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阅读

　　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作出了有利于菲律宾的解释，最终裁决完全否定了“九段线”的法律依据和南海群岛产生延伸性海洋区域的判定，具有极强的主观倾向性。

　　本文阐释了仲裁结果在法理和执行层面的漏洞，分析了其对南海秩序造成的破坏，并结合南海开发合作的实践，对南海合作的未来态势进行了前瞻性思考。文章指出，中国的南海政策，既要寻求在现有国际秩序框架下构建在南海的区域话语权，也要采取必要措施管控中美两国战略对抗产生的风险。

■李俊前

　　2016年7月12日，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作出所谓最终裁决。仲裁庭认为，中国对“九段线”内海洋区域的资源主张历史性权利没有法律依据，南沙群岛无一能够产生延伸的海洋区域。我国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认为该裁决是无效的，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中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重申了相关主张。

南海仲裁结果是对区域现有平衡的破坏

　　在域外个别国家的操纵下，仲裁庭依据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提起的仲裁请求作出了不利于中国的裁决。仲裁庭的这一裁决枉顾事实，断然否定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大部分权益诉求，包括：否定了“九段线”内海洋区域的资源主张历史性权利和认定南沙群岛不能够产生延伸的海洋区域。

　　南海争端从本质上讲是中国与南海有关国家之间的海洋事务，但近年来因美国的插足而呈现多边化和复杂化的局面。美国欲借助南海议题实现其重返亚太的战略，压制中国在南海的战略利益，而日本也试图通过干预实现其在亚洲事务上对抗中国的目的。菲律宾方面在美日纵容下单方面提起的仲裁，并不能获得其主张的利益，反而增强了中菲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抗性。而在当前南海局势持续紧张的环境下，菲律宾正在由于美国军事力量的介入而逐渐失去话语权，进而有丧失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可能性。而仲裁庭在此时通过判决的形式“选边站”，毫无公正性可言，起到了极坏的作用。

　　从当前南海问题的争议现状而言，我国的南海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美国试图借助南海问题实现重返亚太并绑紧其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而中国则反对美国利用南海议题破坏南海原有的稳定。近年来，美方接连通过联合军演和所谓“自由航行”活动不断在南海挑衅，本质上亦有试图探明中方南海问题底线的目的。而其余南海诸国，主要是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在复杂多变的南海局势背景下，各方本都有很大的政策空间，而仲裁庭的所谓仲裁使得南海问题焦点化，缩小了事态缓和的余地。

　　中菲两国关于南海权益的争端涉及主权问题。南海问题围绕主权、海洋划界等问题，政治和外交谈判才是最终化解纠纷的正确途径。而南海仲裁庭枉顾历史事实，直接以法律“技术主义”立场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绝大部分权益诉求。这说明仲裁庭并未以客观的态度深究合理历史来源，罔顾南海岛礁主权产生的历史来源，本质上无助于中菲两国解决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

　　因而，这样的仲裁结果不仅不能实质性地改变南海局势，迫使中国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做出让步，反而加剧了南海局势的紧张，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于国际仲裁的不信任，使得南海争端更为复杂化。

在现有国际秩序框架内解决南海问题

　　在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之后，中国在不承认、不接受仲裁庭判决的同时，还可继续谋求在现有国际秩序框架内维持现状。

　　从法理层面上讲，南海仲裁案漏洞百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权益形成在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订在后。主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应当保护历史性权利的观点也是国际海洋法领域的一种声音。而仲裁庭据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的判决有违“法不溯及既往”的国际法基本准则。中国仍可以继续主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九段线”没有溯及力。

