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美国对三角关系思维重点在于如何离间中俄关系，俄罗斯对三角关系考虑的特点，则是一方面努力联合中国抵制美国的霸权政策，另一方面则又担心为中国火中取栗

■当今世界只有美国真正有能力对中俄这两个地区大国构成直接的和严重的损害，这就使得中俄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协作中，形成了对美国有所牵制的客观态势

■当代三角关系总体上的非对抗性和相互依存，模糊了中美俄三边关系结构，使三边关系中的每一边都是矛盾与合作的混合体，使任何两方都难以结成联盟或形成对抗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4—16日对北京的访问再次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这次访问甚至立即使西方对俄罗斯的政策产生了非常微妙的影响。俄罗斯《议会报》在普京到达北京的当天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别斯兰人质事件后，西方媒体迅速掀起了反普京及反俄的浪潮，但突然之间，反俄声调降低了。是俄中关系的进展促使西方的不友好者改变对俄罗斯的态度。”对此，该文作者明确地建议：“俄罗斯外交必须常打中国牌。”（安·克鲁申斯：《莫斯科的中国牌》。）

事实上，随着中俄关系的逐步发展，特别是两国建立战略协作关系以促进双方在外交领域的合作之后，美国和俄罗斯的决策者和分析家们经常从三角关系的角度，筹划和分析中美俄三国之间的外交博弈。

美国密切关注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动向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政策发端于1999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法案》和发动科索沃战争，2001年初上台执政的布什政府更是把单边主义政策推向了极致。然而，惟一的超级大国仍然不能忽视中俄合作的作用，美中俄三角关系的运筹依然深刻影响着布什政府对俄与对华政策的制定。

强硬派占据主导地位的布什班底，在竞选期间就激烈地指责克林顿政府对俄罗斯和中国过于软弱，主张对两国实施“强硬的现实主义”政策。这一政策不仅使2001年3月访美的俄罗斯安全会秘书谢·伊万诺夫受到冷遇，而且来访者刚刚离去，政府就以间谍罪名驱逐了40余名俄罗斯外交官。

然而，在2001年4月1日中美之间出现撞机事件之后，布什的谋士们开始认为:“中国构成了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俄罗斯可能成为遏制中国的潜在的伙伴。作为战略竞争者的中国正在使亚洲力量平衡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种努力必须被制止。为实施这一战略，需要较少地注意俄罗斯的国内问题，而更多地关注美俄两国的安全日程。这一战略与尼克松在20世纪70年代初关于战略三角的考虑相同，只不过现在俄罗斯和中国调换了位置。”（葛德杰尔等，《冷战后美国对俄政策》。）

为了实施这一三角关系的新的政策思路，美国政府开始拉拢俄罗斯而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布什迅速改变了几个月前的政策，于2001年6月在斯洛文尼亚与普京举行了首次会晤，在一个月后又在意大利举行会晤，并且开始对普京本人赞赏有加。而在2001年4月15日，即中国政府刚刚释放在撞机事件中被扣押的美方军人后，布什就宣称“将采用一切手段确保台湾的防卫”。美国政府还在同年5月宣布向台湾出售导弹驱逐舰和潜艇等进攻性武器。

此外，当《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2001年7月刚刚签署几天之后，卡内基基金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位学者立即撰文为布什政府出谋划策。他认为，中俄两国签署该条约的首要目的是“采取联合行动来抵消他们感觉到的美国霸权主义，”“虽然美俄之间和美中之间发生全面对抗在今天是不可能的，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限制美国的政策主动性的战略合作政策将影响美国与这两个地区大国的关系。俄罗斯打中国牌以便获得西方更多的援助和中国打俄罗斯牌以便在华盛顿得到更多重视的形势在不断发展。中俄之间的这种关系，要求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研究变化中的地缘战略现实并采取措施避免美国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处于危险之中。”为此，布什政府应该：

“更紧密地监控中俄关系的动向，特别是在国家安全领域。应该指示情报部门搞清楚该条约是否存在着规定双方在一方受到外部军事进攻时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秘密附录，这种情报收集特别要集中于在中国东海发生任何对抗时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拦截美国第七舰队的可能性。情报部门还应该调查中俄之间的军事和军民两用技术的转交计划，其中包括俄罗斯科学和工程人员参加人民解放军现代化计划的情况。”

“鼓动俄罗斯停止向中国转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先进军事技术。如果俄罗斯同意停止转交这种武器和敏感的常规武器技术，美国应该发展在宇航技术领域与俄罗斯的合作。美国政府应该寻找合适的方式资助与中国做军火交易的俄罗斯公司，使这些公司转向民用。”

“应该使美国的公共外交关注紧密的中俄民众的内在的矛盾。俄罗斯人对中国有着多方面的疑虑，特别担心中国对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意图。应该联合美国的学术界、国际广播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鼓动中俄之间的争论。”（阿·科恩，《背景资料》第1459期。）

对于“9·11”事件之后美俄关系一定程度上的改善的影响，美国学术界也经常从三角关系的角度加以评论。他们认为：“中国利用改善了的与俄罗斯的关系作为对美国的砝码，但这种行动由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华盛顿靠拢而遭受到了挫折。美国领导的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明显地加强了美国在中亚和南亚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并且打乱了中国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和其他手段阻止美国在其西部扩大影响的努力。”（波莱克，英文版《21世纪初的美中关系》一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学者写道：“在目前俄罗斯基于反恐联盟选择与西方的利益进行更紧密的合作的情况下，中俄伙伴关系被降级到了双边和地区关系领域。”（伊·维什尼克，英文版《变化了的世界中的俄中关系》一文。）

