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却创办中国最牛大学，病逝后执意葬回中国！墓碑上留8个字
熟悉民国的人对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是民国名校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燕京大学1919-1952》这本书中，几乎三分之一的篇幅都在讲这位燕京大学的灵魂人物。
建国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进行重组，燕大工科并入清华，文科并入北大，校园旧址燕园成了今天的北京大学的一部分。
北大的核心区域，未名湖、博雅塔和北大图书馆，都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校园建筑，这就是如今北大之所以被称为“燕园”的原因。
燕京大学，这所中国近代最知名的大学，当年绝不逊于当今北大，虽然它仅仅存在了短短的33年，注册学生不足一万人，但是却培养出了42名科学院院士和11名工程院院士，二战时期，中国的新闻特派员，十分之九都是燕大学子。
1904年，司徒雷登博士毕业后，带着新婚妻子艾琳回到中国，这一年他28岁。1926年，艾琳病逝于燕园，司徒雷登一生未再续娶。
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儿子，他明白真正的传教士应该是《圣经》中基督的样子“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所以他毕业后毅然决然回到贫穷落后的中国，从此开始了与中国的五十年。
1907年，司徒雷登在杭州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1908年迁居南京，32岁的司徒雷登，任金陵大学神学院教授，讲授《圣经》，如果没有变故，他将会是一位体面受人尊敬的大学先生。
1918年12月10日，燕京大学董事会邀请司徒雷登出任校长，打破了他宁静安逸的生活。
1900年庚子国变，义和团烧毁了美英教会创办的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校舍，燕京大学就是这几所大学合并创办的，合并容易，新校长谁来做？各方意见迟迟难以统一，最后因为司徒雷登在中国青年传教士中的影响力，这个“局外人”成了新校长的不二人选。
对于这个“意外荣誉”，当时的司徒雷登并不情愿，他后来回忆录中讲：
“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
1919年6月，43岁的司校长在北平上任。
司徒雷登没有说谎，他之所以迟迟不愿上任，主要因为那确实是一个烂摊子，放眼整个学校所有财产只有：
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和一间教员办公室。
这样的大学校长，确实比不上南京金陵大学无忧无虑的教授，来得舒坦。
当时燕大的学生不足百人，只有两名中国教师，外国教师都是无证上岗，根本不具备大学任教资格。更要命的是这里严重缺钱，“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
可司徒雷登最后还是上任了。1919年6月，43岁的司校长在北平上任。
他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把几乎一如所有的烂摊子，建成了如今未名湖畔中西合璧的燕园。
新校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为新学校寻找新校址，“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着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
后来去清华大学堂，他看上了清华对面的地皮，那是陕西督军陈树潘父亲养老之园海淀勺园，
园子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正是他理想中的学校。
于是他奔赴西安，本想用20万大洋把园子买下来，结果陈司令只要了他6万，还又拿出了2万用作特困生的助学金，司校长的社交能力果然厉害。
找到了新校址，司徒雷登又给学校起了一个新名字：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属于私人教会大学，建校初期没有政府资助，所以建校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私人捐助和教会捐助。在司徒雷登任职燕京大学校长的27年，曾数十次往返美国，为燕京大学筹资约250万美元。在一些影视剧《建国大业》等，提到司校长都是“打一个电话到美国，就能要到钱。”
司校长的社交才能极优秀，人缘好得不得了，连当时军阀孙传芳都曾捐赠过2万银元。这些募款最大的一笔是美国铝业大王近200万美元巨额遗产捐赠，因为有这笔基金，司校长又说服了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交流，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同年建立了哈佛燕京图书馆。当时燕大每年都派学生去哈佛留学，极大开拓了学生的视野。
到1931年，燕大校园已经占地1300亩。燕京大学本来是教会学校，但是司校长一再强调：“燕大必须是一所经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之谓也。”
司徒校长拟定的燕大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意思很明确：教育的目的就是真理，真理才能给人以自由，但是自由不是为了成为人上人的自由，而是服务他人的自由。
司校长下定决心要将燕大建设成为与哈佛、耶鲁一样的世界一流大学。
因为从小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司校长跟中国人一样痛恨小日本儿。1937年日本侵华后，燕大鼓励学生罢课，暗中支持学生抗日，“九一八”事变时，司校长还亲自带队和学生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上街游行啥的。
由于长期输送抗日学生，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队闯进燕园，逮捕了18名燕大师生，其中就包括他们的校长。
（二战期间日本在山东潍坊建了一座外侨集中营——乐道院集中营（潍县集中营），作为国内最大的集中营，这里曾关押过2008名外国侨民，其中不乏国内外的知名人物：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赫连博士、齐鲁大学教务长德威斯，蒋介石顾问雷振远，美国《时代》、《生活》周刊创始人鲁斯，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等。）
司徒雷登在山东的潍县集中营被关押了四年，在狱中他开始写回忆录《在华五十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司徒雷登出狱后第二天，重整燕大教务，当年10月10日，燕京大学再次开学。
当年燕大的学生周汝昌回忆，小日本儿打进北平封锁燕园的当天，他们正在上莎士比亚，上课的老师是谢迪克，后来抗战胜利，谢迪克又从美国回燕园复课，开头第一句是：
“好，各位首先我要讲上回还欠那最后没讲完的莎士比亚。”
