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是生命的摇篮，资源的宝库，交通的动脉。人类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与浩瀚的海洋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与海洋的联系过程中人们不断进行探索和发现，并由此产生出一系列灿烂的海洋文化。在新世纪我国海洋事业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和探讨我国海洋文化的发展历史、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律，为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海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回顾
何谓海洋文化？我国“海洋文化”的概念，是在改革开放后学术界比较中西近现代历史变迁时首次提出的，之后有多位学者对此进行过归纳总结，产生出多个不同视角、不同广度的海洋文化概念。笔者认为较为准确且完善的是这样一种表述：海洋文化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因海洋而成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具有海洋特性的思想道德、民族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体现蓝色文明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习俗、社会经济、法规制度、教育科技和文化艺术等形态。
从中华民族的发展本源一路探寻，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也曾一度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海洋文化。我国古人很早就开始致力于海洋的开发利用，如河姆渡出土的船桨距今至少有7 000年的历史，殷商甲骨文中出现多个与海有关的字样，以及殷墟出土的龟甲、贝壳，都显示出我国远古海洋文明的曙光。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是我国古代海洋科学成果的杰出代表。我国古代的齐文化、妈祖文化、郑和文化无不向世人展现着我国古人源于海洋创造出的豪迈乾坤、太平盛世。
中国历史上独领风骚的雄汉盛唐时期，所创造的华夏文明成功地融合了黄河文明和海洋文明。齐鲁文明则是历史上海洋文明和黄河文明融合的典型佐证。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和鲁国在不同的人文环境、政治方略和地理条件下，形成了两个各具特色的文明体系，即齐文明和鲁文明。由于“齐地负海，瀉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特殊的地理条件，使齐地只能兴海为业。齐统治者在经济上实行“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农工商各业并举，“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成为富甲诸侯的“海王之国”；在政治上主张“举贤而上功”；在文化上“因其俗，简其礼”，讲宽容，尚变通。齐地风俗“宽缓阔达而足智”，伦理观念淡薄而崇尚功利，最终使齐文明发展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文明系统以及豁达、机敏等人文性格特征。而鲁文明是建立在单一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具有典型的农业文明特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加上农业社会生活的单调、慢节奏和稳定性，形成了鲁文明重经验传统、崇尚仁义和中庸，以及执著而持重、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宽厚仁爱、重义轻利的性格特征。战国以后，随着齐国对鲁国的兼并和学术、文化上的百家争鸣，使齐、鲁两大文明系统不断冲撞融合，走向一体化，从而表现出博大的包容性、认同性和顽强的再生能力，最终使齐鲁文明成为一种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同化力的文明系统。齐鲁文明是华夏文明的缩影，华夏文明之所以历经磨难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中华民族拥有的海洋文化。
海神文化在我国古代海洋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我国海神文化发展的历史时期来考量，龙这种奇异的灵兽可作为我国早期海神的主要代表。龙文化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中最早是作为“司雨之神”的角色出现的，当人们发现与农耕联系密切的雨水来源于海陆循环时，龙便自然而然地与海洋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了龙“自海而生”的假说。此外，龙在神化中常常被作为海神的坐骑。基于上述因素，龙这一形象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最终被奉为海洋神话中的主神流传至今。汉代以后，在儒家重农抑商、重陆轻海思想的影响下，龙作为“官封”海神这一角色开始面临巨大的危机并最终被淡化，另一源于民间的海神文化悄然而生，这就是“妈祖文化”。唐宋时期，东南沿海航海兴盛，特别是福建沿海的海外交通贸易扩大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航海者在艰辛的航海活动中，热切希望借助超自然神力战胜海洋的凶险和残暴。其中最为著名，并且盛行至今的便是源于福建莆田的妈祖海神。宋元明三个朝代，随着大陆居民向台湾移居，妈祖海神随之供奉至台湾，目前台湾妈祖庙已发展到2 000多座，台湾80%以上的汉族居民信奉妈祖。后又伴随着郑和下西洋，妈祖海神又传播至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妈祖海神的信仰，已经成为一个跨国界的国际性海神信仰。妈祖由“莆田海神”变为万能神，并因此成为侨居他乡的侨民不忘故土、永保安顺的精神支柱。妈祖海神的出现，是海洋神话传说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一是她的诞生宣布人们对由封建王权直接赋予的龙神的抛弃；二是她算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海洋神，从而改变了中国海洋神话中海神兼为其他神的现象；三是航海贸易、海路漕运和打击海盗活动等被正式列入神绩，从而填补了海洋神话中关于海上贸易的空白，反映出宋代以来人们海洋观的变化；四是她起源于民间，是从海洋生活的民间基础上“原生”出来的。除海龙王、妈祖女神等或官封或源于民间的海洋“正神”之外，我国古典文学、曲艺杂剧中还流传着许多与海洋文化息息相关的神话传说，其中流传最广的当属“八仙过海”。由于当时社会文化的落后，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不理解，但又不愿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不断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创造了八仙的造型。这八位神仙分别代表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的行为代表了广大劳苦大众的美好愿望，是劳苦大众忠实的守护神。