俄罗斯既希望与中国合作，又对中国有所顾虑

在苏联解体一年有余，俄罗斯对外政策尚处于向西方一边倒框架之内的时候，俄罗斯学者之中就不乏关于俄罗斯中国与西方三角关系的真知灼见。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的一位学者在1993年写道：“苏联的解体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不仅使中国失去了与其社会制度相同的多数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这些国家形成了严重的对立，更重要的是，还使中国失去了吸引西方注意力和力量的地缘政治因素。北京希望俄罗斯代替或部分代替原苏联的作用。”在西方关于冷战后世界的战略安排中，“显然没有俄罗斯各族人民的位置，更不用说中国人了。其结果是维系俄中关系的绳结会越打越紧。不管莫斯科对西方的偏爱，还是北京对西方过分实用主义的灵活，都不可能长期阻止这一趋势。”“莫斯科对自己影响本国与西方关系的性质的能力的清醒估计，摈弃臆想的对当代世界的各种进程的内容和趋势玫瑰色的设想越早，那么强大的中国因素就能为俄罗斯的利益，而最终为国际社会的利益发挥更有效的作用。”（亚·雅科夫列夫：《世界政治中的俄中关系》。）

1994和1995年间，西方集团不顾俄罗斯的坚决反对加速推进北约东扩的步伐，使俄罗斯领导集团迅速产生了借助中国的力量遏制西方进攻态势的思想。在1995年11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指出：“如果北约东扩，我们将建立防御联盟。…俄罗斯还将在东方寻找伙伴，在那里可以找到相当强大的盟友。”（俄塔社莫斯科1995年11月15日俄文电）俄罗斯的学者对此分析说：“事态的转变使莫斯科加速稳定与中国的关系，谋求在与北约不断加剧的对抗中寻找到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如果不是盟友的话至少也是一种依靠。”（阿·拉林：《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上述事态引发的三角关系的政策设计，使叶利钦在1996年4月前往中国访问的飞机上讲即将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关于俄中关系性质的表述，由“建设性伙伴关系”改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而使双方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应该指出，俄罗斯方面的这种三角关系思维也使他们警惕地注视着中美关系的动向。对于1997年10月中美的最高级会晤，一位俄罗斯汉学家在1998年这样写道：“提出反对霸权主义口号的北京，实际上自己却在努力首先与美国建立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北京提出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必须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论题，它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北京与华盛顿的现实关系，却能诱使北京在世界舞台上的伙伴与美国进行各种对抗，这些伙伴至少在共同声明中赞同北京的这些观点。”（尤·加列诺维奇：《中美俄新三角关系》。）另一位汉学家对此评论说：“江泽民在与莫斯科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后也向华盛顿提出了这一建议，也就是在1997年访问美国的时候。这绝非偶然：中国对大三角的另外两个大国采取了平衡政策。”（阿·拉林：《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关于对中国在三角关系中两面获利的担心，在俄罗斯学者中有一定市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的一位副所长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莫斯科积极拉北京反对华盛顿的北约东扩和建立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而北京则利用俄美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矛盾为自己捞好处，从俄罗斯获得军事技术上的好处，从美国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对于“9·11”事件后三角关系的发展方向，他提出建议说：“调整基于明显或不明显的‘遏制美国’逻辑的俄中战略伙伴关系。同时面临一个任务：在假定的俄美中三角关系中建立起新的战略协作机制，这个三角关系是以共同反恐、对全球及其地区安全和共同发展负责为基础的。”(瓦·米赫耶夫，《中国的对外政策及当前俄中关系面临的挑战》。)

总之，如果说美国方面的三角关系思维重点在于如何离间中俄关系，俄罗斯对三角关系考虑的特点，则是一方面努力联合中国抵制美国的霸权政策，另一方面则又担心为中国火中取栗。

中俄战略协作是一种利益结合而不是一种义务结合

其一，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及东西方混合文化各自的生存和利益诉求以及彼此间的难以融合，使中美俄三角关系成为21世纪国际舞台中起恒常作用的因素。中俄两国的国力越是增长，运筹三角关系的价值和潜力就越大，尽管三角关系思维在三国的外交战略制定中都不占有首要指导原则的地位。

其二，中俄战略协作关系不针对第三国的定位在表述上与现实中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其根源不在于像有的美国学者认为的那样，中俄两国力图掩饰自己真实的战略意图。实际上，两国避免与任何国家发生对抗的外交原则，是基于自己的内在利益需求，是真诚的。问题在于当今世界只有美国真正有能力对中俄这两个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构成直接的和严重的损害，这就使得中俄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协作中，形成了对美国有所牵制的客观态势。

其三，当代三角关系总体上的非对抗性和相互依存（虽然是不对等的），模糊了中美俄三边关系结构，使三边关系中每一边都是不同程度的矛盾与合作的混合体，这使得任何两方都难以结成联盟或形成对抗。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一方面，在三边结构中关系较近的中俄两国由于其相对弱势的地位，在战略协作中必须进行各自的风险与获益平衡的慎重考量；另一方面，美国在对中俄两国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也经常面临着接触和遏制的两难选择。

其四，任何一国的外交都是维护和获取本国利益的国际博弈，实际上面临着自己也身在其中的外交牌局。在当前的三角关系，中美俄都面临着需要打牌与被当作牌来打的局面。中俄关系的非结盟性质决定了两国战略协作是一种利益结合而不是一种义务结合，更不是为对方火中取栗。这种协作巩固和发展的关键是寻找双方利益的平衡点。▲

2004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