在司校长努力下，只用了十年多时间，燕京大学就成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高等学府，跻身“世界知名大学”之列，与哈佛、普林斯顿比肩。
燕园内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历史系则有钱穆、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哲学系则有洪谦、冯友兰、张东荪等，政治系有萧公权等。其中任何一位，都令后来几十年的中国学术界的大牛。
燕大出来的学生也都厉害得很：费孝通、雷洁琼、吴文藻、冰心、侯仁之等。
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冰心，晚年回忆起这位老校长：
“他能够交出学校每一个人的名字，不管是学生、敲钟的，还是扫地的。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都短不了他。你添一个孩子、还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迎接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
把上万人当做家人一样记住并了解，确实不易，司徒校长身体力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只要有心，就能出现奇迹。
1946年6月24日，司徒校长70岁生日，国共两党高层都派出了代表为其庆生，国民党代表是张道藩，中共代表是高层叶剑英，蒋介石还送上了刻有贺词的横匾，这一年他在中国的名誉到达了巅峰，生日会半个月，他又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
司徒美登是一位特殊的美国人，因为他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用清华校长梅贻琦的话说：“生斯长斯，吾爱吾护。”
司徒雷登出身教育世家，在他出生之前，他的家族就已经先后独立或参与创办了5所学校，有5位大学校长、学院院长和女子学校校长。从曾祖父算起，司徒家族5代人，共有13位长老会传教士，其中不乏美南长老会的核心成员，这样的传教士家庭，在传教活动十分盛行的美国也极为罕见。
他的父母约翰在1869年来到中国杭州传教，创办了杭州天水堂教会，母亲玛丽热心教育事业，创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中学，免学费，免费提供食物和衣物，要求学生不许缠足，不许包办婚姻，改变了不少中国女性的教育格局。
约翰夫妇在杭州生下了四个孩子，1876年6月24日，他们的长子诞生，取名叫John leighton Stuger,即约翰·雷登·斯图尔特，“司徒雷登”这个译名是他的中国名字。
司徒雷登11岁回美国读书之前，一直生活在中国，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
1887年，小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美国同学还讥笑他是“不会说英语的怪物”，1893年，他考入汉普顿悉尼学院。
28岁博士毕业后，他带着新婚妻子回到杭州，直到《别了，司徒雷登》发表前的半个月，飞回美国，前前后后在中国生活了50年，因此他的自传就叫《在华五十年》。
1955年8月1日，79岁的司徒雷登留下遗嘱：
一、设法把一只中国明代五色花瓶物归原主。那是1946年周恩来离开南京时送给他的礼物。二、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
1949年，司徒雷登在中美关系僵局后黯然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司校长郁郁寡欢，患上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三个月后中风，后半生几乎是在卧床中度过。
尽管曾为燕京大学募得巨款，但是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晚年生活相当拮据，因为大半生都在中国，没有再美国工作过，所以也没有什么社会保险，晚年无任何积蓄，当大使的时候，他月薪1000美元，可惜那些钱几乎全部捐献给了燕大建校，到头来，两袖清风，素无积蓄。他晚年在美国，仅有的收入是后来一家慈善机构“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每月提供的600多美元退休金。
1962年9月19日，在学生傅泾波一家照顾下病逝与华盛顿，终年86岁。
傅泾波祖上曾是满族正红旗，父亲是基督徒，在金陵神学院认识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后来北上成为燕京大学校长，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傅泾波转校成为燕大学子，毕业后，成为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助手，直至校长去世。
自从司徒雷登中风，他就居住在了傅泾波家，傅泾波到美国后，没有找工作，也不做生意，基本都围着司徒雷登转，俩人不是写信，就是出去散步。
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回忆家中这位特别的老人：
“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一直用英文叫他 ‘Grandpa( 爷爷 )’ ，我们的下一代又用中文叫他 ‘ 太爷爷 ’ 。直到今天，孩子们还记得那位颤颤巍巍的高个子太爷爷。 ”
对这个中国学生，司徒雷登极为感激，他在回忆录中感慨：“傅泾波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
1952年燕京大学重组，燕京大学被拆分，在香港的部分被并入香港中文学大的崇基学院；在大陆的，文科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等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系并入中央财经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民族学系、社会学系、历史系并入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
院系调整的同时，高校校址也进行了变更，北大从原来的红楼迁至燕京大学校园。
如今，燕大的燕园已经变成了北大的燕园，燕大校长妻子艾琳的墓地也早已变成了北大的体育活动场地，他们相濡以沫的故居临湖轩则成了北大的会客厅。
司徒雷登生前唯一的遗愿“我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可惜最后由于种种原因，他只得落葬故里杭州。
2008年11月17日，司徒美登的骨灰被安葬在他的出生地杭州半山腰的安贤园，此时距离他去世已经过了46个年头。
他墓碑上的介绍极为简单，除了“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八大大字外，也没有任何别的了。
“原来他乡是故乡”，这个不是中国人的中国人，直到最后，都执拗地认为中国才是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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