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获颁10万人民币“最高奖”！为中国海洋大学学子付国豪点赞

　　9月22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布微博，环球时报召开香港报道表彰会，付国豪和其他在香港报道中表现突出的同志受到了奖励。其中付国豪获得了10万元人民币的最高奖。

　　除了收到《环球时报》满满的爱以外，此前，付国豪也曾被众多网友的爱（ling）心（shi）包围，以致工位被零食堆满~

　　备受大家关注的付国豪有着怎样的求学历程和新闻理想呢？接下来我们通过对他的专访来了解一下。

　　付国豪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学专业2015届本科毕业生

　　兴趣间并无“视界”

　　中国海洋大学新闻系在2015年正式启用毕业设计与论文考核方式并行的模式。这一年，也恰好是付国豪毕业的一年。他与组内其他三位成员共同设计制作了名为《视界》的杂志，作为毕业答卷。

　　《视界》从“出世”起，就一直作为高质量模板在新闻系各届学生间“流传”。

　　在海大求学期间，付国豪经常在校园里散步，看学校周围的楼、夜景。想象力与洞察力的完美结合，才是作品的精髓所在。他脑袋里频繁发生的“思想风暴”，也正印证了这一点。“脑子里想了很多，包括政治的、社会的。”

　　“我觉得我为这个杂志起的最大的作用就是起名字。”付国豪介绍说，“视界”一词，既走“谐音梗”，与“世界”同音，又与天文学的概念相联系。

　　“视界是黑洞的场的边界”，没有光能够从黑洞里溢出，视界内的人毫无可能对视界外的人产生影响，“一旦进了这个边界，你就出不去了”。

　　时隔四年再次踏入海大校园的付国豪觉得：“真是跟上班的快节奏不一样。”

　　相比之下，他更怀念学校里的感觉。

　　付国豪在大学期间，曾在《天津日报》完成专业认知实习。作为实习生，他并未接触到社内的核心工作。但于其间，他逐渐有了作为新闻人的切实感觉。同时，他也真正地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

　　毕业后，像很多毕业生一样，付国豪一时不知自己应归属何处。

　　正值《环球时报》招人，于是当时对未来没有任何规划的他，凭着对新闻的兴趣，自然而然地加入了他们，“先从最扎实的工作开始”。

　　入行后能力的提升，“其实都伴随着一种痛苦”

　　对于想要表达自己的人来说，得到回应和认可意义非凡。

　　“你写得比别人好，标题比别人起得好，内容就传播得广，看的人就多，体会到这个的时候，我才开始觉得工作有点意思。”

　　那时，后台的发稿量、点击率成为付国豪成就感的来源。“这跟我们所说的兴趣可能还不是一回事，更多的是一种快感。”

　　“我刚工作的时候，面对的最大的工作就是起标题、写导语，以及怎么做新闻选择，总之跟生活里那些有意思的事情搭不上。”付国豪庆幸，他一开始对自己的期望值并不是太高。他更愿意把入职初期看似枯燥的“后方”工作看作是对能力和毅力的磨练。

　　后期，付国豪慢慢走向做时政新闻的道路，在各地穿梭跑新闻。他说，自己能力的提升还要归功于这段压力大，节奏快的工作时光。

　　某日凌晨，准备休息了的付国豪突然收到领导的质问：“这事儿为什么没人报？”

　　当天7点左右，领导甩来了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并留下一句“要求你是内地最快采访到他的人”。“一头雾水”的付国豪迅速开工，通过微信联系采访对象，并整理了采访提纲。

　　采访仅持续了15分钟便匆匆结束了。“他说得特别快，我就赶紧录下来。”

　　两小时后，环球网便发布了相关消息。

　　节奏快，是付国豪工作的常态之一。回忆起近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付国豪说：“实际上，做记者的节奏比上课快了相当多，有时候你都受不了。”

　　“这些能力的提升，其实都伴随着一种痛苦。”痛苦源于压力。付国豪说：“真正入行以后，你会发现你受的打击要比你受的鼓励要多的多。”

　　有位编辑曾用“银白色的锋利刀片”形容自己手中的稿件，稿件上的字句如同根根生了锈的针，挑战着自己的耐心。但“很多时候都是事后才回想起来，哎呦，我在那种情况下还能写出这样的稿件来，拍到这样那样的东西”。

　　从初入香港就职时开始，被催就已是付国豪工作的常态：“人是分身乏术的，记者也有限。”

　　“从港岛到九龙需要过海底隧道，要交七十块钱，然后出租车还特别贵。”香港岛以多条交通线连接九龙半岛，继而辐射各区。出于工作需要，付国豪备了几千，甚至几万的港币，其中多数用在穿梭于前后方的交通费上。“这种很生活，很细节化的小事儿伴随着工作能力的提升。”

　　外面的工作对付国豪来说，比文字工作更有吸引力。

　　问及以后是否会继续“奔赴前线”时，付国豪说：“希望还有机会吧。”

　　新闻理想“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表现，没有我们嘴上说的那么简单”

　　新闻理想到底值多少钱，这个时代对记者来说究竟是不是好的时代，理想对于新闻的意义是什么，诸多疑问现已司空见惯。

　　从理论走向实践，付国豪就“新闻理想”的问题玩笑道：“很多时候还没感受到新闻理想的快感，就先行感受到一种痛苦。”

　　“发两篇稿，上几节课，心里亢奋几下”就接近了新闻理想，这是不切实际的。新闻理想是崇高的信仰。付国豪清楚地知道，新闻理想并不是“说得越多就越近的东西”，也不是“在香港经历了啥事儿，成了名”就能够愈发接近它。

　　作为一个“非常远大的事物”，新闻理想“距离每一个做新闻的人都非常远”。付国豪倾向于把新闻理想看作“一百分”。“实际上当你真正踏入这个行业，你可能发现自己只有一分、两分。”

　　总有人在某一领域全身心地投入，把工作做到极致。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总能在物质与精神之间选择一边予以倾斜，而不至于迷失了自己的价值，不必担心会被物质吞噬。

　　而在阵阵挫败之下，新闻理想更是一种力量所在。

　　“真正开始往新闻理想去走”，始于“当你真正入行做记者或编辑的那一刻”。

　　“有的人可能走一辈子都走不到头；有的人可能无论在哪儿名气都比较大，但他离新闻理想也未必就那么近。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表现，没有我们嘴上说的那么简单。”

　　既然拥有亮点对于个人来说已实属难得，那么在数量上的纠结便显得毫无意义。

　　“如果说有的同学感觉自己学习没有那么好，比较迷茫，比较自卑，我觉得你也不必太受打击，应该尽早调整好状态。”

　　恰如纪伯伦所说，“你要承受你心田的季候”，在“凄凉的冬日”里“静守”。

　　付国豪把工作的那一刻看作是新的开始：“只要你在大学期间没有荒废时间，有自己关注的事情就好。”

　　海纳百川，取则行远。

　　个人的力量虽微不足道，但它却值得坚持。

　　“假如有那么一刻，会让你忽然之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变成所谓的名人，也希望你能够保持低调谦虚，时刻牢记母校的教诲。”

　　作为学长，付国豪寄言：“希望你能在新的节点有新的开始，要记住在大学照顾、帮助你的老师和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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