直径为两个小时路程的大长三角城市圈。除此以外,全国形成多个以“都市圈”、“城市群”、“城市经济圈”命名的经济协作区域。

(二)经济高速发展对都市圈构建提供支撑,城市化的快速演进为都市圈发展提供促动

都市圈的发展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产物。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上海浦东开放开发以来,长江三角洲呈现出持续蓬勃发展的态势,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之一,长三角也成为我国都市经济圈发展最为典型的地区。长三角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工商业的发展,得益于自主型城市化。

广东经济的发展得改革春风之先河,在对外开放中抢得“先手”,先行对外开放所导致的外资进入,靠着与香港临近,以“前店后厂”的模式发展经济,通过与香港的对接,早在20年前,珠三角企业就把市场与国际接轨,造就了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外向型特点,7万多家制造企业已把珠江三角洲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大批中小城市、小城镇也发展壮大起来。随着CEPA协定的签署,将使粤港澳城市群的经贸合作更加紧密,对周边特别是西部地区的覆盖能力更强,港珠澳大桥和西南、华南一系列交通设施建设将为此提供物流载体。目前,粤港达成共识,将合力打造“大珠三角”经济区,两地对经济发展重新定位,广东将致力发展成为制造业基地,香港则发展物流、金融和服务业中心,争取通过10至20年时间,把大珠江三角洲地区建设成为全球最富活力的地区之一。

城市群是区域城市化的高级阶段。城市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必然对城市群的发展提出要求。目前一些省份开始把城市化和城镇体系规划提升为构建“城市群”思路,制定和实施都市圈发展规划。

(三)各地对区域合作高度重视,领导层面就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提升综合竞争力已经取得共识

决策层高度重视,形成共识,是本次城市群发展浪潮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各省市间还有区域保护和相互压制的竞争的话,那么到了本世纪初,各地领导层已经清醒认识到:区域合作比竞争更重要,加强城市联合协作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新形势的迫切需要,是加快区域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在长三角地区,近年来三省(市)高层领导互访、会晤频繁。上海市提出“学习江浙、服务江浙、依托江浙、接轨江浙”,以合作为基础、以共赢为目标,促进与江浙联动发展,形成共赢格局,实现共同繁荣;同时要求全市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要进一步“融入长三角、服务长三角”。浙江省提出“虚心学习、主动接轨、真诚合作、互利共赢”,以更积极姿态参与长三角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努力在互动共进中实现江浙沪发展的共赢。杭州、宁波、绍兴等做出了接轨上海的决定。江苏省提出以“协调发展、合作共赢”为原则,积极推进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去年江苏完成了接轨上海2010年世博会的规划,准备从市场接轨、产业接轨、基础设施接轨、旅游开发接轨、生态环境整治接轨、规划的统筹与衔接等六方面入手,打“世博牌”,筑共同市场。

在珠三角,粤港双方高层一致认为要进一步促进优势互补,推进两地资源的更充分整合,提升粤港“前店后厂”的合作水平。把广东的制造业、技术、市场、劳动力、资源优势,与香港的国际商贸、金融、管理、人才等优势结合起来,促进香港作为商贸物流平台与广东作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整合,共同营造大珠三角制造业和服务业并举的格局,提高整体国际竞争力,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

(四)重视区域合作规划的作用,把规划当作都市圈发展的“牛鼻子”工程

都市圈各个城市要科学确定各自的发展目标、产业特色和功能定位,必须规划先行,制定和实施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各都市圈都克服原来市场力量自发作用的不足,在市场机制继续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行政力量因势利导,顺势推动,促进都市圈发展逐渐走向成熟。

在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两省一市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政府部门之间建立了区域合作工作制度和定期座谈协商机制,明确了交通体系、市场体系、环境保护、信息资源开发利用、金融协调体系等五个方面的近期合作重点。江苏省政府于前年和去年正式批准南京、徐州、苏锡常三大都市圈规划并付诸实施,对都市圈的发展目标、战略以及实施对策,对区域空间管治原则、范围、内容和措施都提出原则要求。湖北省制定了《关于加快推进武汉城市圈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将用5到10年时间,打造一个辐射周边地市的大武汉经济圈,使武汉的发展对湖北乃至华中地区的发展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武汉为实施经济圈一体化,成立8个专题协作组,每个组都有工作方案。此外大杭州都市圈也制定了发展规划纲要。

