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国家海洋局会同有关部门，调动各方面力量，深入实施建设海洋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在海洋深水、绿色、安全以及核心关键共性技术等方面的布局，圆满完成海洋科技系列规划的既定目标，取得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使海洋科技逐步进入“并行”的新阶段，海洋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有力地促进了海洋产业转型升级。
　　一、海洋科技整体水平大幅度提高
　　“十二五”期间，海洋科技各项指标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全国海洋领域SCI论文数量达到4285篇，论文产出总量仅次于美国，总被引数量排名全球第7位；专利申请数量共1.6万件，相对2010年增长179.8%；2015年全国海洋科研机构R&D人员3万多人，相对增长31.8%；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共计21项；以海洋高技术为支撑的海洋生物医药与制品、海洋高端装备和海水淡化等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海洋经济新的增长点。
　　二、海洋调查观测立体化走向两洋一海
　　“十二五”期间，海洋综合调查在深度、广度上实现重大突破。一是在“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基本摸清近海资源环境家底的基础上，目前正在实施的“全球变化与海气相互作用”专项，开启了我国海洋调查从近海走向深远海的新篇章，显著提升了深海自主调查技术装备的研发和深远海研究水平，提高了国际影响力。二是大洋勘察方面，在国际海底管理局新申请获得3块海底矿区，我国成为首个拥有3种资源矿区的国家，“多种资源、多海域、多船作业”的深海大洋调查格局逐步形成并巩固。三是极地科学考察方面，完成了5次南极科考和2次北极科考，自主研发的深冰芯钻机完成了Dome A冰盖的多次钻探，深入研究了南大洋海冰气相互作用及其对南印度洋影响，首次穿越了北极东北航道，首次实现北极和亚北极五大区域准同步考察。世界最新先进水平的南极遥感固定翼飞机“雪鹰601”正式投入我国南极观测，具有世界先进设计理念的我国新建极地考察破冰船将于2016年年底正式开工建造，并有望于两年后投入使用。四是深海探测技术方面，2012年蛟龙号载人深潜最大深度成功达到了7062米,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同类载人潜水器下潜深度最大的国家，同时涌现出“潜龙”号系列AUV、“海龙”号ROV、“海马”号ROV等一大批深海探测装备。成功完成300米饱和潜水海底出潜探摸和首个实验型深海移动工作站的下水试验。2013年在南海北部成功钻获高纯度新类型“可燃冰”。我国自主研制的海底观测组网设备与在水深900米处与MARS海底观测系统对接成功，使我国成为第3个在MARS网上进行大规模组网设备测试的国家。五是成功发射HY-2A卫星，改扩建4个地面接收站，基于海洋卫星的海冰、赤潮、绿潮、溢油等遥感业务监测系统基本实现业务化运行。
　　三、海洋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稳步提高
　　我国海洋学者围绕世界海洋科学前沿领域的热点问题，取得一系列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在《自然》和《科学》等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我国科学家首次在《自然》杂志发表了海洋领域的评述文章，系统综述太平洋西边界流与气候相关研究的重要成果。建立了海浪混合理论，在国际上率先建立全球高分辨率海浪—潮流—环流耦合模式，发展首个海浪的气候模式。提出“光滑洋壳的俯冲较粗糙洋壳更易产生毁灭性的海底大地震”理论，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揭示了东黄海沉积物中氮的循环过程、生源要素的分布及生态环境的演变历史。我国科学家绘制完成了大黄鱼全基因组精细图谱，为培育我国特有海水经济鱼种抗逆优良品种奠定了基础。
　　四、海洋关键共性技术加速转化和产业化
　　深海油气勘探开发能力显著提升，“海洋石油981号”的成功应用，使我国成为第3个具备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设计、建造、调试、使用一体化综合能力的国家。深海光电复合缆与接驳设备、船舶爬壁清洗机器人等一批产品开发成功并填补国内空白。水下滑翔机、Argo浮标等实现产业化。建立深水网箱、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海洋牧场建设新模式，拓展了海水养殖的新空间。微生物疫苗等海洋生物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海洋生物源DHA、氨基葡萄糖等逐步形成优势产业链和自主品牌。替代抗生素的海洋抗菌肽等绿色环保饲料与海洋寡糖等新型肥料及相关成果，有力带动了企业增效、农民增收和生态环境改善。多种海洋能发电装置进入实海况测试运行阶段。海水淡化的蒸发器、蒸汽喷射泵、膜组件、高压泵等关键装备材料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开发实现突破，自主研发的高性能关键膜组件已向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提供首批产品，服务载人航天事业，建立了多个自主技术万吨级示范工程。
