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落幕的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上，儿童文学作家、出版人刘海栖的长篇小说《有鸽子的夏天》，与其它四部儿童文学作品一起，获得了2019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年度图书（文字）奖。

今天的夜读，为读者带来一篇刘海栖为本报撰写的创作谈，和他对记者提问的真诚回答。这位多年从事儿童文学出版和写作的“老兵”用谦逊温和的文字说：我很感谢我的童年。我们像草籽一样，被风刮过来刮过去，在所有的地方生根发芽长大，长成自己的模样，为生命发出自己的声音，亮出自己的姿态。

我想使我的小说里充满善和爱

充满温暖和亮光

刘海栖|文

《有鸽子的夏天》是我恢复写作后写的第一个小说，之前写的都是童话。写着写着觉得有点不解渴，也因为对童话写作有了些新的认识，就写了这个小说。

我一直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在创作，态度是谦卑的，这种谦卑也是由衷的，这与我的经有些关系。其实，我更喜欢把自己当做一个童书出版人。从部队退伍后。我就进入出版社做童书，编刊物，做童书，还负责过一家出版社。所以，我对童书的兴趣实际上是由于职业的关系，一点一点积累，逐步逐步增加，兴趣越来越浓。我时常对朋友说，童书出版十分迷人，因为它有趣，并且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又有趣，又有无限的可能性，不喜欢才怪。我看着中国童书出版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上世纪90年代，许多专业少儿出版社甚至把儿童文学编辑室都取消了，但现在，儿童文学成了图书出版中最为亮眼的一块沃土，有了“黄金十年”的说法，并继续强势下去的趋势。而我的出版生涯并没有和这个辉煌一起持续，在中间戛然而止。我有点失落，但也有点不甘心，于是开始了儿童文学的写作。

我很爱听朋友们谈创作。因为工作的便利，我交了不少作家朋友，理论家朋友，还有编辑朋友，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并把这些养分用到我的创作里。在出版社工作时，虽然就埋在书堆里，埋在稿纸里，但真正能静下来读书的时间基本没有。离开出版后，我反倒能读书了。做理论的朋友给我开了不少书单，我也注意他们谈话，谈到好书的时候就记下来，买来去读。一来二去，还真是读了一些书。

于是，我知道了什么是好的儿童文学，知道我要去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创作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创作是个体劳动，但究其根底，还是各种经验的汇聚。对我来说，文学有一个场，这个场能把能量调动和激发起来。与长期从事的职业有关，我习惯于和别人交流，习惯于许多人配合着去做事情，我把这个经验部分地用到我的创作里，似乎很不错。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好多朋友都对我提供了帮助，甚至连书名都是在朋友的督促下反复推敲了几次，最后，一位很好的朋友说，行了，及格了。我很感谢他们。

生活对于我的创作很重要，尤其是当年纪大了后，回忆的事情多起来，常常想起童年的事情。我们那个时候的童年，物质很匮乏，过了不少苦日子。但再想一下，似乎当时没有觉得有多么苦，哪怕没有吃饱肚子，也没觉得多么不得了。

朋友有观点，就是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找到自己的欢乐，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们那时在贫瘠的土地上，还是能恣意地生长。我在书里写到的弹杏核、做煤饼、捞菜和养鸽子，都是我自己做过的事情，我们绞尽脑汁地去寻找快乐，而且总是能找到。当然，这些都与父母的荫庇分不开，他们像大鸟一样，把我们这些小东西裹在翅羽下，为我们遮风挡雨。其实这本书也是献给他们的。

那时的生活质量和现在没法相比，但带给一个孩子的欢乐一点都不少。我就想把这些写出来，能为蓬勃生长的儿童文学增加一点我们的记忆，这也有意义也是责任。我动笔时，这些细节就像拧开龙头的自来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叫我欣慰不已。有许多那时并不多么起眼的事情也浮出记忆，看上去也无比诱人。

朋友看我的稿子，说你应该省着点用你的生活，其实你的这些细节可以做更多的东西。我说不怕，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多得不得了，不用省。这本书之后，我又写了两本有关的小说，发现这些资源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好像越用越多。我很感谢我的童年，我们像草籽一样，被风刮过来刮过去，在所有的地方生根发芽长大，长成自己的模样，为生命发出自己的声音，亮出自己的姿态。

