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山东又开了一次大会，新闻和讲话再次成为一年一度的头条，有媒体惊呼“山东着急了”，但是山东到底着急了吗？为什么去年“着急”了一次，差距还在加大呢？再开一次会，能解决问题吗？

01  差距究竟有多大

去年大会上，省主要领导提到，经济总量上，山东与广东的差距由2008年的5860亿扩大到2017年的1.72万亿；与江苏的差距由50亿扩大到1.32万亿。2018年，山东跟这两个省的差距，则扩大到了2万多亿、1.6万多亿。

如果说山东着急了的话，那么山东是在为追赶前面的两个省着急，还在想着“保三追二”，弯道超车，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追赶已经再无可能性，而且更可怕的是不认清现实。

还在为山东的GDP着急，说明还是陷入GDP崇拜，不是真正着急。

着急，要着急在什么地方？

山东大小官员在去年曾大面积到南方广东、江苏、浙江等省观摩看世界，也去过不太发达的河南、安徽等省，想必早就直观感受到差距。就算山东与江苏、广东差距拉大，也是全国经济第三，但是与河南，安徽等地区相比，经济发展和城乡面貌，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甚至还不如一般的兄弟省份。山东的公职人员因为不发放全国其他省份常见的“目标奖”“考核奖”，实际薪资已经接近全国垫底，而普通民众实际月薪资在3-4000元左右，而这样低薪的公务员、事业编岗位已经是山东最好的工作岗位，激发狂热的考编热情，给全国人民留下了山东人爱考公务员的深刻印象。从民众的实际收入来看，山东算是全国经济第三省吗？

最近十年来，山东的经济优势已经丧失，所谓全国经济第三，其中水分有多大，各级领导心知肚明，但是这层窗户纸一直没有捅破，部分山东人还为什么全国经济第三的数字所迷醉。

我们永远唤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更唤不醒一群愿沉醉迷梦、不面对现实的人。

一个数字而已，何必当真。

                  02  山东落后在哪里

山东所谓的经济总量这么庞大，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起这样的数字呢？

山东和广东、江苏、浙江不一样，靠着消耗资源严重、产出效益微小的国企、化工类民企支撑起华丽的经济数字，发展靠这些企业，落后，这样的经济模式也难辞其咎。

广东自从民国陈炯明、陈济棠时代开始，一直奉行“联省自治”“保境安民”的策略，爱惜本省民力、财力，不介入北方政治纷扰，发展本土经济，改善民生，建国后的广东地方领导人一直有这样的传统，不过分讲政治，和北方政治中心保持距离，民众只爱发财，不谈其他，民间经济良好，而且有了这样的风气，格力等国企也非常像管理完善的民企。

江苏在改革开放之初就靠着乡镇企业崛起，而当时乡镇企业因为不够根正苗红，官方认为乡镇企业上不了台面，一直不支持鼓励乡镇企业发展，江苏保护好了这股力量，为自己的经济发展留下了火种，而相比之下，山东的乡镇经济体系早已荡然无存了。

浙江这样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发展完善的省份，更不待言。

山东的经济还没有实现现代转型，还处在计划经济色彩的阶段，山东的经济发展也没有惠及民众，没有像其他发达省份一样利益均沾、藏富于民。这就是山东最大的症结。

            03  山东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

在大会讲话上，省主要领导说山东需要“李云龙”式的干部，但现在已经没了李云龙式干部的生存空间，因为发展经济不是行军打仗，一腔孤勇救不了山东。

与李云龙相比，山东似乎更需要任仲夷、袁庚、韩国瑜式的领导人。

改革开放前后，广东民众用脚投票，冒着生命危险，投奔香港资本主义，这就是逃港潮，时任广东省主要领导承认现实、承认落后，下令停止射击逃港民众，划出了一块地，按照世界通行规则，搞出口加工区，给民众一条生路。继任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坚持排污不排外，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借鉴国际通行的规则、制度，抵制北方的保守主义干扰，淡化主义色彩，一门心思发展地方经济，保护特区发展成果，广东经济开始起飞。

