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远洋渔业关系到我国对海洋资源的话语权，是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十二五”以来，我国远洋渔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远洋渔业作业海域已扩展到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属经济区，以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公海和南极海域。当前，我国积极推进“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我国远洋渔业发展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去年，全国作业远洋渔船数量达到2500艘，总功率220万千瓦，总产量205万吨，总产值190亿元，船队总体规模和远洋渔业产量均居世界前列。

多重因素促进我国远洋渔业发展

为缓解近海渔业资源捕捞的紧张压力，满足大众对捕捞水产品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构建以船舶建造、水产品加工、渔港贸易等多位一体的新型现代化渔业经济体系，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下，我国开始发展远洋捕捞渔业，积极开发国际渔业资源。

一是加强国家政策扶持。对在国外海域捕获并运回国内销售的自捕水产品，不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同时进一步降低政策支持门槛，远洋渔业企业只要经农业部批准，获得“农业部远洋渔业企业资格证书”，即可享受国家政策红利。二是加强专项资金补助。在建造船舶、燃油补贴、资金借贷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优惠政策，如青岛市就专门设立远洋渔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对新建或购买远洋渔船进行补贴，提高企业发展远洋渔业捕捞的积极性。三是加强进口通关服务。针对远洋捕捞航线特殊、捕捞作业时间长、船员卫生意识差、通关时效要求高等特点，检验检疫在通关放行、标签整改等方面区别对待，简化报检手续，做到即验即放；同时积极帮助渔船完成对外注册工作，使其满足国外相关机构的要求，确保货物加工后能够顺利出口，目前山东已完成备案渔船82艘，备案数量占全国1/3，年捕捞能力约40万吨。

远洋渔业发展存在三大制约因素

中国远洋渔业赢得良性发展的空间和机遇，与此同时，在快速发展的背后也潜伏着一些隐忧，成为制约远洋渔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远洋渔业发展空间日益受到限制。随着全球渔业需求增长和捕捞技术不断提升，海洋渔业资源越来越稀缺，特别是随着专属经济区和国际资源养护组织体制的建立，各渔业国海洋渔业规划也不同程度由“捕捞型”向“养护型”转变，纷纷通过设置日益严格的技术性贸易措施，限制甚至禁止本国海洋资源对外开放。如西非渔区的摩洛哥对捕鱼实行许可证制度，严格限制渔船数量，毛里塔尼亚要求实行船员当地化，每船中国籍船员不能超过4人。南太平洋各岛国制定了“地域性注册制度”，斐济规定渔业为限制类产业，成立渔业合资公司，斐济公民必须至少占30%股份。印尼2015年单方面废止与我国渔业协议，并扣留多艘渔船，致使福建、浙江250余艘渔船被迫返回，大量合资建设的渔业基础设施搁置，7000多渔工被迫回程，企业损失上千万元。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南美国家频繁调整渔业管理措施，影响我国远洋渔企的经营。同时，随着远洋渔船数量不断增加，在海洋渔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仅追求大捕捞量已不适应现代渔业发展趋势。

远洋渔业装备和技术水平相对较低。远洋渔船及配套加工船造价高昂，燃油及劳务成本高企，投资回收周期长，企业往往难以从银行获得资金，保险公司为规避风险也不愿为其承保。由于资金投入不足，我国远洋渔业装备呈现严重老化和技术落后等特点。目前，国际上远洋渔业装备发展趋势主要是大型化、信息化和节能化，大型渔船尺寸达百米，吨位上万，并配备各种先进探测及渔获处理系统，目前我国远洋作业渔船90%以上为24～60米的中型渔船，与欧美日等远洋渔业较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以全国规模最大福建远洋渔船为例，平均渔船吨位仅384吨，最大的远洋渔船1408吨，辅助船也仅2946吨。与此同时，在渔业科技方面仍显薄弱，捕捞效率和渔获物的选择性差距明显。以南极磷虾为例，据统计，其资源蕴藏量达10亿多吨，合理的年度可捕获量为近亿吨。日本、韩国、挪威、美国等国年产量约15万吨，而我国年产量仅约1万吨，总体产量仍较低。

远洋渔业配套产业建设和管理有待提高。我国远洋渔企的供给保障系统、渔获加工系统和渔获营销系统不健全，不但作业过程中的货物运输、油料补给、渔船维修等业务多依赖于国外公司，而且产业链往往只能局限在捕捞环节，海产品……查看原文：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MTM0ODg5NQ==&mid=2247484793&idx=2&sn=bc477a91125f6c081e5d34d46de837bb&chksm=e83f5009df48d91fbdf8fc997a2818a651dd49a16917efca6b732de10f057dfa328d7131d4c3&mpshare=1&scene=1&srcid=0927hXPBOl6767R5vn8dRrKF#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