在我国古代，郑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把海洋与国家富强、与国家安危联系起来的航海家、政治家。郑和在为说服明仁宗朱高炽保留宝船队时的一段话：“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宜来自海上……一旦它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郑和鲜明地揭示了海洋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之间的密切联系，深刻地阐述了通过发展海军舰队，控制海洋对国家安全和贸易的极端重要性。其间渗透的海洋开放意识、财富意识、主权意识和忧患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的传统海洋观的一次重大变革。郑和有关海权的论述要比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海权论述早480多年，比世界著名海权论者美国的马汉早近500年。郑和船队的远航，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87年，早于达·迦马绕过非洲的好望角92年，早于麦哲伦环球航行114年，郑和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先驱。
在古代的海洋文化中，海洋诗歌堪称海洋文化的瑰宝。我国古人早就醉心于大海的雄浑壮美、气势磅礴，为我们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海洋诗篇，为我们描画出海洋的绮丽景观和海边人的激越情怀，如曹操的《观沧海》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咏海诗，气势磅礴，流传千古。师仙李白的许多雄奇瑰丽、奔放热烈的诗篇，都往往借助于大海的洪波巨涛、海天一色的神奇浩渺。苏轼、杨万里、陆游、文天祥等不同朝代的伟大诗人，都曾借海咏怀，表达了他们热爱祖国、保卫家园、不屈不挠的精神境界。
孙中山除被尊崇为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运动先驱之外，还是中国杰出的海洋思想家和中国近代海权运动的先驱。孙中山用民主革命思想取代了封建革命思想，创立了以“民主、民权、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思想，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纵观孙中山的海洋思想，主要内容是民主革命思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中国海权，建设强大的海军和倡导发展海洋实业。孙中山海洋思想的核心是以海兴国的思想。孙中山认为：“国家之生存要素，为人民、土地、主权。”其海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势。”孙中山提出的“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除专指海权外，还包括海洋实业，他把发展海洋实业作为恢复和保卫海权的基础，把发展海军和掌握制海权作为支持实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根植于海洋，升华于海洋，是海洋让孙中山把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与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综上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中国海洋文化的经济基础都是传统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官僚买办经济。中国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黑暗腐朽的封建制度，从根本上限制甚至是扼杀了海洋意识的形成，限制了先进海洋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二、中西方海洋文化的比较
(一)中西方海洋文化的特点
无论是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的地中海文明，还是15世纪开始的大西洋文明，都是伴随着航海和海洋商贸的繁荣而产生的，都是以海洋文化为背景的区域文明。地中海文明是典型的海洋文化催生的海洋文明，它是由一些不具备农业生产条件的民族在千百年谋求生存与发展的航海活动中诞生的。其特点是航海活动以商业贸易、海盗掠夺、殖民拓土为目的，以富于冒险精神、开拓、竞争和协作意识为特征，具有乐观积极、强悍的浪漫色彩。由于其航海、殖民活动范围广泛，它吸收了亚、非、欧等濒海地区文明的营养，成为有明显地区特色的海洋文化形态。从16世纪开始，同样由于航海的发达、贸易的繁荣以及与之俱来的扩张、掠夺、侵略，世界主要商路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了大西洋文明。
中华民族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创造了融黄河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于一体的华夏文明。齐鲁文明的融合过程是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一个缩影。华夏文明之所以历经磨难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中华民族拥有的海洋文化底蕴。但应当指出的是，华夏文明的背景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催生的陆地文化。如果把西方海洋文明称为“海洋商业文明”，那么华夏文明则可称为“海洋农业文明”。在东西方不同性质的两种文化的指引下，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不断拉大，中国被滚滚而来的世界海洋大潮远远地抛在了后边。
(二)中西方海洋文化的价值取向区别
