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行一段浙江省部分海岸线卫片的相互对比（图片来自百度地理吧），比对时间为上世纪60年代和今天的现状，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再开启本文的阅读。
上世纪60年代的杭州湾南岸
今天之杭州湾南岸
上世纪60年代的北仑春晓
今日之北仑春晓
上世纪60年代的山门湾
今日之山门湾
上世纪60年代的椒江口
今日之椒江口
上世纪60年代的玉环岛
今日之玉环岛
上世纪60年代的鳌江口
今日之鳌江口
那么，是不是此现象只有浙江省独有？其实不然，从南海、东海、黄海到渤海，我国18000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每天都在上演“填海大戏”。浙江，只是狂热的“新造地运动”的一个缩影。下面先看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野蛮生长”的中国海岸线。
在珠江口的东侧岸线，自北向南分别经过东莞市、深圳市的宝安区、前海、南山区以及香港。目前除香港（天水围）岸线基本保留原貌，仍有原生红树林，东莞和深圳的海岸均遭遇“极长和极大面积的填海”，这两个城市残存的红树林如今正深陷灭顶之灾，整个珠江口东侧岸线，仅深圳西湾有一片长度约1 公里的红树林暂时幸免。
在东莞，“滨海湾新区”长安新区板块，涉及17 个面积在50 公顷以内的填海项目
人工景观取代自然景观，原本山海一体的壮阔海景被钢筋混凝土取代，正在搞填海运动的还不止珠江口。
2017年5月17日，山东青岛
2016年12月，河北唐山曹妃甸
2016年8月20日，海南三亚凤凰岛
2017年1月22日，福建厦门大嶝航空城
海南洋浦开发区
事实上以上展示的图片只是冰山一角，我国的填海造地活动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但规模较小。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我国海岸线上刮起了新一轮的“围海造陆风”，其中房地产开发占有不小的比例。为满足不断增加的港口、临港工业区和房地产开发用地需求，沿海城市围填海规模不断扩大，其中尤以环渤海地区最为严重，围填海面积屡屡突破国家确定的总量控制指标。
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围海造陆运动正在以数倍于过去的速度高速发展。2003年的围海面积是2123公顷，2004年则达到了5352公顷，2005年以后每年围海的面积都超过1万公顷，相当于这几年每年中国沿海都新增100平方公里以上的土地。用“沧海桑田”来形容我国近十几年来的围海造陆情形算是恰当的了。以青岛胶州湾为例。中国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的数据显示，1928年，胶州湾的海域面积为560平方公里，1977年为423平方公里，至2012年，胶州湾的总海域面积仅为367平方公里。85年内面积缩小了35%。
据国家海洋局统计，近年来我国查处违法填海项目的比例近20%。例如，2011年某省填海造地面积指标仅为30平方公里左右，而沿海6市规划的填海造地面积总和竟高达1000平方公里，是控制目标的30多倍。由于海域资源开发过快、方式粗放、缺乏统筹等问题，目前中国自然海岸线保有率已不足四成，大量优质岸线资源被工业、港口等开发活动占用，部分地区围填海造地规模增长过快，利用效率不高，甚至还有一些空间被荒芜、闲置。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海域资源可持续利用，影响着沿海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们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安全需求。
自“十一五”起，中国进入围填海造地面积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年均确权面积1.3 万公顷，2009 年全国围填海造地确权面积近1.8 万公顷，为历史上围填海造地面积最大的一年。而根据国家海洋局《海域使用管理公报》公布的数据，近年来全国每年的填海量都在1 万公顷左右，2015 年全国共计填海造地11055.29公顷，同比增长13.19%。但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很多地方因监管不到位，边填边申报或先填再申报情况严重，实际填海造地面积远远超过这一数量。
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压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大规模的滩涂围垦，大片的滩涂被转变成盐池、水产养殖池、农田、休闲娱乐区和工业区。“潮间带”属于滨海湿地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最具生态价值和生物多样性的地带。重化工园区、机场建设、海参圈养殖……一系列项目正在蚕食重要的候鸟栖息地：潮间带泥质滩涂。据有关“潮间带”调查报告称，全球总计8条候鸟迁徙路线，在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上受威胁的水鸟物种数量，高于世界上其他7条主要迁飞路线，而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咽喉地带，也是重要的天然海产品产出地，许多潮间带滩涂正在消失。
