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既创造了不朽的大陆文明，在人类海洋文明中也留下了色彩斑斓的一笔。然而，与“陆上丝绸之路”并驾齐驱的“海上丝绸之路”，先于哥伦布、达·伽马数十年的郑和“七下西洋”，似乎留给中国人的遗憾多于骄傲。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今天的中国人能给后人留下什么？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灿烂的中华文化不仅在世界内陆文明中享有盛誉，而且在世界海洋文明中也曾占有一席之地。她所以能够在人类生存的两大空间文明中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是由中国背陆面海的特定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地质资料表明，受喜马拉雅山隆起运动的影响，太平洋(601099,股吧)板块向西推移，奠定了中国近海的轮廓。大约在距今1.5万年左右，中国沿海地区的陆海态势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由于中国大陆西高东低的走向，造成了百川归海的形势，经过千百年的风雨沧桑，形成了中国背陆面海的基本态势。地理环境奠定了中华民族走向海洋，创造海洋文化的基础。从旧石器时期至清末，中国的航海史大致经历了十个历史时期。

隋唐至宋元时期中国航海事业繁荣发展并一度进入全盛期

公元589年至960年，史称“隋、唐、五代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航海事业的繁荣时期。特别是唐代，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科技文化全面繁荣，国际交往十分频繁，推动着中国古代航海业也进入了繁荣时期。当时，中国船舶(600150,股吧)工艺技术先进，结构坚固精良，载重吨位大，无论船舶工业还是远洋航行方面，均独步于世界航运界。“海上丝绸之路”全面兴旺，航迹不仅遍及东南亚、南亚阿拉伯湾与波斯湾沿岸，而且已经伸展到红海与东非海岸，开辟了直接沟通亚非两洲的长达1万多海里的世界性远洋航线。而且，出现了专门管理海外航运贸易的官吏和机构，交州、广州、泉州、扬州、登州等成为当时名噪中外的航海贸易大港。

《新唐书·地理志》中载，唐与外国交通最重要的线有七条，五条陆路，两条海路。两条海路，一是自登州（山东蓬莱）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二是自广州通海夷道，所谓海夷道，就是从广州出航，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地以至印度、锡兰，再至阿拉伯（大食国）。用范文澜的话说，“中国在两汉时已是航海大国，到唐朝海路走得更远，比两汉又有进一步的发展”。①

阿拉伯人苏莱曼在《东游记》中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巨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能够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的货物，都要由中国的船工运载。当时的中国船称雄海上，也就意味着中国对外通商的繁盛。同时，唐朝的海上军事力量建设也堪称“盛世”，造船能力更强于前代，战船有楼船、蒙船、斗船、走舸、游艇、海鹘（抗风浪的大型战舰），并出现了与外族的大规模海上军事冲突。

644年，唐太宗曾派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战舰500艘，载士兵43000人自莱州泛海向平壤。648年，唐太宗又大造船舰，运送军粮，准备翌年发30万大军灭高丽。660年，唐高宗派遣苏定方等率兵10万渡海，与新罗国（今韩国东部）合力攻破百济国（今韩国西部）。663年，百济国引日本国救兵与唐军相拒，唐军击败日本兵烧日本船400余艘，百济国境全部被唐军占领。

唐朝之后，中国曾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之乱。虽然此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但是偏隅东南沿海的一些地方政权较为平稳，生产继续发展，航海活动仍较发达，与南洋、日本的海上交往也有增无减。

宋、元时期中国的航海事业进入全盛时期，远洋船队达到“虽天际穷发不毛之地，无不可通之理焉”的高超境界。960年至1368年，史称“宋、元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航海事业的全盛时期。宋、元历届中央政府，力主积极的航海贸易政策，将航海事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密切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航海工具，特别是航海技术取得了具有标志，中国航海技术比西方领先二至三个世纪进入“定量航海”阶段。福建泉州港，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之一。