一些地区建立了多层协商机制,组织召开部门协商会,加强宏观层面的合作,协商有关重大问题,开展部门间的实际联动,推进了重点领域的合作。

(五)建立健全协调机构,基本形成区域内城市间的协调沟通机制

统一的经济运行与管理机制是都市圈整体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各区域内部都从都市圈长远发展的高度出发,着力解决行政壁垒问题,加快构建精干、务实的都市圈经济社会一体化组织协调机制。第一个层次,省(市)际协调会议制度。从上世纪80年代的“国务院上海经济规划办公室”,到90年代后期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直到后来启动的“二省一市省市长联席会议制度”,经过20年的尝试,长三角在地方政府协调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果,15城市市长协作会议(2003年由于台州申请加入,变成15+1)每年举办;南京都市圈建立苏皖两省省际协调会议制度,由两省省级领导牵头负责,定期研究解决都市圈发展过程中可能涉及到跨省级行政区域的重大问题。第二个层次,专题议事机构。根据都市圈发展的实际情况,就相关专题分别设立专题议事机构,成员包括各个城市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主要职责是就相关专题研究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提请协调会议决策。在珠三角地区,粤港双方也建立起合作沟通的新机制。从第六次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开始,原来的“双首长制”升格为双方行政首脑出面主持的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制度。

在一体化组织协调机制之下,部分领域已着手开展实质性的联动。在长三角,政府服务管理的联动已经启动,“15+1”旅游高峰论坛签署的合作宣言,加速了长三角旅游网络的形成,提升了区域旅游市场的整体竞争力;《江浙沪文化市场合作与发展意向书》和《长三角区域演出市场合作与发展实施意见》,区域内任何一地实施的文化市场优惠政策,其他两地均可共享;发布“长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宣言”、“关于以筹办‘世博会’为契机、加快长江三角洲城市联动发展的意见”等政府间合作宣言等。

(六)注重城市经济圈发展的本质要求,把一体化作为区域协作的重点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按照自然地域经济内在联系、商品流向、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形成的经济联合体。同时,它是建立在区域分工与协作基础上,通过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推动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过程。

各地的区域协作把区域一体化作为重点,目前实现或初步实现了以下几个一体化:生产要素一体化。在长三角,上海在全国经济协作中1/3的项目都在长三角地区,其对外投资的60%也投向了这里。而江浙地区的大量著名企业也纷纷进驻上海。在新一轮经济发展高潮中,随着上海城市产业的不断高级化、江苏沿江地区产业带的建设、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区域旅游一体化、人才使用一体化、金融服务区域化、城市公共设施服务网络化等正不断加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态势已初步显现。基础设施支撑体系一体化。与要素流动、城市间联系的不断加强相呼应,促进区域基础设施网络的一体化发展也渐成共识。在长三角,包括以上海航运中心为主体的江海港群、区域的干支机场系统、高速公路连网互通、城际轨道交通、区域供水、防洪、流域环境治理等一系列区域基础设施连网建设,已经或正在取得显著的成效。目前三省(市)公路建设管理部门正在努力以形成“三小时都市圈”为目标,加强省际联系、加密城际通道,加速构建以区域主通道、城际走廊、市域射线三个层次为基本功能格局的高速公路网。其中重大节点项目的崇明越江通道建设已启动,杭州湾跨海大桥、苏通大桥、润扬大桥已在抓紧建设。除了上述几方面一体化外,三省一市还在推进产业布局一体化、区域市场一体化、体制创新一体化和招商引资一体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七)民间力量广为参与,营造城市经济圈建设的社会舆论氛围

与政府间沟通协调机制相呼应,在民间层面,扩大民间交流渠道,建立各行业的交流机制。如南京都市圈欲启动“企业家论坛”,推动各城市企业家交流的蓬勃开展;2003年9月由16个城市成立了“长江三角洲城市市场信息协作网”,为长三角各城市商贸部门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的热切和渴望提供了信息资源,为各城市间构筑了商贸合作与交流的平台,使长三角商贸走廊更加宽敞便捷。

民间合作研究机制也纷纷建立形成。各经济区域内企业、行业和商会之间进行经常性研讨,不定期举办各种研讨会、展览会、信息交流会,建立信息网络,配合政府推动区域经贸合作多层次、全方位发展。对都市圈的研究气氛浓厚,各种研究课题比比皆是,研讨会、论坛声势很大。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主体很多,包括大学、研究院、政府研究机构、民主党派等。在过去的一年中,“长三角”是经济界、学界乃至新闻界最热门的关键词:有上海学者估计,近两年来各地各界召开的长三角区域经济研讨会议超过100次之多。