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沿海各地纷纷向海要地。另一主要原因是，目前填海造地受约束少、成本低，填海之后，土地用途自由度大。因此，填海造地一直被认为是一项最经济、最快捷、最自由的“三最”工程。具体到我国各省区，围海造地的原因不经相同，上海、广东是苦于地少地贵，造地的成本要远远低于拆迁成本；而山东潍坊是准备建海上新城，创建物流中心；温州的一个造地项目则是希望像青岛人那样拥有更漂亮的景观大海。更为常见的是企业进行的小规模填海，也许就是要一个小码头，一片海域就消失了。
为了缓解人地矛盾，很多岛国或滨海国家都曾实施过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工程。例如，荷兰从13世纪就开始填海造地，迄今填海造地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20%。日本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大规模填海造地，沿海城市约1/3的土地是通过填海造地形成的。韩国、新加坡、马尔代夫、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曾实施过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工程。国外之所以大规模填海造地，主要是由于陆地面积狭小，填海造地属于不得已之举。我国并不属于陆地资源贫乏的国家，经过多年的大规模填海造地，目前自然岸线已经所剩无几。如果继续放任大规模填海造地，将对社会、经济、环境等诸多领域造成严重危害。
由于现在土地红线的严格限制也使得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将目光投向了海岸带滩涂，而这些开发商或者工程建设者绝大多数又不太重视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缺乏海洋开发的长远打算，他们对海洋生态没有整体的了解，对工程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没有足够的认识，许多盲目上马的海岸工程因为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而不得不停滞或全部拆除。
地方政府则从GDP增长和城市空间拓展的角度考虑在海岸线上大干快上工程项目，中国的海岸线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过去十多年，由于海岸工程的开发，我国大陆沿海500平方米以上的海岛已经消失了460多个，过半的大陆海岸线已经人工化。
围海造地工程并非简单地减少了海岸带面积，而是带来了很多无法预料的后果——曲折的海岸线被简单地填成直线，那些能净化海水和养育贝类生物的滩涂湿地被石块制的人工堤岸所取代，海豚、各种鱼类和候鸟的栖息地都可能遭到直接的破坏。
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继18亿亩耕地红线之后在国家层面提出的又一红线概念，并已写入《环境保护法》。目前，我国海洋管理部门已经完成了沿海11个省（区、市）的红线划定工作，超过35%的大陆岸线被纳入红线管控范围。为了提高红线管控的有效性，应将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同时，有必要向全社会公布生态红线划定结果，接受社会监督。同时，海洋管理部门应与环保、国土、发改等部门共享管控信息，建立联动机制，共同将海洋生态红线作为项目准入控制和土地、环保等督查工作的重要依据。
目前，中央环保督察组已经相继进入了各省区督查，尽管是亡羊补牢，但也算为时不晚。如果采取以往先建设，后评估的方法，只会让子孙后代埋怨和嘲笑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沿海各省区正在对照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中提及的违规违法项目，实施“双暂停”(暂停建设、暂停营业)，即在建项目一律暂停建设；房地产项目暂停销售和宣传，其他酒店、餐饮、旅游、娱乐等经营类项目暂停营业。
在保障海洋生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全国各省区依据生态特点和管理需求，制订了分区分类制定差别化管控措施。这些措施包括：禁止非法侵占岸线和采挖海砂；不得新增入海陆源工业直排口；控制养殖规模，鼓励生态养殖；实行海洋垃圾巡查清理制度，有效清理海洋垃圾；对已遭受破坏的海洋生态红线区，实施可行的生态整治修复措施，恢复原有生态功能等要求进行管控；严格限制影响或改变岸线自然属性的开发活动，不得新增入海陆源工业直排口，推进实施海岸整治和生态修复工程，推广退养还滩、退养还湿、开堤通海等已经较为成熟的海洋生态修复模式，推进区域性重大海洋生态综合修复整治工程，修复破坏退化的海洋生态系统，以扭转生态恶化的趋势，等等。
国务院曾批评地方政府在围填海方面监管不力，导致海洋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对此，于2017年国家海洋局执行了“史上最严的围填海管控力度”，实施了6个暂停措施，其中在渤海实施了4个暂停措施。去年早些时候，中央环保督查组点名批评了包括海南海花岛和日月湾等在内的围填海项目，叫停了投资达1000亿元人民币的三亚新机场人工岛工程项目。国家海洋局表示，2018年原则上不再审批“一般性”填海项目。
人工岛海花岛围填海项目
■本文依据网络资料综合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