宋朝建国后，即从海路展开对外贸易，并大力发展造船业。宋朝的统治不及于西域，传统的东西交通要道受到阻隔，但通过海路，东与高丽、日本，南与南海以至非洲诸国仍然往来频繁。当时，远涉重洋的民用船舶称之为“客舟”，可载2000斛粟。船上的设备包括抛泊、驾驶、起碇、转帆和测深等方面一应齐全，在当时世界上是较为先进的。朝廷使用的海船称之为“神舟”，其长阔高大和什物器用人数，都相当于“客舟”的3倍。造船业的发达，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北宋海船已使用指南针测定航行方向。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记载了罗盘仪构造的基本原理。另有史料记载：“舟师在航行中，夜观星，昼观日；遇阴晦天，白天黑夜都看指南针”。②987年，宋太宗派遣宦官八人，分四路出发，到南海诸国招徕商人贸易。宋时，海上交通线共有四条：一是沿用唐时旧路，从广州通往今越南、印尼等地，再由此和阿拉伯（大食）交通；二是从明州或杭州起航，通往日本和高丽；三是入渤海到登州；四是哲宗时新开泉州到南海的一路，可抵达阿拉伯各国。宋神宗曾说，“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据《武经总要》记载，宋代广南水军的巡航范围已达西沙群岛，在澎湖诸岛有水军。元代时，海洋活动可谓又胜前代一筹。《元史》记载，由海道同元朝建立各种关系的国家约有20余个。《岛夷志略》中列举的东南亚及西亚、东非等处的地名就有100多处，记载的中国远洋(601919,股吧)船队与之建立海上贸易关系的亚非国家和地区达120个。当时的行泉府司管辖的海船有15000艘之多，海船的规模也相当可观。非洲的一位旅行家曾写道：他们那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在中国船只手中”。当时，位于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是元朝与南海诸岛国交通的枢纽。由此而东至爪哇，向西经马六甲海峡远及于印度、锡兰、阿拉伯半岛和东非。与海外经贸和内河粮运的同时，元朝的海外征战也较多。

1268年，忽必烈曾令部将在高丽制造可载4000石的海船1000艘，以备元军东侵日本之用。1274年在元兵南下灭宋的同时，忽必烈又命屯戌在高丽的凤州经略使、高丽军民总管等人，将田军及女真军、水军15000人，乘千料舟、拨都鲁轻舟、疾舟、汲水小舟各300艘，越海远攻日本。1281年，元朝向高丽发军十万人，水手15000人，战船900艘参与远征日本的战争。1282年，忽必烈遣江浙、福建、湖广兵5000人，战船2500艘，循海道进入占城（今越南南方）。1283年又责令江南行省大造海船，发五卫军2万人征日本。1286年，忽必烈下诏罢征日本，专力攻安南（今越南）。1287年发江淮、江西、湖广省蒙汉军7万人、船百艘和云南兵、黎兵等再入安南。1292年忽必烈命福建、江西、湖广兵2万人，战船千艘，载一年粮，远涉重洋，进占爪哇。元军于12月从泉州出发，浮海经万里石塘（东沙、中沙、西沙、南沙群岛）等地，2月13日抵爪哇界，分军水陆攻击。

从上述可见，元朝对海洋的经略特别是海外征战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次数最多的，而且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陆上拓疆模式，具有一定的海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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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七下西洋”标志着明朝初期中国航海事业进入顶峰

1405～1433年，史称“明初时期”。这一时期，国力强盛，经济富裕，在宋元时代丰富的航海遗产和历史惯性的推动下，明代统治者出于巩固自身地位、扩大国际影响、满足物质享受的需要，曾集中举国资财，先后派遣宦官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官方远洋船队七下西洋，遍访亚非各国，从而，将中国古代航海事业推向前所未有的顶峰时期。