政协组织在区域协作中发挥了独到的作用。各地政协开始走上前台,加强区域合作方面的研究。上海市政协长期致力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每年都有关于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提案,2002年8月举办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研讨会,就建立区域合作良性互动机制、加速区域内资源流动问题进行讨论。苏州市政协与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北京决策咨询中心共同举办首届“长三角(太湖)发展论坛”。

(八)城市经济圈发展布局动态调整,区域经济发展在分化重组中呈现东西互动与南北呼应的趋势

发展不平衡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发展不平衡性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存在并发生作用。与这种不平衡的发展状况相适应,中国城市经济圈发展也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分化、动态调整的特征。经济圈不是封闭的体系,不是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系统,单纯讲一体化不行。城市经济圈是动态的、开放的、多层次性的系统。区域合作的要旨是打破区划,重在整合。长三角、珠三角都在一体化的基础上,进行积极扩张哪个,向内陆进发,“攻城掠地”;辽宁中部城市群、大武汉都市圈、成渝、长株谭“湘三角”等,都在争当中国“第四增长极”;在地方政府推动下,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地域性城市经济圈快速升温,比如长三角经济圈中又有杭甬经济圈、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环太湖都市圈等做法。在城市群数量规模扩张和空间等级结构不断变化的同时,城市群在东部沿海地区,大的城市带包括了城市群,大的城市圈又囊括了小的都市圈,已经形成了“带中有带”、“圈中套圈”的格局。某一个城市,可能既属于一个经济区,又属于另一个都市圈,还属于又一个城市群。而且一些都市圈已打破原有行政区划,依托经济联系进行经济区域整合,如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的规划,都囊括了其他省的一些城市。总体上,在全国区域经济中呈现出由东向西、由南向北两个方向的互动发展,由东向西以长三角为动力源,其辐射力度在逐步加大;由南向北以珠三角为动力源,南北呼应的势头在逐渐增强。这两股力量与京津唐大都市圈的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相交织,必然上演出中国城市经济圈合纵连横、分化发展的活剧。



四、城市经济圈发展的共性障碍

城市经济圈进一步发展面临的共性障碍,主要是行政体制分割,各自为政,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性区际关系削弱着甚至是替代了市场性区际关系,以致经济圈内因地方行政主体利益导向而难以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经济融合。

(一)产业结构趋同严重

产业结构趋同,地区产业发展自成体系,区域内产业发展缺乏有效分工与整合。长三角三地普遍存在第二产业比重偏大、第三产业比重过小的问题。在制造业发展方面,沪、苏南、浙北三地也是自成体系,缺乏有效分工与整合,重复建设现象较为严重。据有关资料,长三角地区上海与江苏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82,上海与浙江的相似系数为0.76,而江苏与浙江的相似系数竟高达0.97(周争先,2003)。城市之间亦是如此。苏州无锡常州3市的主导产业基本都是“机纺化冶食”,各行业的比重也十分接近。轻工、机电齐头并进,新型家用电器各铺一摊。珠三角城市间的产业结构趋同问题也很突出。广州、深圳、珠海、惠州、东莞、中山、江门、佛山、肇庆9市的工业产值,47%以上集中在食品、纺织、机械工业、电气机械、电子及通讯设备5个行业,其中深圳、珠海、惠州、中山、江门、佛山各市工业产值的50%以上集中在此5个行业。京津唐大都市圈内,多年来,北京、天津及其它城市各自为政,城市发展目标相似,产业结构雷同,生态环境系统缺乏引导控制,结果导致整个区域资源使用浪费和发展水平落后。

(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

都市圈培育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拉投资、拉项目热情高涨,比较容易出现重复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重复建设问题。目前长三角机场的密度已经是平均每万平方公里为0.8个,超过了美国每万平方公里0.6个的水平,但区域内仍在上演新一轮“机场建设大战”,一些城市还在建新的机场。业内人士担心,机场建设是动辄一掷“亿”金的项目,随着“长三角”地区高速公路等城际、省际间快捷交通的增多,上海与周边城市的“同城效应”日渐显现,如此大规模地规划建设机场,带来的必然是巨大的市场风险。此外,很多地区在交通、通信、信息等基础产业发展上也缺乏有效协调和统筹规划,在环保、旅游等第三产业发展方面缺乏通盘考虑的区域性合作。由于结构趋同、重复建设,因而没能形成区域经济的优势互补,没有发挥区域经济的规模效应和区域内不同地区和部门之间的比较优势。由于缺乏规模集中经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内经济增长极的培育和发展,并进而影响到增长极的“极化”与“扩散”效应的发挥。

