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与去霸权化是传统海权与海洋命运共同体叙事下新型海权之间质的分水岭。尽管中国海权，特别是近代时期曾一度受到马汉海权思想的影响和塑造，注重海权对民族伟大与复兴的重要作用，对国家利益维护的地缘作用，以及对国家财富积累与贸易联通的纽带作用，但在中国和合思想、天下为公和命运与共等理念对冲下，中国海权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海权的新型海权之路。二者在理论基础、权力性质、实施方式、最终目标上有着根本区别。

一、理念与理论基础不同

马汉的海权论与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陆权论、斯皮克曼（Nicholas J.Spykman）的边缘地带论同为地缘政治理论的三大支柱，这成为传统海权的根基与出发点。传统海权注重海洋的地缘政治战略角色与国家海上实力，强调通过实力特别是有效的海军控制海洋通道与海上贸易，确保战时击败敌手，平时超越对手，认为海权是霸权周期更替的决定力量，世界霸权凭借全球战争而崛起，霸主地位的获得与维持是基于海权对世界海洋的控制。基于此理论，传统海权是竞争的、对抗的、零和的、无限扩张的，具有排他性、威胁性与遏制性，是服务于一国或一个民族而排斥他国与其他民族利益的独享海权。

新型海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海洋命运共同体为指导思想，以“优态共存”的和合主义与全球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日内瓦海洋法四公约和《公约》为法律依据，在重视海洋地缘战略价值与发展海上实力的基础上，以“命运不可分”的整体世界观、伙伴观、发展观思考世界与人类前途，强调海洋的全球治理与利益共享，确保海上航道与海洋资源的和平、公正与共同使用，以超越海洋霸权更替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思维。在此理念下，新型海权是竞合的、平衡的、共赢的、有限的，具有合作性、共利性、共商性与开放性，是服务于一国国家利益同时兼顾他国与全球海洋共同利益的共享海权。

权力本为中性词，是一国对他国的影响力和统治力。因使用方式的不同，权力分为仁慈权力与霸权。霸权是一国以实力操控和控制别国的行为。传统海权的假想对象是应对战争并获胜，战略目标是遏制与击退军事安全威胁，将其他海洋强国视为竞争者而非合作者，往往通过含有垄断性或者强制性条例的和平立法，抑或直接的暴力方式排斥其他竞争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走向了霸权之路。虽然马汉认为影响一国海权强弱的六因素含有海上军事力量与非军事力量，但同时认为人口、资本、技术、组织、文化等因素只有被转化为海军实力后，才能在海权上具有意义，海权的硬权力因素始终占据核心地位。

事实上，二战后的海洋秩序一直冲蚀着传统海权。海洋强国对殖民地的拓展随着殖民体系的解体而瓦解，多以结盟等和平方式获取海外军事基地作为替代；海上贸易与海上航线的垄断权随着《公约》的规范而消蚀，各国享有公平共享海上航线与海上贸易的权利；海军的角色也发生拓展，不仅重视国家安全防卫、海上贸易自由和海上航线使用，而且关切海盗和恐怖主义打击以及海上人道主义援助等，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角色与地位凸显。一国海军力量即使相对较弱，也可通过联合国与《公约》等第三方机构维护本国的合法海洋权益。不可否认，强大的海军力量更利于国家海上利益的维护，弱势海军有被海洋霸权国无理侵蚀海洋权益的可能，然而海军力量较量已不是捍卫海洋权益的唯一途径。

在此大背景下，新型海权是一种仁慈权力，在注重海洋实力与海洋叙事的基础上，不提倡诉诸武力，不诉求控制与垄断海洋，主张以和平共商共建的全球治理方式，实现海洋利益的全球共享，在自利中兼顾他利，在合作中消融冲突；侧重海上贸易的交流与合作、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海洋科技的探索与提升、海洋争端的互利与共赢、海洋文化的交融与互鉴、海洋生态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淡化海权中舰队、军事、武力、竞争与征服等硬权力因素，强化海权中贸易、科技、文化、法律、合作与共享等软权力发展。软硬权力因素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又相互平衡，相生相克，共同推动海权与时俱进和转型，共同推动人类对海洋的探索研究、绿色开发与可持续利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让中国在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时，避免重蹈历代海洋强国之间武力相见的硬对抗，而是选择以柔克刚、以理服人、以礼待人的方式，在软对冲中，既建构海洋自叙事的话语，维护自身利益，又重塑海洋公叙事的架构，兼顾他国权力。