　　从执行层面来讲，菲律宾单方面挑起的仲裁案，其结果如同废纸一张，根本没有执行的可能。从尼加拉瓜诉美国案的先例来看，此类仲裁并非不存在变相的化解方式，即在双方达成政治合意的情况下，由一方放弃请求，进而重新解决双边争议。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曾表示愿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并对两国就领土争议展开直接对话持开放态度。而中国7月13日发布的《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也表明了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争议的立场。上述情况表明，在国际框架内通过合理方式解决南海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最近，不断有国内外学者主张中国退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从长远考虑，中国以退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方式对抗不公正的仲裁，只会打破原有的沟通框架，加剧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是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从当前全球海洋秩序的角度考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存在有利于构建和平稳定的全球海洋秩序，这符合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利益。而和平稳定的海洋秩序也符合中国海洋大国崛起的外部环境需求。南海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但诸如退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行为并不能维护现有权益，相反会使得中国在周边海域划界的谈判中更加被动。在对抗不公正仲裁的同时，中国在更高层面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符合中国崛起的战略需求，也符合全世界和平稳定的大局。

寻求成为南海秩序的建立者而非控制者

　　南海是重要的国际航道，也是中国国际货物流通的通道。作为南海周边唯一的地缘政治大国，建立和维持中国南海及周边海域的海洋秩序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中国在历史上对南海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今天在南海仍有不容忽视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在岛礁权属存在争议的同时，中国应加强建立南海秩序的努力。

　　上世纪70年代，邓小平曾提出过“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处理南沙争端问题。2014年，中国提出了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即有关具体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南海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加以维护。而随着南海对中国地缘政治战略重要性的提升和南海争议的国际化，中国有必要谋求在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和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建立更多话语权。

　　事实上，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各国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14年11月13日，第十七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重申将致力于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宣言。这为南海水域周边国家进行共同开发及划界谈判提供了一个构架，以中国对话东盟的方式签订上述宣言彰显了中国在南海水域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

　　为了处理南海争议，中国与各个南海周边国家都建立了双边沟通的渠道。与越南启动了关于海洋划界谈判，中越之间通过多年努力，2000年签署了《北部湾海洋划界协定》和《北部湾渔业管理协定》，中越之间的海洋划界谈判，海上共同开发的磋商，低敏感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划界等很多机制都在有效运作，两国2011年还签署了关于解决中越海上问题的指导原则协议。

　　中菲从1996年开始一直保持双边的沟通，有渔业方面的沟通，也有建立信任措施工作组。在阿罗约总统时期，中国与菲律宾还就中菲有关争议海域进行过海洋地质勘探的合作，随后越南加入，也曾进行过三方勘探的合作。后来菲律宾政府更换了，合作伙伴的立场也变了，这个合作就停下来了。

　　中国与马来西亚、中国与文莱都在保持双边的沟通和合作。

　　这表明，无论渔业合作也好，油气资源合作也好，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是可以达成协议的。

充分管控南海的实质性风险

　　当前在南海区域内，中美两国战略对抗态势正在形成。对两个大国而言，在南海要规避实质性风险。直接的军事冲突是中美在南海所面临的首要风险，也是两国战略层面所应规避的陷阱。

　　而南海对抗更包含了深层次的政治风险。菲律宾政府提出的仲裁看似得到了仲裁庭的支持，但当其无法实现仲裁结果时，菲律宾政府就失去了缓和的政策空间。仲裁结果连同国际舆论引起的压力，会使得矛盾和分歧进一步发酵，其政府则迫于民间压力失去政策调整的灵活性。美方为实现其重返亚太的战略，以操纵仲裁的方式将自身推进了南海对抗的局面，激化了矛盾，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当中国社会的主流民意形成一种力量时，其结果可能是美国人不愿意看到的。

　　在南海问题的背后，中美两国关系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从战略层面上，两国必须主动规避“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根据希腊和斯巴达之间的大战，认为新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必有战争）；而从眼下来看，中美在南海一旦擦枪走火，产生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因此，中美两国有必要寻找契机重新增强政治互信，保证南海行动的非军事化，为两国的对话营造良好政治氛围。

结语

　　南海仲裁案的闹剧对当前南海局面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压缩了各方取得共识的机会。南海争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彻底解决，而中国面对这场闹剧除了“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表态，还可以继续寻求在现有国际秩序框架内通过外交、政治等手段解决争端。

　　从长期来看，中国作为南海大国所需奉行的不仅仅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更要有决心和行动维护主权，谋求在南海区域内的话语权，成为南海秩序的建立者，最终逐渐稳定南海秩序，实现中国在南海的战略利益。

　　（作者单位：中国海监上海市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