(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限制多多

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对区域内各类资源的有效配置,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浦东的进一步开发、开放,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将具有增强趋势。但是,由于受行政区划和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许多地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依然存在很大限制,特别是一些短缺要素的流动,如资金、人才、技术流动、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分割更是受到种种不合理限制,存在市场一体化的障碍。其表现通常是经济圈内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贸易壁垒、资源大战,以及各种形式或花样翻新的地方保护。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区域内生产要素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再加上区域内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大落后于本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这在客观上直接导致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对滞后,使区域内合理分工和产业优化布局的巨大潜力远未得到发挥。同时,还在客观上阻碍了城市群“点——轴”开发和网络化发展进程,影响了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削弱了区域经济的整体对外竞争力。

(四)城市发展缺乏准确定位

建设都市圈,核心是推进经济一体化,关键是分工合作。而都市圈最不容易协调的就是产业分工,特别是制造业分工问题。一些地方在开放引资上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在外贸出口上竞相压价,导致过度或恶性竞争,甚至经济圈内的区际联系还要小于与国际的联系,由此损害了区域整体利益。以长三角为例,从地理分布上看,长三角区域内目前已形成几个比较大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中的主要城市包括上海、苏南地区、浙北浙东地区共计16个沿江沿海大中型城市。在这些主要城市之间同时还分布着大大小小几十个规模不等的小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内各城市在积极发展对外合作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区域内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和协调发展,区域内各城市之间在城市发展战略上缺乏统一协调,在城市职能分工上也没有进行通盘规划。各城市之间在发展规划上缺乏整体观念,没有进行战略上的协调与分工,部分城市没有准确分清自己在区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城市发展缺乏特色。在长三角的产业分工上已经有了很具体的摩擦和矛盾。去年上海推出“降低商务成本试点区”方案,即“173计划”即降低商务成本试点园区计划,对江苏、浙江及整个长三角城市吸引外资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在各市被普遍提出异议,甚至被曲解成“蜗角争利”。

(五)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利益之争

都市圈中一般有一个或几个核心城市。但从全国来看,除了上海可以没有疑问地充当“龙头”、“老大”外,其他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都有限。中心城市总体实力不强,积聚和辐射功能不完善,区域内部凝聚力就有限。总体上,发达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应该是进入以高新技术、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一般传统制造业大量向周边城市转移。而国内许多中心城市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一步,还处于吸纳大于辐射阶段,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力自然不强,因而中心城市与圈内城市在产业分工和生产建设方面容易出现矛盾,很难实现共赢。武汉都市圈中心城市占圈内经济总量的50%以上,各市力量较弱,还没有承接辐射的城市梯队。“中部崛起看武汉”。大项目都放武汉,其他地区怎么办?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也有存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摩擦和矛盾。

(六)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减弱

都市圈人口众多,工业化、城市化水平高,经济发展速度快,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大问题。由于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形成“各家自扫门前雪”,甚至以邻为壑现象,这不仅不利于区域间共同发展,也恶化了整体区域环境,生态效益减弱。长三角地区人口密度高,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急剧增加,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减弱。太湖流域的面积仅占全国的0.38%,各种污水排放量却高达32亿吨/年,为全国的10%,水乡泽国出现了普遍的“水质性缺水”。京津唐都市圈、环渤海经济带突出表现在区域性水资源短缺、水系被破坏、湿地减少、海水污染、赤潮频现等。

(七)制度和体制制约

上述所有的矛盾,都可以从体制和制度的层面找到原因。由于城市经济圈内存在不同的政府主体,因此在各自利益维护方面可能会存在冲突,一旦涉及到城市之间的竞争的时候,自身的利益将会优先考虑,此外,一些政策的差异也可能成为制约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这种制度上的障碍,至少有几个方面的不良影响:在同一经济圈内存在不同的游戏规则,算不上真正的一体化;政策制度的差异,使企业的营商成本增加,不利于刺激企业的投资,也不利于民营资本的发展;不利于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及管理(徐印州,2003)。当前推进区域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区域合作受到各种形式的行政壁垒、地方保护主义的干预。企业改革,改到深处是“产权”;区域整合,整到深处是“区划”。二是政府与企业关系有倒错,企业行为以竞争为主,合作是为了竞争;政府则相反,应以谋求合作为主,或以提供合作条件为主。企业还不具有完全的“用脚投票”自主权,区域合作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关键还是国有企业,一方面在一个政企不分制约之下,生产要素空间配置自主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由于国有股“一股独大”,产权改革不到位,企业缺乏让价值等于边际成本,形成最佳生产经营状况的驱策冲动,从而缺乏通过区际合作降低交易成本的内在需求。显然问题在企业,根子却在政府;三是生产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区域合作的市场机制尚不完备。