（《有鸽子的夏天》刘海栖/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19年1月版）

（文中配图来自摄图网）

Q &  A

Q：这部小说是否有生活原型？

A：《有鸽子的夏天》写的是我的一段记忆。小学没有毕业，学校就停课了。我住在小说里描写的山水沟街边上，许多小学和中学同学也住在那条街里，我就和他们一起玩。正好是夏天，我们就一起玩杏核，主要就是我描写的那个玩法，还有其他玩法。

我们住的地方是城市的北部，地形低洼，下大雨时会发大水，水冲到最北边的横街上，排泄不畅，满街的水能叫小孩游泳。我们就在里面游泳。

我家屋后隔着一个夹护道就是菜场，很多菜都是随地堆放，大水来了，菜就被冲跑了，许多孩子就站在水里捞菜，特别喜欢捞到西红柿，捞起来就啃。这些我都写到小说里面了。

Q：那书中描写的人物也是真实存在的咯？

A：那几个人也是真实的存在，把指甲弄弯的徐善明挑杏核天下无敌，他就住我们院子里，他手上有六个指头，我开始想这么写来着，后来发现没必要。他的二胡拉得很好听，会拉《江河水》。

二老扁也是一个同学，他家是东北的，弟兄几个后脑勺都是睡硬枕头睡扁的，东北的风俗。不过他家倒不穷，他喜欢做木匠。

我也学过木匠，我们有好几个人都喜欢学木匠，我结婚时沙发就是我自己做的。所以王木根是好几个形象的合体。我当兵后，那位东北人的同学还给我写信，问我部队里要不要木匠。我把这件事情写到我后来的小说《小兵雄赳赳》里了。

Q：养鸽子也是您童年的真实经历么？

A：我喜欢养东西，养过鸡，养过金鱼，养过虎皮鹦鹉，也养了鸽子。

第一对鸽子是回老家时带回来的。老家村里的一家门楼里住着一对鸽子，它们孵了小鸽子，我要了一对。小鸽子不会吃东西，人家教我把高粱米塞进嘴里，把小鸽子举到嘴边，小鸽子就呀呀呀地往你嘴里拱着吃高粱米。

我把小鸽子带回家，一直这么喂，直到它们自己能吃东西。后来好长时间，我都能想起那种生高粱米的味道。这段开始也写进小说里，但后来觉得使情节拖沓，就删掉了。

我又到集市上买了几只鸽子，但都不是好鸽子，好鸽子贵，买不起。离我们城市不远的地方有个很大的集市，里面有鸽子市，好多卖鸽子的，我们小孩常过去看，见到了许多好鸽子，有那种眼圈特别花哨的大鼻子，有点子和两头乌四梢白，还有马头信鸽，叫我们无比羡慕。

可是有一天，鸽子市叫人砸了，不许卖鸽子，我没在现场，但去过的人传得纷纷扬扬，说其实是有造反队的想吃鸽子肉了。有个同学会做鸽哨，到处找葫芦做盖，大家也都觉得这是不得了的人。

后来我的鸽子能飞出去飞回来了。它们在家里也乱飞，到处拉屎，把我妈搞得特别烦，光嘟囔，把我爸嘟囔烦了，把鸽子摔死了两只。我妈做了红烧鸽子，我赌气一口没吃。从此就不养鸽子了。

那段记忆对我很重要，海子身上有我的影子，我就是在那种环境里生活了很长时间，性格上受到那样的磨炼，很好。

Q：听说这是您恢复写作后的第一部小说。

A：在调到作协工作后，我就想恢复写作。之前我一直做童书出版，上世纪80年代也写过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因为工作忙就放下了。

恢复写作当然还是想写儿童文学，于是，我就在朋友的指导下，看了一些书，开始动笔。先写童话，慢慢有些进步。但也觉得自己的生活素材很多，虽然在童话里用了一些，但远没有让我的书写欲望得到满足，就想写小说试试看。

我最先想到的是童年的这些记忆，就写了这本《有鸽子的夏天》。我一直觉得，在任何时候，包括最艰苦的岁月，孩子都有自己的欢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园。那时物资匮乏，很多人温饱都没能解决。

我们上学时，家庭收入人均不到八元的，可以免交学杂费，我们班有许多免交的。但那时还是都玩得津津有味。

就是去找吃的，也能找出乐趣，比如爬到树上打榆钱做菜窝窝头，捡杨树上掉下来的“无事忙”包包子。以至于捞菜，赢杏核赢多了就腌咸菜，要是巴丹的杏，砸开就可以吃杏仁……其他诸如养鸽子、捞鱼虫、捡烟盒什么的，都可以吊足大家的胃口。