1980年代，曾经的老革命、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袁庚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这样一个石破天惊的口号，打破了当时僵化的“大锅饭、铁饭碗”制度束缚，提出“大不了再回秦城去”，制度创新探索走在了全国最前列，而且到现在，也无人能够超越，在学习发达国家模式、引进外资、鼓励创造财富和物质激励的同时，他坚持在蛇口不许以言治罪，《蛇口消息报》公开刊登批评袁庚本人的文章，1985年4月24日，蛇口工业区试行无记名民主选举产生的当地最高管理机构——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这是第一家由直接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前任7名成员中有3位被票“拿下”。

韩国瑜是新任台湾省高雄市市长，他凭着一句“人进得来，货出得去，高雄发大财”口号，抓住变革心理，承认高雄“又老又穷”的现实，唤醒了高雄民众，打败了在高雄地区执政20多年的民进党，他提出“经济100分，政治零分”，不为意识形态所耽误，怎么让高雄和民众发财怎么来，上任以来，他发展一种“庶民经济”，大搞城市营销，让民众得到好处，现在高雄经济已经有了一定起色。

山东需要承认民众过得很苦的、真正关心民生疾苦的领导人。

山东需要带领民众杀出一条血路、让人民大胆发财的领导人。

山东需要有魄力、敢变革、不怕丢官、大刀阔斧的领导人。

山东需要唤醒民众、敢对体制进行根本变革的领导人。

山东需要有开放心态、学习国际先进经验的领导人。

              04   山东需要什么样的变革

很多人把当前山东官本位严重、官僚主义根深蒂固的思想根源归结于生在山东地区的孔子、孟子和传统儒家思想，这是不懂儒家思想，也不懂山东。真是千古奇冤。

孔子说过“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孟子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过“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儒家思想历来重视民本民生，不考民众疾苦、只考虑个人升迁的官僚主义不是儒家思想的产物，山东要发展，必须再来一次根本的思想解放运动，打倒官僚主义和僵化体制。

山东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是各种国企和官办机构，国企体制僵化、投入高、产生少、全靠资源和政策支撑，如果继续输血支援和政策倾斜，只能把资源花在一个巨大的无底洞里。山东如海尔、潍柴等国企相对办得好一些，以所谓的管理见长，而且管理模式正在全省推开效仿，但是为什么放着世界500强先进管理模式不学，单单学习地方国企的“先进经验”，没有巨大资源和政策投入，这样的“成功”根本无法复制，所谓管理优势也是相对而言。清朝曾经将自己国家海关外包给英国人赫德来管理，他引入了国际通行的规则和管理制度，和世界接轨，将当时海关打造成中国最清廉、最高效的官僚机构。国企发展，需要断奶，需要外包给赫德式的领导人来管理，需要充分市场化和国际化，而不是再搞“拉郎配”了，到了甩包袱的时候了。各种高校、科研院所、其他事业单位等官办机构，人浮于事，投入和产出严重不成正比，对市场没有什么大的正面作用，有的还与民争利，不公平竞争，高校、科研院所迫切来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停一部分没有发展的院所和专业，继续整合事业单位，甩掉一些财政包袱，让人民群众踹口气。

山东最大的资源是什么？是人，齐鲁大地，能人辈出，只有稍微松绑，打破束缚民众手脚的体制，让民众自由呼吸、充分发财，民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敢让民众向钱看，发展各种小微企业，让民众自己想办法造富，政府做到不干扰，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是这样做的，今天依然有效，开放搞活做法就是“人进得来，货出得去，民众发大财”。

山东最需要什么？山东需要思想解放了，别做什么第三大经济体的美梦了，挤干经济数据的水分，敢于承认自己很穷、民众很苦，争取最大的财政转移支付，现在不是要面子的时候了，还是要里子更为重要。

当年主席说“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现在依然适用。希望山东迎来真正变革，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上天保佑我们脚下这片多灾多难的齐鲁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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