五、城市经济圈发展的原则与重点

城市经济圈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有遵循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符合合作各方的内在要求,构建区域进步的动力机制,完善互惠互利的组织机构,才能在地域相连或相通的前提下,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圈层结构。

(一)构建都市圈要把握的原则

优势互补。即根据经济圈内各个城市的比较优势、各方的比较利益,对经济圈内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实现生产要素互补,合理配置资源,搞好产业配套,形成集群效应,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个区域的整体优势。

资源共享。客观上,城市圈内各城市拥有的资源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就要求在区域范围内建立共享机制,实现资源的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优化配置。对土地、原材料、能源等资源,在可以通过开放市场、调整价格以及降低消耗等途径,实现这些资源最大程度的共享;教育、科技、人才、知识产权、信息、管理、旅游等资源,应重构无障碍共享机制,扩大城市间资源的开放程度,实现这些资源的互利互赢;对交通、通讯及其他基础设施等资源,应建立区域性直达、直通网络,最大化地实现资源利用效率。

互利互惠。要充分兼顾经济体内各城市的利益,不能以牺牲一方的利益为代价。要通过经济的分工与协作,产生集聚和累积效应,实现“双赢”和“多赢”的效果,这是建立经济区的着眼点和出发点。

市场调节。经济圈内各城市的功能定位以及分工合作,一定要坚持市场化的原则,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共同发展。要在体制上、机制上和组织上实现创新,解决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

整体运作。经济圈建设是个系统工程,既要积极拓展中心城市的功能,又要充分利用周边城市的优势,尽可能做到一体化运作。因此,在产业整合、市场布局、资源共享、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制定等方面各市要顾全大局,统筹兼顾,充分体现规划的整体性和运作的一致性,从而提高经济圈的整体竞争力。

(二)构建都市圈要抓住的重点

产业优先。产业是城市经济的支撑,也是发展城市圈经济的核心。发展城市圈经济必须坚持产业优先原则,只有产业水平提高了,城市圈经济发展实力才能得到相应增强。要重视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扩大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规模,努力提升产业结构层次、产业集中度和产业外向度,不断延伸中心城市产业链条。以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为龙头,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和骨干企业,壮大产业实力,形成区域经济支柱。都市圈内其他城市则应按照产业链条延伸、产业相互依存和关联的要求,主动承接中心城市辐射,积极发展与区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协作配套、上下游配套的相关产业。同时,要注重发展地方特色产业,促进城市圈经济产业布局、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突出各个城市自身的特点,发挥各自优势,发展特色产业,避免因产业结构单一或重复建设造成的恶性竞争。要通过城市圈内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与特色产业的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形成布局合理的产业构架和版块经济,创建多层级经济网络体系。

市场开放。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都市圈经济中的作用尤为重要。要树立全面开放的市场观。都市圈成员要从区域经济整体利益出发,进一步开阔思路,注重区域性市场与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接轨,增强大开放、大市场观念,既开放区域内市场,又对区域外开放市场,从而在全国统一市场的大框架下,建设立足区域、面向国际国内的开放型市场。要完善市场体系。根据各成员城市的基础条件,在区域范围内发展和培育商品物流、人才、劳动力、资金及信息资源等各类市场,建立健全市场网络,着力形成统一开放、布局合理、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规范市场秩序。制定措施,强化整治,真正消除行政分割和地方保护。各地方政府要以服务市场主体为己任,坚持依法行政,合力营造有利于都市圈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信用环境、执法环境,建立和完善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

要素流动。生产要素的流动是以市场的一体化为前提的,只有在一体化的市场平台上,才能保证这些要素的充分流动和有效重组。这里,最为关键的是要赋予各类经济主体平等自由的权利,让它们在平等条件下公开竞争、在自由环境中公平使用生产要素。要打破各城市间市场相对分割的局面,采取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办法,建立完善相应的协调机构和市场中介服务组织,整合生产要素,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要改善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经济主体平等竞争的环境。清理城市圈内各城市现有地方性法规,取消不利于生产要素充分流动和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规定,逐步形成统一、规范的政策,尽快推行“证书互认”、“资质互通”等一系列制度,为激活生产要素创造良好条件。