我在写的时候，就是回想和还原那个时候我和我们的心情、想法和视角，我想我还是做到了一些。

Q：童年经历往往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性格。

A：当然，那段生活对于我后来的性格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我前些日子参加一个讨论会，对描写男孩子的阳刚做了些思考。我在部队大院生活了一个时期，又在山水沟街这样的地方生活了一段时间，这两个地方的男孩子，在性格和表现上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一致的地方大都相似，不一样的地方却很不同，比方说，大院的孩子更多讲规则，该认输的时候认输服气，但街上的孩子不一样，有些更加好勇斗狠，不服气，有时候甚至会打破规则，会不顾一切，弱小的未必就真弱，强大的也怕不要命的生瓜蛋子，有些小孩你根本就揍不服，转眼就再用黑石头砸你家玻璃，所以还是躲远点最妙。

我生活过的那条街上，过去是搬运工人的聚居区，很多人都是下苦力的，他们抱团，讲义气，这些也都传给了后辈。大院的孩子可能更爽气，他们不会对物质那么看重，丢掉的还可能再得到，所以不那么计较。街上的孩子会为了得到什么而做不懈的努力。山水沟街这些孩子在父辈身上承接了义气，他们有自己的处世和处事的准则，这些东西一直陪伴他们长大。

Q：书中对街坊邻居的描写，也非常吸引读者。

A：这也是我的写作目的之一。我想通过我的回忆和描写，留住街坊这个词。随着城市的发展，街坊慢慢消失了，起码在孩子们中间消失了。

我们那个时候，街坊是城市里一种的生活状态，它把人密密地织成一块布，互相交融，谁都离不开谁，谁都躲不了谁，也就规范了人们的许多生活样貌。比方说，俗话里有“三岁看老”这个话，现在估计没法再用了，一个人要无数次地离开故乡前往他乡，甚至都没有故乡的概念，别人看不到他几年后的样子。

而那个时候，大家世世代代地生活在一起，潜移默化，水乳交融，三岁以后你想长成别的样子都不容易。这些从街坊里生长出来的树成为了城市的一种标志。我想告诉现在的孩子，什么是街坊。

Q：这本书的语言也非常打动我。在阅读中，我忽然就觉得自己触摸到了一些“儿童性的语言”的理解。听说语言这也是您在这次创作中很用力的部分。

A：我是在写作过程中，一点一点地悟到语言对于文学的重要的。

在开始写作童话时，我更多追求热闹和幽默，有些是必要的，因为童话要讲的故事更多是幻想层面，要必要的夸张，或者热闹，或者悲伤，要像一团火那样去激荡小读者。

但小说不一样，小说最好是静水深流，要平静地去讲述，尽管面对小读者，但还是要更多地调动他们的阅读和生活经验。

我很赞成有的老师的说法，儿童文学的写作里要克服文艺腔和学生腔。我以为，这当然不是全部讲的语言问题，在讲故事上，在细节描写上，也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我在写这部小说时，没有刻意地去把人分成两种，非黑即白，我的山水沟街都是好人，即使是那个卖肉的郭一刀，也没有坏到哪里去。我总是回忆，那个时候身边的人有这个那个毛病，但没有发现真正意义上的坏人，也许有，但我们是小孩，看不出真正意义上的坏人，我们眼里的坏人往往在后来想起来，是好得很的人。

所以，我想使我的小说里充满善和爱，充满温暖和亮光。我觉得刻意地去做什么，编什么，就难免文艺腔或者是学生腔。当然在语言上，更是注意要克服这个问题。

Q：现在很多小说都更注重故事性，您为何会如此注重语言的雕琢？

A：一部小说，即使是儿童文学的小说，语言也应该是要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的，所有的内涵，都靠语言来承载。作者需要打磨作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打磨语言。

这部作品我改了许多遍，其中最耗费我精力的，还是打磨语言，我总是想尽量地去还原我们那个时代和身份，但也不是完全的照搬，要尽可能有文学的、符合书面阅读习惯的表达。

另外，我也尽量少去使用形容词，更少有成语或者熟语，而变成比喻或者平实的描述，这样更符合那个年代和适合读者，但由此可能少了好词好句，那不是我的特长。

通过写这部小说，我对今后的文学表达树立了一点信心，我还会继续去探索，去打磨。我们的儿童文学无疑应该更精致，更具有文学的魅力。我会慢慢写，慢慢的去朝超越自己的过去。我想，我们所有儿童文学写作者，都应该心里有读者，有文学，静下心，慢慢写，我们的儿童文学才会越走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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