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海洋督察发现，全国审批的入海排污口五百七十余个，仅占入海排污口总数的8%。（罗逸爵/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3月15日《南方周末》）

　　结合海洋督察发现，全国审批的入海排污口五百七十余个，仅占入海排污口总数的8%，疑似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近2000个，约占1/4。

　　实际的陆源污染源恐怕还要更多——仅宁波市一地就排查出了1131个入海排污口。

　　2018年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正式出台，与排污口设置管理监督相关的，原本分散在环保部、国家海洋局、水利部、农业部等多部委的职能，将统一划归给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

　　每一处陆源入海排污口开闸放水，蓝色海洋的浪花都要微颤着后退一下。

　　在北起辽宁鸭绿江，南至广西北仑河口，绵延1.8万公里的中国海岸线上，2018年1月，国家海洋局首次披露，有9600个陆源入海污染源（7500个入海排污口，余为入海河流、排涝口等）正向大海吐出污水，平均每2公里海岸线就有一个。

　　结合海洋督察发现，全国审批的入海排污口五百七十余个，仅占入海排污口总数的8%，疑似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近2000个，约占1/4，主要位于海洋保护区、重要滨海湿地、重要渔业水域等生态敏感区域。

　　在中国近海，目之所及的海滩越发难觅清澈碧水，大抵就与这些暗流涌动的排海污染相关。伴随着潮起潮落，废水被吸进了大海的肚子。而海洋并非默默不语，年均暴发60次赤潮、超过3.7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呈劣四类，都是大海的抗诉。

　　底数不清、集体排查、部门交叉、机构改革……陆地上的污染防治故事，正在海洋上演。

　　福尔摩斯般的寻踪

　　“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熟悉海洋环保的人都知道这句话。

　　追踪海边的污染源，往往得具备福尔摩斯一般的临场观察、分析、判断的技巧，因为一些企业把偷排管道埋在地下。

　　颜色是最简单的线索。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燕尾港镇，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志愿者杨振华获得了一段视频：乘快艇沿新沂河向挡潮闸外驶去时，整个入海口处的海面都是砖红色污水。

　　但大部分时候的寻找则是徒劳无功。

　　2018年3月8日，在唐山市曹妃甸工业区，望着近岸滩涂被排污口冲出的带状水流，环保组织天津绿领的调查员张国兵有些激动。追踪环渤海陆源污染物近一年，他还是第一次在现场看到直排入海的排污口。

　　大量设在海岸的排污口被划进工厂厂区难以到达，在没有道路标记的工业区和围填海新造的海滩，手机导航软件时常一片空白，能查看地面路况的卫星地图也经常失灵。“想靠近海岸，得走鱼塘旁、盐滩边的小路，有时路断了车过不去，有时根本就是死胡同。”张国兵说。

　　对监管部门来说，即使拿到规划图纸和数据资料，排查工作同样举步维艰。有些图纸上的排污口位置已迁移或关闭，有些明管、暗管铺设得很长，没有任何标记也看不出到底来自哪家企业。

　　在浙江省宁波市，环保局请来了第三方机构——浙江仁欣环科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调研工作。公司副总工程师王显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5人分为三组，历时5个月才把宁波市1562公里的海岸线全程走过一遍。最多的时候每天要步行二十多公里。

　　潮汐也会成为排污者的掩护。有的排污口只有在低潮位时才能显现，实地排查要根据潮汐时间来安排。

　　即使是在低潮位时，有的排污口也难观测到。“有一次，我们看到海面下涌出气泡，但原始资料中并无记录。”根据经验，王显海他们判断这个隐蔽的出水口仍深藏在海面之下，最后，他们对岸上可能的污染源逐一查看，才追查出一家水产养殖场的排污管道。

　　这些与暗排管“死磕”的侦探，总结出了很多经验，比如“涨潮看水质，退潮找管口”“先看潮汐，再定路线”“用软件记录行车轨迹，方便下次寻找道路”等等。

唐山市曹妃甸工业区的一处入海排污口。（罗逸爵/图）

　　入海排污口大清查

　　在杨振华印象中，自打家乡的工业园区开工之后，污染情况常被媒体曝光。近两年来，上级监管部门也已经来过好几轮。

　　2016年11月16日，中央环保督察组向江苏省通报：灌云县临港产业区化工集中区现有125家企业，全部为规划环评明确禁止、限制或严格控制的农药、染料、中间体类项目，企业违法排污问题突出。

　　意识到海洋的陆源污染，两场有关排污口的清查工作也于2017年在全国展开。

　　2017年4月，环保部、发改委、海洋局等10部委联合印发《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方案》，要求沿海各省份在2018年2月底前编制完成入海排污口清理工作报告。截至发稿，环保部未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复关于全国入海排污口数量的数据。

　　国家海洋局也在2017年对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开展了陆源入海污染排查，2018年1月结果公布，全国共排查出9600个污染源。

　　这已经是个不小的数字，但多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人士均表示，实际的陆源污染源恐怕还要更多——仅宁波市一地就排查出了1131个入海排污口。

　　在庞大的污染源底数中，更可怕的是，相当部分是监管的真空地带，全国审批的入海排污口仅570余个，不足总数的8%。

　　其中尤以养殖污染为重头。在国家海洋局的通报中，有2900余个养殖排污口环保、渔业和海洋部门均未实施有效监管，约占1/4。

　　一位宁波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他们排查的结果中，涉及养殖的入海碶闸有503个，占全市入海排污口总量的40%以上，且排放超标现象较为严重。“养殖池里鱼、虾的密度很大，投放的饲料吃不完，和粪便一起沉积在池塘底会恶化水质，就需要经常换水，进行底排污处理。而这些发黑发臭的污水中往往还伴随一些化学药品成分，如未经处理直排入海，污染量也不小。”