规划统筹。区域发展规划是区域协调中必不可少的手段。目前我国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区域规划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要进一步加强对区域规划的统筹协调,尤其要突破传统行政区划概念的束缚,着重体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战略性。各类区域规划的制定,应以国家战略发展需要为目标取向,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通过科学规划,实现区域内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利用,生产力和城镇体系的合理布局,协调各项建设,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使区域内部乃至全国城乡形成一个相互作用很强的有机经济体系,以适应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二是整体性。要结合区域经济定位、城市功能布局和空间结构特点,在经济合理性、环境合理性的前提下,突破行政区划约束,从整体上规划经济区的布局和建设,更好地发挥整体效益。尤其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按照现代化物流运输体系网络化和多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的要求,集中抓好主骨架、主通道和主枢纽建设,对于深水岸线的开发建设和管理利用,应作出统一的总体规划,合理分工布局,力求避免一哄而上,重复建设,恶性竞争。三是统筹性。应充分贯彻“五个统筹、五个坚持”的方针,统筹上下、兼顾各方,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当前的建设开发与长远的利用发展、城市化和现代化与原有景观特色和文化传统等各种矛盾,使区域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更加均衡,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有机辩证地统一。四是互补性。应充分发挥地区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基础条件,确定在地域分工格局中所承担的任务和角色,做到既能充分发挥地区优势,落实国家的产业政策,又能避免产业结构趋同,建立合理的空间经济格局,优化生产力宏观布局。

协调互动。最佳办法是建立都市圈常设协调机构,由都市圈内共同的上一级政府领导负责,常设成员由各成员省、市、部门政府机构组成,也可由政府、非政府机构、私营部门、公众组成。协调机构主要负责都市圈跨省、市、县边界地区的规划、建设、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协调,并设立专项协调机制,根据需要随机补充协调成员。协调机构内设都市圈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受协调机构委托,承担相关技术咨询任务,提供决策建议。协调机构的运做方式应积极向着寻求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相结合,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相结合的方向努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纽带和桥梁作用。重要项目,涉及到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的项目,可能影响周边环境的项目,以及需变更规划的项目,在选址、立项等阶段,应经有关各方会商,征询相邻行政单位意见。构建都市圈,机制比机构更重要。目前,正从非制度对话向文本契约方式转变,还应在此基础上建立省际协调制度、都市圈城市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等多种专项协商制度。同时应建立都市圈各类行业协会、联谊会,并定期举办论坛,就重大发展战略进行研讨。当务之急是需要经常性协商,同时需要中心城市龙头作用来推动公共产品等领域的合作。

创新体制。逐步推进都市圈政策和制度一体化建设,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构建都市圈创业投资体制、产业联动机制、资金融通机制、信息连通机制,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和经济组织效率。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区域资金流动机制,建立投资多元化、运营市场化、服务社会化、发展产业化、多种经济成分参与、多家经营主体竞争、统一开放、有序竞争、规范发展的投融资体制,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引导,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制定鼓励投资和禁止投资的方向,鼓励跨区域投资、联合投资。以政府确定的行政区划调整规划为依据,制定乡镇镇区和农村居民点撤并的政策机制,在建设、财税、环境、建设用地、基础设施配置、干部管理等方面对规划发展地区和规划撤并地区采取相应政策。加强面向都市圈的人才引进和继续教育工作,建立区域人才流动机制,建立多层次的人才梯队,构筑都市圈人才高地。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建设,以建筑业、运输业、饮食业、社区服务业、休闲娱乐业等为重点领域,加快建立城乡就业的公平竞争机制,禁止任何歧视性就业准入条件。

文化融合。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的发展水平能够体现都市圈的发展水平,都市圈经济的发展与文化发展密不可分。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传统、文化背景和文化习俗往往铸就极其类似的文化品质、人文景观和城市精神,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培育出的地缘经济,一旦形成特色,就将产生出较大的规模经济效益。所以发展都市圈经济要做好文化融合的文章。要弘扬传统文化,尊重各城市历史文化传统,对那些历史悠久,传承至今而又历久弥新的健康主流文化,应该大力弘扬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要促成兼容,寻找各成员城市文化的共性和相似点,在融合上下足功夫,提炼新的区域性文化品质,提升城市圈文化精神,营造先进文化发展氛围。要打造文化品牌,发挥好先进文化在城市圈经济中的渗透作用,以崭新的文化增强区域知名度,扩大城市圈影响力,树立对外开放新形象。

2007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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