明代初期，造船业十分发达，而且制造技术和船只生产量都居于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是发展水平较高的手工业部门。造船的种类有海上远航用的大型海船，海上或者江河作战用的战船、运粮的浅船、航行在江河的快船等。明初官营造船业规模最大的是南京的龙江船厂，还设有龙江宝船厂，专门为郑和下西洋制造大型高级海船。福建的福州船厂是专门生产防倭船只的。广东新会东莞船厂专门制造海上战船。

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即派遣郑和等率领船队进行规模浩大的海洋出使，除政治目的外，也是为了拓展海外贸易。郑和首次出使，率领士卒27800人，修造大船62艘，他既是明朝奉敕的使臣又是船队军兵的统帅。他们经南海入西洋，途经苏门答腊、阿鲁（亚鲁）、旧港（三佛齐国）、满剌加（马六甲）、小葛兰（奎隆），达到印度半岛西海岸的古里国。此后，明成祖在位时期，又先后六次遣郑和率舟师出使南海西洋至西域诸国，远至今西亚与东非，史料上记载的所经国家多至30余个。郑和的远航，在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史和航海史上都是罕见的壮举，同时，也使郑和认识到海洋以及海权的重要。他曾向明仁宗进言：“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同时，他还提出：目前，中国舰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郑和的海洋观和海洋思想，即使以现代的政治和历史眼光来看，应当说也是正确的，但可惜的是并没有引起明王朝统治者的重视。

细细算来，郑和的海权思想，与美国马汉“海权论”的基本观点有很多相同之处，而且还早于马汉“海权论”460多年。

今天，距离郑和远航已经600多年了，“七下西洋”依然是一个不朽的话题。当代美国学者路易塞斯评论道：“郑和船队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是一支举世无双的舰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郑和七下西洋，有四次舰队总人数超过2.7万人，而后来的哥伦布、达·伽玛、麦哲伦等的远航规模最大不过两三百人。远航的郑和，没有侵略、没有掠夺、没有殖民，更没有杀戮。所到之处，总体上干了三件事：一是“开读赏赐”，宣读大明皇帝的敕谕。二是颁布中华“正朔”，即中国的历法，其中集中了中国人民在千百年实践中积累的对季节、气候的规律性认识，以及许多伦理道德、礼仪习俗等。三是给所到国家带去了瓷器、工艺和文化。正因为如此，郑和被今天的世人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使者”。但也应看到，耗资巨大、费时长久的郑和下西洋，在给中国换来尊重、换来荣耀的同时，并没有换来实惠的利益。此后，先后有倭寇、荷兰、葡萄牙人、英国人、八国联军、日本人、俄罗斯人打中国人没商量！从一定意义讲，中国人远下西洋所换来的，只有自我陶醉——“共享太平之福”！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说明，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笔者从郑和下西洋到清末开始的百年耻辱中感悟到：当今世界上，不要一门心思去希望别人说你的好话，更不要想着让“全世界人民”都热爱你，只要有人怕你特别是那些图谋不轨的国家害怕你，那就足够了！

明中叶至清末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海洋事业衰败至极，海上外侮接踵而来

1433年至1840年，史称“明中叶至清末鸦片战争时期”。也许是应了老子的“物壮则衰”、“物极必反”的断语，明初时郑和“七下西洋”既是中国古代航海成就的巅峰，也是中国航海事业由盛转衰、由进变退的转折点。

14世纪70年代，整个世界历史已经进入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前夜，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也开始进入晚期。在渐趋保守和没落的明朝统治下，宋元时期的航海贸易政策受到了否定，实行了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赍赐航海”政策，对民间私人航海贸易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政策。来自海上的外侮也接踵而来。

到了明世宗嘉靖时，除了沿海倭寇侵扰外，葡萄牙殖民的势力也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15世纪末，葡萄牙的海外扩张达到高峰，殖民者经好望角到达印度西海岸，进而向东亚扩展势力。1511年侵入马六甲，阻断了中国与南洋各国的交往与贸易。