东西方在海洋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质的差异，决定了近代中西方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中华民族由于长期受重农抑商经济思想的左右，对海洋的价值取向是“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对海洋的认识始终离不开“民以食为天”的祖训，锁定在“以海为田”的层次上。中国历史上下5 000年海洋文明的发展始终局限在海洋农业文明的范畴。明朝统治者虽然倡导了郑和下西洋，但也只是为了追求万邦来朝的盛况、奇珍俱至的奢侈以及现实国力的强盛与稳定，为了服从和服务于天朝帝国的扬威政策。但当航海促进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促进人们思想的解放以及带来新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使封建统治者无法驾驭人们的思想而危及封建统治时，则被坚决禁止。商业活动不是分散地而是相对集中地进行活动，极易“啸聚生叛”；他们不象农业生产者那样易于驾驭，思想活跃，“不服德教，且与夷蛮相通，危及教化”。当航海活动超出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秩序所能容忍的限度，动摇了“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基础，予以取缔就成为必然了。明清两朝禁海400多年，严重束缚了中华民族向海洋发展的进取精神，隔断了同海外的交往，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将一度强盛的中华民族推入了一个灾难深重的黑暗时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后的百年间，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入侵84次，入侵舰船1 860多艘，入侵兵力47万人。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的60年间，帝国主义以战争赔款等形式，共向中国勒索白银13亿两，相当于清政府16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西方列强对海洋的价值取向是为争夺丰厚的海洋国家利益，进行海外贸易、掠夺资源和殖民拓土。当今英、美、俄、日等世界强国无一不是靠发展海上力量，通过海洋控制、掠夺世界财富后强大起来的。英国是大西洋上的一个岛国，靠强大的海上力量，先后战胜了海上霸主西班牙、荷兰以及法国，大大扩充了海外贸易，刺激了英国本土的经济发展，引发了最早的工业革命，获得了遍及全球的海外殖民地，成为“日不落帝国”。在其称霸的3个世纪里，英国侵占了比其本土大150倍的海外殖民地，全世界1/3以上的商船飘扬着“米”字旗。美国成为第三代海洋霸主的历史，理论上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人马汉在潜心研究了大量历史事实后得出“所有帝国的兴衰，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是否控制了海洋”。美国正是在马汉海权理论的指导下，在广阔的海洋上争夺控制权，靠强大的海上力量获得了加勒比海的控制权，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并在夏威夷群岛站稳了脚跟。不断地对外扩张使得美国后来居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成为超过英、法的世界第一强国。俄国沙皇彼得大帝致力于发展海军，夺取了通向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出海口，走上了帝国主义之路。19世纪中期日本被迫打开国门，与美、英、俄、荷等国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日本经济、政治主权逐步丧失。明治天皇即位后励精图治，仿效英美列强确立了海上强兵政策。1874年派兵攻占台湾，1878年再次出兵侵占中国的琉球，两次轻易得手，使日本的野心迅速膨胀。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夺取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从中国攫取了2亿两白银赔款和大量经济特权，促使日本完成了工业革命，迅速跻身于帝国主义强国之列。
英、美、俄、日四个靠海起家的世界强国的发家史，和我国封建王朝“闭关锁国”和“迁界禁海”导致的民族屈辱史，以强烈的反差、雄辩的事实证明了一个国家的地位高低与其海洋战略观、海上实力密切相关。海上力量强大，国家就强大，国际地位就高；否则，就难以摆脱受人欺凌和任人宰割的命运。
(三)中国海洋文化没落的根本原因
回顾几千年的世界海洋发展史，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技术，中国的大洋航行也比西方国家早几百年。然而为什么我国的海洋发展在经过几度的辉煌之后，却最终又衰落了下来？为什么我国的海洋意识十分淡薄，海洋文化很不发达，而西方列强却利用中国的四大发明走上了海洋强国之路呢？除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小农经济的封闭，明清政府的昏庸腐败、闭关锁国之外，固守以重农抑商、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大陆文化，摒弃、压制、摧残以开拓进取、竞争冒险、自由平等为主要特征的海洋文化，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在我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中，重农抑商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老子提倡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反对商品经济，反对商业带来的剥削思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是最理想的生存环境。被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其经济思想主要内容是“重义轻利”，农本思想和耻于言利的观念，为后代重农抑商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先秦法家学派的代表商鞅，是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第一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则把重农抑商思想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在他的名为《五蠹》的著作中把商人列为危害国家、社会的“五蠹”之一。以上这些重要历史人物关于农本思想的论述，对我国重农抑商思想的长盛不衰发挥了重要作用。加之受“三纲五常”和“父母在不远游”等封建礼教的束缚，以开放、进取为特征的海洋意识的形成受到极大的限制。重农抑商成为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深深地植根于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化观念，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走向海洋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进入封建后期的明清两朝，厉行海禁、闭关锁国政策达数百年，使得中华民族曾经超前的海洋意识、海洋文化受到摧残、压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航海事业根本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
