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了近代都市文化思维的人们，鲜有提及海洋文化。以至于缘海而生的上海，今天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海洋文化共识。上海学者熊月之先生在《寻找上海的历史文脉》文中写道：“单从地名上看，她在中国沿海城镇中，就有些特别。从古至今，中国沿海城镇的名称，多用宁、静、平、安、昌、康、靖等字，这些地名多是祈愿性的，希望大海波恬浪静，不要逞威肆虐，危害人民。中国那么多与海洋有关的地名中，南海、北海是方位性的，只有上海、临海算是中性的，没有畏惧海洋的意思……古代中国以农立国，文化中心在中原，眼光向内，不重视海洋拓展，沿海城镇多处于文化边缘地带。”
上海称谓的起源与水和方位有直接关系。最早的方志明弘治《上海志》中记载：“上海县，称上洋、海上……，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故也。”学术界追溯上海的得名，始于北宋熙宁时期《吴中水利书》记录的“上海浦”，是上海最早的母亲河吴淞江下游南岸一条支流。宋代，上海浦航运和商业兴旺，成为重要的水上交通码头。北宋熙宁三年（1077年）在上海浦设立征税的酒务，称为“上海务”。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正式成立上海镇。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设上海县，一直到1927年改为上海特别市。上海由河名演化成为镇、县、市的名字，越发彰显“海”的价值。
上海的海洋文化与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时代因素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就地理特征而言，影响上海海洋文化的有两个主要因素。
首先，上海地区属于长江口冲击而成的平原，在漫长的沙冲海侵等自然环境作用下，海陆面积相互消长。上海地区成陆轨迹，大体呈现由西向东推进的地势，记录这种变迁的标志是今天还可以看到的历代留下的数条海塘遗迹。上海早期的人类活动和海洋文明与这些海塘的变迁融汇在一起，留下许多渔业、盐业、海塘、船舶、港口、海防等物质和非物质海洋文化的遗存。
其次，上海地理区位优势明显，在6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她通过便利的航运与国内南北沿海地区、海外各国相通。通江达海和南北居中的区位，使陆地与海洋构成鲜明的地域优势，形成陆海、南北和中外广泛资源的集聚、联动、辐射和优化，这种经典的区位特征，成为培育上海地域文化的基础，各地人群和多元文化汇聚、交融、创造和共享，积淀出海纳百川的文化特征。
就时代性而言，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海海洋文化呈现不同时代的文明特征。起源时代的上海海洋文化，是由迁徙而至的浙江先民创造的，反映了新石器时代中期杭州湾越人的海洋文化特色，他们亦渔亦耕，呈现出渔猎、沿岸航海活动和海洋自然崇拜及图腾信仰的生活景象。农耕文明时代，上海地区的社会发展经历一个先慢后快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盐渔之利和海上军事活动是鲜明的代表。秦汉时期，上海属于边缘落后的地带，海盐生产、海洋军事前沿体现了她的地位以及滨海文化特色。魏晋时期，江海要津的上海开始成为关注的军事要地，改变了上海地区社会发展的版图，社会活动重心从西部和南部向北部的江海交汇地区转移，海洋文化中的江海特色崭露出来。隋唐宋元时期，上海逐渐从边缘地带走向襟江带海、航运发达、商业繁荣的江南镇县，呈现一派滨海市镇文化景象。明清时期，长江航运、运河连接、北洋和南洋航线、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国际商贸都云集在上海，辐射江南和中国腹地，富庶的上海出现了“江海要津，东南都会”的繁荣，是农耕文明时代培育出的一种向内的陆主海从式的市镇文化特色
真正推动上海海洋文化转变的是近代文明冲击。1843年的开埠通商，使上海社会率先与近代文明结合，工商文明时代逐渐取代农商文明形态，由农耕文明时代的边缘成为工商文明时代的中心，由向内的陆主海从发展模式转变到向外的海陆联动的发展方式，这种文明的转变是海洋文明的一种表现。
大航海时代催生的近代文明，逐渐突破并改造了传统的东方文化价值，这是海洋文化在近代上海发生的一种现代性的转型。她不同于传统的农耕时代的海洋文化模式，而是以城市的现代性来融合的。伴随改革开放的时代，上海文化不仅积聚了各种海洋文化现象及典型特色，而且突破了以往海洋文化的范畴，以城市为依托，自主培育滨海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开放性、包容性、时尚性和创造性的特征，海洋文化精髓所表达的冒险、开放、商业和交流的质量都凝聚在海纳百川的城市文化之中。海洋文化是孕育海派文化的一方水土，在形成过程中渐渐从杂糅而成的汇聚型海派文化，走向独立、自主、时尚的新式海派文化的塑造。亦城亦海，海在城中。
纵观上海历史的发展，可以说区位优势、时代变迁和科技进步成为上海社会不断创新的重要基因。上海海洋文化的精髓，展现在这座滨海都市绽放的开放开明、包容时尚、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文化精神上，以工商科技文明汇聚的城市现代化展示了当代海洋文化的一种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