有资料介绍，16世纪明王朝的军队曾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进行过较量。1514年，葡萄牙一艘商船开到广东沿海。当时中国官员对高鼻子、红毛发的西方人闻所未闻，但允许他们将所带来的货物卖掉后回国。葡萄牙商人因此得利丰厚。1516年，4艘葡军舰队强行驶入中国内河，开往广州，强占广东东莞的屯门岛海岸，并在那里盖房围栏，安营扎寨，屯兵造武器，飞扬跋扈、不可一世。1521年，明世宗（嘉靖皇帝）下令实行海禁。葡萄牙国王派甫恩多灭儿率领一支由5艘巨舰、1000多名士兵组成的舰队闯入中国海域，还在大屿山强行登陆驻军布防，蛮横地要求明政府与之签订通商协约。中葡之战由此点燃导火索。由于葡萄牙使用的是火器，中国军队只有铁器，因此初战中国失利。1522年12月，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在反复研究克敌制胜之法、学习掌握葡军火器制造工艺之后，利用近战、火战，一举将葡萄牙舰队击溃，甫恩多灭儿乘小船才得以逃生。从此，葡萄牙人被赶出了广东屯门一带。1553年葡人托言商船遇到风暴，水浸贡物，请在澳门借地晒晾。起初他们只是造茅棚停息，就船贸易；尔后逐渐建造居室扩充住地。1557年，葡萄牙人用欺骗手段才又租赁了澳门，回到中国沿海。

从总体上讲，自明初到穆宗隆庆时，明廷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实行所谓“海禁”，即禁止商人与海外通商。其目的，一是加强海防，“寸土不许下海”就在于切断海上联系，以防止国内的反乱与海外的侵扰；二是由官府独占海上贸易，以防侵犯官府商利。后来，福建巡抚许孚远总结以往海禁的教训，认为“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遂在奏疏中提出，开放海禁不但于国有利，而且也是加强海防的最好办法。此后，海禁时紧时松，朝廷禁海与开海之争一直未停息。

清，顺治十七年（1600年），清政府曾迫使沿海居民内迁30里，明代与南洋、日本诸国的海上贸易基本中止，只有台湾郑氏继续开展海外经营。

三藩战后，康熙帝下令开海，准允沿海居民迁回旧居，开放原来的海禁，以发展海外贸易。当时海外贸易发展到日本、东南亚，远至欧洲。有资料介绍，康熙二十七年远航日本长崎的船只就达到192艘；每年赴东南亚的商船大约为30～40艘左右。顺治至康熙初年，先后通航荷兰、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从总体上讲，这一时期清朝在海外贸易中一直处于有利的地位，史料中记载康熙二十三年开海后的情况是“可谓极一时之盛”。

1683年6月，康熙帝曾起用施琅征伐台湾。施琅所率战船，百船分列东西，自督56船分八队进兵。经过海上激战，全歼郑氏水师，占领澎湖，8月进驻台湾。足见当时的海上军事力量雄风之大。

1716年，康熙帝下令禁止南洋贸易和限制出海，目的是防范东南沿海人民与海外的联系，这一举措，极大地限制了海外贸易和沿海各省工商业的发展。

乾隆时期，英国已经不断在海外殖民，向东方扩展势力。护送货船的英国兵船，经常在中国东南沿海侵扰，截掠他国船只。

嘉庆时，曾对英国兵船在沿海的侵扰行为予以坚决制止和回击。

从总体上看，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前二百年间，基本上是以禁海闭关为其政策的支柱，以停止贸易作为防范外国侵略的武器。从鸦片战争开始，在以后的海上交战特别是甲午海战中，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中国水师的失败而告终，这些众所周知的史实，现在已经被列为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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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中国面对海洋长期存在四大问题