(四)邓小平革新性海洋思想的提出是我国海洋农业文明和海洋商业文明的分水岭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从社会制度上根本上限制了海洋意识和海洋活动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经济走向世界。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社会主义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由于受传统“重农抑商”、计划经济以及市场姓“社”还是姓“资”思想的影响，限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针对“左”倾思想的影响和旧有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邓小平从革新性海洋思维出发，提出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邓小平的卓越胆识鼓起了中国市场经济航船的风帆，使这艘航船驶出长江，驶出黄河，驶向浩瀚的海洋。邓小平革新性海洋思想使中国经济成功地与世界经济接轨。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我国的海洋事业迎来了历史的春天。不仅海洋经济蓬勃发展，而且海洋意识、海洋文化也得到了长足的提升。邓小平同志在深刻分析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积极倡导的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闪耀着大海洋思想的光芒。邓小平所指的“改革”，就是改革旧的模式，根除几千年来封闭经济思想的影响，跳出计划经济思想的小圈子，在中国建立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开放”，就是开放禁锢了数百年的国门，通过海洋走向世界，让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改革开放搞活了中国的经济，解决了中国长期以来被贫穷和封闭困扰着的两大根本性问题。打开国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邓小平大海洋思想的形成。这是中国海洋农业文明和海洋商业文明的分水岭。从此，中国结束了漫长的华夏海洋农业文明时代，进入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商业文明时代。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作为邓小平大海洋思想的精髓，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封闭经济和数百年闭关锁国的根本性问题。邓小平大海洋思想既吸收借鉴了世界海洋文明的丰富营养，又摒弃了西方海洋文明以海洋为通道，以商业贸易、殖民拓土为目的的局限性；既继承了华夏文明的精华，又把华夏文明扬弃为海洋商业文明。这种源于海洋，又不局限于海洋；走向海洋，又超越海洋的大海洋思想，是中国传统海洋思想的一个质的飞跃，是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三、海洋文化在发展海洋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海洋强国面临的严峻形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源、环境、人口问题的出现，使各国政府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21世纪将是“海洋的世纪”，海洋将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发展海洋事业已成为全世界的一种广泛共识，世界各沿海国家纷纷加大海洋开发与管理的力度，一场向海洋要资源、要空间、要发展的“蓝色革命”席卷全球。1973年开幕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才基本达成一致，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1990年第45届联合国大会做出决议，敦促世界各国把开发、保护海洋列为国家发展战略。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把海洋列为重要领域，指出海洋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保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财富和资源，从而突出了海洋对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巨大作用。1993年第48届联大做出决议，敦促各国把海洋综合管理列为国家的发展战略。特别是1994年11月16日《公约》正式生效后，使得人类对海洋的开发与管理更加规范化、秩序化，其中关于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规定，直接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蓝色圈地运动”，使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和平方式对海洋进行“瓜分”。也正是由于《公约》的生效和《21世纪议程》的实施，使得世界海洋管理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海洋在全球中的战略地位、经济地位日趋突出；世界各国海洋综合管理的力度显著增强；世界各国围绕海洋权益的斗争日趋尖锐，一些沿海国家围绕岛屿归属、大陆架划分和管辖海域等问题展开的争夺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有些甚至演变为局部战争或潜在武装冲突的危险。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我国周边海洋资源和权益的争夺十分激烈，维护海洋主权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日本对我国钓鱼岛蠢蠢欲动，越南在南沙群岛上修建机场甚至公然开发南海旅游，韩国悄悄地将石油钻机伸向了黄海大陆架底，我国渔民在南海海域捕鱼时，屡次遭到菲律宾、越南等国的驱赶拘押；中国除渤海外，其他如黄海、东海、南海分别与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都有划界争端；我国的南沙群岛已有40个岛礁被3个国家侵占，8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域被5个国家瓜分。南沙群岛面临着岛礁占领多元化、海域瓜分合法化、军事斗争复杂化的严峻性形势。