　　五、海洋公益新技术实现业务化应用
　　建立了海洋管理和公益服务业务化示范系统70余个，发布了115项海洋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开发了一大批海洋公益新技术、新方法、新设备、新装备，一批成果已应用到黄岩岛海上目标和岛屿监测、外大陆架划界、蓬莱19-3平台溢油事故、日本核辐射应对、亚丁湾护航、集约用海、生态红线等海洋管理重点工作中,有效提升了海洋综合管控能力。海洋预报服务方式基本实现由单一要素预报警报向目标型综合预报保障转变，精细化保障服务目标达150个，服务范围由近海近岸向全球、深远海及重要海洋通道拓展，基本形成重要海上通道和重点区域预报保障能力。
　　六、海洋科技基础条件跃上新台阶
　　我国首个正式试点运行的国家实验室——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于2015年顺利建设运行。多个部委联合组建了国家海洋调查船队，目前已经拥有46条成员船，新建了“向阳红01”“向阳红03”两艘国内最先进的4500吨级海洋综合科考船。建设了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19个涉海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海水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12个涉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和海洋新兴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相结合的科技成果转化链条已经形成。建立了国家海洋药源生物种质资源库、国家海洋生物天然产物化合物库和海洋生物产业中试平台等一批海洋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和中试转化平台。
　　七、海洋科技国际合作开创新局面
　　“十二五”期间，首个由我国科学家发起的海洋领域大规模国际合作计划——西北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气候实验国际合作调查研究计划，开启了我国物理海洋研究从跟踪到发起和引领的转变。随着全球海洋实施观测网计划（ARGO）的实施，我国已经在太平洋、印度洋和地中海布设353个剖面浮标，浮标数量上升到世界第4位。我国成为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重要成员国，于2014年成功实施南海IODP-349航次，终结了学术界多年来关于南海东部和西南部海盆年龄的争论。发起了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共建中—冰极光联合观测台。建设了中—马、中—泰、中—印尼、中—斯等双边国际海洋科技合作基地。建立了亚太区域海洋仪器检测评价中心、APEC海洋可持续发展中心等8个国际组织在华机构。在国际标准化组织船舶与海洋技术委员会成立了海洋分技术委员会，由我国担任秘书处和主席职务。我国在涉海国际组织和国际管理机构任职人数从2010年的6人上升为目前的11人。
　　八、海洋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更加优化
　　通过各部门一系列政策资金的引导带动，海洋领域的市场主体、社会资本和创新要素更加活跃，逐步建立起国家与地方相结合、产学研用金相结合、军民深度融合的海洋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比如，通过推动“十二五”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工作，引导地方建立完善“财银合作”机制、推进PPP模式等，带动地方、社会投入，产业基地化、园区化集聚发展，形成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培育了一批海洋科技型中小企业，并有28家成功上市；建立了84个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推动450多项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专项科研成果转化。“十二五”期间，国家海洋局先后建立了7个国家科技兴海产业示范基地，与国家发改委联合建立了8个国家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正逐步成长为海洋领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载体。据统计，在教育部的支持下，现在已有100多个高校设有海洋专业，再加上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中国电科等央企陆续下海，沿海地方不断创新体制机制，社会投入不断加大，海洋科技创新形成了强有力的发展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