今天的中国人，一直以“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为骄傲，自诩为农耕民族、大陆民族。其实，这只是基于已有历史知识的一种认识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历史。1970年夏季，台湾当地居民在台南县左镇乡菜寮溪溪谷采到一片灰红色的古人类化石。经日本考古学者用氟锰法测算，断定是3万年前一位约20岁的男性青年的顶骨。这一史前人类被命名为“左镇人”，迄今为止，他是我们发现的最早开发祖国宝岛的先驱。他的出现，将台湾原始社会的历史在长滨文化的基础上，向远古推溯了两万年左右。来自大陆的“左镇人”何以到达台湾？据考证，3万年前的台湾海峡还只是一片低洼地，后来才在地理变迁中变成今天的海峡。“左镇人”的发现，让台湾一些学者为之兴奋不已。一位叫黄大受的教授曾在台湾《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呼吁“改写中华古文明史”。他认为，中国人一直以黄帝为始祖，故自称“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一直以黄河流域为发祥地，故称其为“黄河母亲”。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等领域的科学研究中发现，不仅将中华文明史的开端进一步向上古延伸，而且使中华文明史由单一的农耕文明、大陆文明向多元化拓展。比如，中原仰韶文化遗址距今已超过5000年，东北赤峰地区红山文化距今也在5000年以上，西北大地湾文化遗址距今已达7000年，浙江河姆渡古文化遗址出现了距今7000年的早期海洋文明。考古发现，生活在东南沿海的“饭稻羹鱼”的古越人，在六七千年前即敢于以轻舟航海；百越文明也属于海洋文明。今天的东南亚、南太平洋诸岛上的许多民族，都与古越人的后裔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笔者并不是想去改写既有的中华历史教科书，那是考古学家的事情、是史学工作者的事情、是需要国家政府审定和把握的事情。笔者只是想说，今天的中国人不能被历史上认识的局限性所形成的既定认识所局限，在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原本就有海洋文明的成分，能从泾河、渭河走向北部大漠、西部戈壁、南部中南半岛、东部大海的中华民族，也具有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基因和能力。也许是受了传统的单一“农耕民族”讹论的影响，历史上的中国虽然最早走向海洋，但并不具有海洋民族应当具有的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中国对待海洋问题有四个基本特点：

第一，拥有大片海域却长期轻视经略海洋。从远古时期起，中国人的社会活动就一直是以陆地农业经济为主，海洋经济从来没有摆在重要的地位上。从世界各国发展历史看，以农为本必然导致重陆轻海的思想观念。中国从神农、黄帝起，尤其是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之后，农本商末的思想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历史上涉及海洋经济政策的改革，如管仲的“官山海”，桑弘羊的“盐铁论”，以及唐、宋时期的“市舶司”和历朝历代颇为辉煌的远洋贸易等，也曾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整个社会活动中，经略海洋始终处于“配搭儿”的地位。

第二，航海技术先进但航海经济效益低下。历史上的中国，造船业曾经位于世界前列。其船型之多，不下1000余种，其中海洋渔船就有200～300种之多，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多的船舶图样”。“中国帆船”（戎克船）这个词，在英国、法国、葡萄牙、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一般文献、辞书中，早已成为专门名词。到宋元时代，中国航海者已进入“定量航海”的阶段，对海洋气象、水文的变化规律和对信风的运用已经十分纯熟，磁罗经导航技术、测深技术、用锚技术、使舵技术等，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但正如李约瑟先生所说：中国人是伟大的航海技术发明者，而非伟大的航海民族。中国人并没有通过海洋“发家致富”，更没有通过海洋向海外“殖民”。

第三，茫茫大海无遮无拦却被视为“天然屏障”。历史上的中国，不仅把海上经济看作是对陆地经济的一种可有可无的补充，而且在国防观念上也把大海视为“天然屏障”，主流海防意识是“看家护院”。中国在宋、元以前基本上没有来自海上的威胁，自给自足的大陆经济也没有提出向海洋索取资源和向海外发展的要求，自秦始皇开始的“西北甲兵”、“东南财赋”的格局，等等，逐渐使中国的统治阶级越来越求安于大陆上的一方沃土，即使是开拓“四海”，也主要是为了求得“归顺”和“宾服”以及一般的经济贸易，以保证陆上安全。梁启超曾说：“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之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个郑和”。这正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眼里，海洋是“屏障”，而非“宝藏”。