尽管我们有着300万平方千米的管辖海域、1.8万千米的优美海岸线、200海里的海洋专属经济区以及6 500多个500平方米以上的大小岛屿，但无论在国家层面上，还是公民层面上，海洋国土意识、海洋文化都表现出相当程度上的缺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阐述国有资源时就没有提到海洋，只有一个模糊的“水流”概念；当被问及“我国的国土面积有多大”时，多数公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960万平方千米”，却不知我国还有300万平方千米的“蓝色国土”；我国首都北京建成的象征华夏精神与历史文明的中华世纪坛广场由960块方砖铺成，面积恰好是960平方千米，却丝毫体现不出我们的海洋国土。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规则，实际就是对占地球表面71%的海洋空间和丰富的海洋宝藏的一次重新分配，谁在这场资源和空间的分配中掌握了主动权，谁就对本国、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数不清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不仅仅要做陆地大国、海洋大国，还要成为自立自强的海洋强国。
(二)海洋文化在建设海洋强国中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开，党中央、国务院对海洋工作越来越重视，并把海洋工作列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实施海洋开发”的战略部署。为推动这一战略的实施，2003年5月9日，国务院批准并印发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这是我国政府为促进海洋经济发展而制定的第一个宏观指导性文件。在《纲要》中，我国首次明确提出了“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海洋经济强国”的宏伟目标。《纲要》的制定和实施，为我们描绘了建设海洋经济强国头十年的发展蓝图，对于确保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目前，海洋管理的基本法规体系已经建立，海洋功能区划、海域使用管理、海洋环境保护、海监执法等工作蓬勃发展。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到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都是依海而兴，无不体现着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强大推动作用。
身处这样的海洋建设大环境中，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地积累，每达到每一个新的层面，都需要新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如果我们忽视了先进海洋文化的培植，仍旧让传统的重农抑商文化、陆地文化作为建设“海洋强国”的文化基础，那无异于缘木求鱼，不可能给我国“海洋强国”的建设大业带来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终究会导致我国海洋建设事业精神、物质相脱节。建设海洋强国呼唤海洋意识，同样海洋意识的增强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作为海洋新理念的强有力支撑。
另外，海洋文化在实现祖国统一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最显著的特征，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也是一个民族最牢固的纽带。我们研究妈祖海神信仰，应该深入研究其海洋文化的人文精神特质，揭示其信仰内涵的变化和传播的规律，以利于联谊世界之民众，和平团结，建设美丽家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是首先通过文化交流打破了海峡两岸关系的坚冰，并通过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等形式进一步密切了两岸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交流与合作。在海洋文化中，妈祖文化就是两岸同胞共同信奉、共同膜拜的典型代表。在各地组织的妈祖祭拜文化节日中，台湾同胞都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最忠实的信徒。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以妈祖文化为代表的各种文化交流，并辅之以经贸、科技合作，一定能增进两岸同胞的感情，也一定能够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一个中国的认同感、归属感，两岸同胞一定能共同促进祖国的早日统一。
四、海洋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发展思路
(一)我国海洋文化的内涵特征
海洋文化是在广阔的海洋之上交流和交融中发展起来的，它养成人们的开放心态，使人们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和视野。海洋文化也是在神秘莫测的大海之上奋勇搏击、百折不挠的精神之上建立起来的，因而又具有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特点。西方资本主义基于航海探险、海洋贸易、海洋开发、建立海上霸权的特点，形成所谓的“蓝色文化”，并藉此在人类社会进化史中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因此，西方国家的海洋文化中始终带有很浓重的霸权侵略色彩。我国的海洋文化虽然同样是基于海洋发展起来的，具体特征上却与西方国家存在显著区别。比如，较之于西欧国家的新航线开辟，我国六百多年前的郑和七下西洋，是以和平外交为主题，我们越洋跨海，不为侵略，不为扩张，不为霸权，为的是和平出使，友好访问，协和万邦，给大海那一端的异国人民带去中国文化中“和”的思想精髓和“礼”的精神境界；伟大的民主革命者孙中山先生，为救国救民而走出国门，向其他国家寻求真理，以“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为指引，用民主革命思潮和暴力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其先进的民主革命思想正是我国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