　　已完成的六省海洋环保督查也对近海排污进行了严厉通报：福建省各类陆源入海排污源2678个，环保部门仅提供了68个入海排污口的情况；在辽宁省环保部门提供的211个入海排污口中，有68个未严格履行法定程序批准设置；广西陆源入海污染源453个，依法经批准设置的29个，达标排放率为41.7%……

　　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校长沈满洪教授2018年全国两会建议就与海洋相关。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全国范围来看，入海排污口这笔“糊涂账”是普遍现象，但入海污染物的总量太多，超过海洋的环境容量的情况也是不争的事实，“必须追本溯源，从源头上控制入海污染物”。

　　“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

　　谁能解决排污口问题？杨振华打过市长热线，找过省里的环保部门，也跟化工园区管委会的领导打过交道。很多投诉者都感受过“病急乱投医”的无助。

　　王显海也感到，排查工作中很显著的困难就是协调有关部门。

　　借调城市排污管道原始图纸要找城管部门；有些排污口埋设在企业内部、涉外港口、保税区内，需要反复协调；污染源由环保、市政还是海洋水利部门审批，相关手续是否合规，都是比技术性排查更难完成的调研工作。

　　2013年，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国家海洋局近岸海域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的学者撰文表示：目前，中国各部委中涉及排污口管理的主要包括水利部、环保部和国家海洋局。由于各自的职能不同，对于排污口的分类方式也就不尽相同。

　　为方便统计排查，文章建议将陆源入海排污口可分为直排口（包括工业直排口、市政直排口和养殖废水排放口）、排污河、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排污口三大类。

　　“目前这些有案底可查的，都是设有在线监控系统的国控重点企业，而一些小型工厂、养殖场，各部门在统计时口径标准会不同。”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海洋学院教授王亚民说。

　　王亚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工业及市政排污一般会集中到污水处理厂，经环保部门批准，处理达标后集中排海；而养殖类污染归农业部门分管，排污问题尚未制定详细的管理标准；排污河涉及水利部门。但从整体来看，岸上的排污口归环保部管，海上排污工程则属于海洋局。

　　多位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类似“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的割据式管理，是造成大量陆源污染长期处于监管“真空状态”的症结所在。

　　此外，除了中央部门多头监管带来的尴尬外，“环保给GDP让位”的旧故事时有发生。

　　杨振华所在的灌云县偏居苏北，此前一直是全省的经济“洼地”。灌云县将“环境容量大”写进招商口号，吸引到外地化工、高污染企业纷纷落户。

　　借海洋之便，灌云县在脱贫路上搭了“冲锋快艇”，“宁可毒死、不可穷死”的口号一直在当地流传。被中央环保督察组点名批评之后，当地的副市长、县委书记、副书记等领导均被记过或党内警告。

　　摸清底数之后

　　对于中央环保督察指出的“化学需氧量分别超过地表水Ⅳ类标准约50倍和8倍”，杨振华并不知道这种超标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每次被自己举报偷排的企业，到底有没有受到相应惩处。

　　对于入海排污口，全国排查如火如荼，但谁应该为已造成的污染负责，过往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在地理位置、投入使用时间、排污性质和排放方式等需要记录的信息中，王显海觉得排放污水总量是最难填写的一项。那些原本就不掌握、未监督的排污口，即使能够提供了设计排污能力、批复排放量等记载，追溯其过往的环境记录是否合规排放也是非常困难的。

　　《2016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显示，全国直排海污染源污水排放总量65.7亿吨。但这一数据仅仅来自419个日排污水量大于100立方米的直排海污染源的统计。

　　沈满洪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清算总量确实存在难度，但海洋水质是显而易见的，按照目前东海水域的水质状况，陆源污染排放量显然已经超过了海洋自净和承载能力。

　　沈洪满介绍，由于入海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低于陆地，几乎所有沿海地区都在实施“排海工程”，但其实质是因为陆地环境容量有限，故将污染物排放地从陆地的河流、湖泊改变为海洋，“没有任何理由证明，海洋就应该成为污水池。”

　　在他看来，对于海洋环境特别严峻的区域，例如东海沿海地区要率先取缔“排海工程”。而海洋环保也不仅是沿海地区的事情，入海河流流经的中上游省份也应共同承担责任。

　　2018年2月，环保部下发了征求意见稿，拟调整污水海洋处置工程的排放控制要求。意见表示，“在一定时期内，相关标准在利用海洋容量资源、降低治污成本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该标准宽松的排放控制水平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已不相适应，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凸显。”

　　在摸清家底，关停非法、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的行动之外，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也被列上日程。2018年，国家海洋局要求率先在大连湾、胶州湾、象山港等7个重点海湾，以及天津市、秦皇岛市、连云港市、海口市、浙江全省等地区，全面建立实施总量控制制度。

　　2018年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正式出台，与排污口设置管理监督相关的，原本分散在环境保护部、国家海洋局、水利部、农业部等多部委的职能，将统一划归给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

　　像仍在每天监督化工厂是否开工偷排污水的杨振华一样，众多对蓝色海洋抱有情怀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是，即将亮相的生态环境部，如何把入海排污口的乱象谜团管理起来，还中国近海以“蔚蓝”。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杨振华为化名。绿色江南、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跨境环保关注协会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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