传统海权意在争夺全球海洋霸权，独享海洋利益，实现一国在全球的绝对优势，因而将抢占殖民地或拓展海外军事基地、控制海洋重要航道与海峡以及垄断海上贸易和财富视为海洋霸权的三大支柱。美国从大陆征伐时代走向海洋征伐时代的重要标志即是通过海军拓展海外贸易，争夺海外殖民地与军事基地，掌控重要国际航道的控制权。殖民地是传统海权的目的与手段。殖民地的地缘价值及边缘国家财富向中心国家的输送，是支撑海洋强国攫取制海权与海上优势的重要依托。因此，获取制海权成为海上力量的政治显示，海外基地与重要航道等地缘因素在大国控制海洋中的重要性与分量凸显，海洋强国与海洋霸权争夺制海权、海上优势与展开海上军备竞赛成为必然。

传统海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一国霸权的国际独裁化与全球资源的独占利己化，结局必将重复着“兴起—挑战—衰败—替代”的周期循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永久地处于被左右与不平等的地位，愿意忍受国际霸权秩序对本国利益与人民的剥夺与损害，必然会寻求各种时机与资源予以挑战和修正。恰恰因为所有海洋霸权国都毫不例外地垄断海洋权益，狂热追求绝对制海权的唯一性与排他性，都难以逃脱被挑战与替代的命运。美国若不改变海上霸权的运作方式，重蹈“霸权周期”覆辙的宿命也将难免。

不同于传统海权称霸与争霸的思维和目的，新型海权彰显海洋和谐，旨在维护联合国主导的、去霸权化的共同体式海洋秩序，在全球海洋利益共享中实现国家的相对优势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新型海权在尊重各方合理关切的基础上，以平等协商方式寻求与维护共同利益，而非某国优先利益，既契合国际法，又实践着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命运与共和新型国际关系为根基的新型海权不追求霸权，也必将超越霸权的循环与周期论。

新型海权不仅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支撑，而且有着中国运用新型海权共享利益的案例。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与东盟处理南海问题的合作与协调。中国以“双轨思路”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坚持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协商谈判妥善解决，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携手共同维护，颇见成效地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并就《南海各方行为准则》（COC）拟定单一磋商文本草案。此外，中国在南海为地区提供救援、科研与气象等国际公益服务，已是新型海权的一种表现形态。

总之，海洋命运共同体倡导的海洋“命运与共”，意在否定海洋霸权及其秩序，推动海权与海洋秩序走向去霸权化。这一海洋论说几乎可以与争议了几百年的海洋自由论和闭海论并驾齐驱，冲击着持续了几百年的海洋霸权秩序。如何建构去霸权化的新型海权及秩序，并使之成为国际共识，依然任重道远，需要从实践与认识等多方面着手。

第一，加速中国海洋强国建设进程，提升中国海洋科技与海洋力量等综合海洋实力。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叙述的新型海权，将随着海洋秩序的变迁以及中国国家实力与海上力量的发展与强大，凝聚更多共识与实践者。海洋命运共同体下的新型海洋叙事，不仅服务于中国，而且服务于国际社会，是对全球海权走向的引领。

第二，推动中国文化的普适化，使去霸权化海洋叙事成为共识。海洋叙事基于文化沉淀和文化自觉。叙述和建构去霸权化的海权与海洋秩序，既需要基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和平共处、永不称霸、命运与共等，还需汲取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精髓，如天下为公、德治仁政、和合中庸，以弥合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

海洋命运共同体既是对中国海洋权益取向与实力趋向的一种自叙事，也是对世界海洋规则、秩序与海权的一种塑造。海洋命运共同体带有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精髓，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继与发展，既关注人类与国家基于海洋的福祉，非唯一国私利是图，又超越了人类与国家本身，关乎地球上所有海洋生物乃至整个地球的命运；使海洋主体由单一转化为多元，由以国家为主体转化为以国家、人、海洋生物与非生命群体为主体，使世界各国在海洋联通下成为安危与共、休戚相关和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使海洋学说由“海陆冲突论”走向“泛海洋论”，海洋秩序进入泛海洋时代。中国需要以世界更能理解与接受的叙事方式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叙述的新型海权展现出来，传承下去，切实地彰显中国海权的亲和力、合作力与柔实力，以事关海洋秩序与合法性的元叙事，引领海洋秩序的未来走向。国际话语权的树立，不可否认需要国家综合实力与软实力的支撑，也需要巧实力与动态言语的深耕，以达到春风化雨般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促使中西海权在两种文化碰撞中由“排异”转向“互构”。

在海洋命运共同体叙事下，海洋承载着人类大命运与国家小命运的联通，各国因海洋而同呼吸、共命运。在海洋事务上，国家不仅要和平协商处理国家间有关航道开放、资源利用、海域权属甚至军事布局等问题，不能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且要以发展的眼光认识到人类与海洋关系的重要性，重视海洋本身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从而寻求合作安全、互惠共赢以及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当人类将目光投向太空，思考和探索人类与可能存在的外星人之间的关系时，不宜忽视近在眼前的、攸关命运的人类与海洋物种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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