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任望

日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现任司令、海军上将哈里·哈里斯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发表了演讲，内容主要围绕亚太地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外界普遍关注的美中关系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哈里斯在演讲一开始，特别提出想就“印度亚太地区”以及美中军事关系谈自己的看法。

哈里斯使用的“印度亚太”概念，重心锚定亚洲。这比起早前稍带学术研究和理论设计痕迹的“印太”概念，目标更加明确，政策导向色彩更加浓重。从学术、理论层面的探讨、造势，再到政策、实践领域的运用、推广，美方“印度亚太”之于“印太”概念上的漂移——这种定义表述上的微妙修正，也恰恰说明：原初海洋生物地理学意义上的“印太”概念，被移植到地缘政治领域后，其内涵和外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以致概念本身的科学性、规范性并不充足。因此，“印度亚太”概念实质上是一种出于国际战略实用目的和实践需要的“造作”产物。

概念、定义“造作”的背后是权利意志。2011年11月，澳大利亚、美国与印度相关机构联合发表了研究报告《共同的目标与趋同的利益：美澳印在印太地区的合作计划》，建议美、澳、印建立三边对话机制，推动建立有助于经济政治稳定、安全、自由开放贸易及民主治理的地区性“印太”国际秩序。作为身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国家，澳大利亚出于自身地理特性和地缘优势，倡导、阐释“印太”概念，是为了抬升自己的国际地位。而美国、印度、日本等国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域外国家和“非跨两洋（印度洋/太平洋）”国家。他们对于“印太”“印度亚太”的概念使用和语境营造，及其可能带来的系统动力学效应就很值得关注了。

“印度亚太”概念的选择使用，反映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政策在进一步深化。随着全球战略重心东移，2007年美国海军部发表的《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确认：“西太平洋以及印度洋、波斯湾地区被视为美国海上霸权的中心区域。”2012年，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战略指南》则明确指出：“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不可分割地维系于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到印度洋和南亚的这一弧形地带的事态发展。”因此，2013年3月，美军太平洋战区时任司令洛克利尔在国会作证时正式启用地缘政治新词“印度亚太地区”来定义传统亚太，以及此次哈里斯来华演讲明确使用“印度亚太”概念，可以看作美国针对中国设置离岸平衡棋局的政策推进证据。在新棋局里，美国将有可能进一步拉拢、鼓励印度东进、日本南下和澳大利亚北上，进而带动其他国家对中国形成合围。

整体局面确实不容乐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开始实施“东向”政策，不断加强与东盟、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关系。日本近些年不断倡议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美、日、印、澳四国集团”，以及“美国夏威夷、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亚洲民主安全菱形”，以求围堵和遏制中国。日本加入“印度亚太”棋局，有利于加快自身迈向政治、军事大国的步伐，拓展“战略地平线”。出于提升自身地位的考虑，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家也有可能成为“印度亚太”概念的支持者。

诚如一些学者所言，“‘印太’概念的兴起反映了亚洲地区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也反映了部分国家的应对战略和思维。“印度亚太”棋局从理论走向实践，也存在一些现实障碍。不管怎样，我们对于美国学界、官方机构以及有关国家使用“印度亚太”概念的动机和具体场合必须时刻保持清醒。

事实上，美国诉诸“印度亚太”概念，试图借用他国力量实现“再平衡”战略目的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也暴露出自身力量衰退、全球霸权体系难以为继的事实。亚洲不同于欧洲，亚太地区具有自己的自然禀赋、文明基因、历史传统和发展逻辑。用“修昔底德陷阱”来预测中美关系、用欧洲历史上的离岸平衡手法来处理亚洲事务，未免落入“刻舟求剑”式的心理诞妄，是在人为制造紧张关系和负面因素。而且，偏离二战结束以后的既定国际秩序轨道，在现有联合国框架、机制之外鼓励竞争对抗、操纵多边博弈，促使地区局势和国际政治复杂化，最终的结果可能对于中国和美国双方都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