第四，海洋自古就是有“主儿”的空间但却视海洋资源为他人之物、海上通道为他人之路。历史上的中国人，多以“仁爱”、“中庸”的道德观和“中华上国”之居对待他人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海上通道的控制。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多次海上征战之举，而且不乏进攻性海上行动，但这些“壮举”大都以恢复原有政治秩序为目的，而很少有为获取海洋资源、开拓或者保护海上通道为目的的。或者说，历史上的中国人经略海洋，政治目的的大于经济目的。因此，虽然西欧国家还在地中海打转转的时候中国就已经迈进了大洋，并且有过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始终也没有像西方一些国家、民族那样真正通过海洋走向世界，更没有通过海洋征服世界，中国有关海上军事行动的基本思想始终是“海防”而不是“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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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海权何在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重臣屈膝签订城下之盟，战败后的德国军官跪在柏林给美国大兵擦皮鞋……然而，耻辱、蔑视、嚣张的气势绝不仅仅来自战争。强盗有强盗的逻辑，对付强盗的逻辑是什么？

当代最具“权威”和“公允”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由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参与制定，历时9年，经过漫长的争吵和妥协，终于在1982年4月30日获得通过，并于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这标志着现代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建立，为全球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奠定了国际海洋法律基础。1996年5月15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签署了《联合国海洋公约法》批准书，表明中国正式加入该公约。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所拥有的管辖海域由37万平方公里拓展到300万平方公里，水域纵深由基线以外12海里延伸至200～300海里。换句话说，国际海洋法规赋予了中国新的海域，中国在国际法律文书上具有了对这些海域的权益和权力。然而，历史又一次告诉我们：活生生的现实摆在那里都可以佯装没有看见，一纸公文又能具有多大的效用！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的国际情况看，简单地在图上划一道线，口头上宣布一下某片海域的归属，对于海洋活动、海洋开发和利用海洋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缺乏海上开发和利用海洋的能力，海上力量特别是海上武装力量太弱，所谓的领海、归属、管辖就永远是“纸上谈兵”。可以说，不重视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个武器来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是一种失策，然而，以此为灵丹妙药，寄希望于用这个公约来解决中国的海洋权益问题，无疑又是一种幻想。

目前，世界上普遍认为，拥有全球性海权的国家只有美国一家，因为它有一支全球性海军，能够确保美国坐稳“海上霸主”地位；其次，是俄罗斯海军，前苏联虽然解体，但俄罗斯海军仍然实力超群，是一支仅次于美国海军的“远洋海军”；而英国、法国、中国、日本，则被视为世界上的二流海军国家，只拥有能够控制离本土一定距离海域的制海权。这一分析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仔细分析起来，对于中国海上力量的估计似乎高于客观实际。

经历了百年沧桑的中国，又经历了6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人的胸中既有历史的耻辱，又有走向海洋的雄心壮志。“海洋热”、“海权热”已经热了十多年。但是，今天的中国海权何在？

蒋介石一句“西沙战事紧哪”使中国海军免去台湾战火

在中国人通过海洋走向世界的诸多水道中，渤海海峡、台湾海峡、琼州海峡堪称三大“黄金水道”。其中，台湾海峡是连接东海和南海的“海上走廊”，介于福建省与台湾省之间，平均水深约60米，全长170公里，平均宽度100海里地处东海与南海之间要冲，其价值绝不仅仅限于航运。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便依靠美国第七舰队的力量立即封锁了台湾海峡，切断了大陆南北间海上交通。从那时开始，中国海军的战舰就不得不绕台湾岛而行，先到东海公海上，再南行穿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这给中国大陆东海到南海间的军事活动带来极大的不便。

1974年5月，当时的南越军队在西沙挑起战事。中国海军为了争取时间增援西沙，拟以舰艇强行通过台湾海峡。这是新中国成立25年来的第一次。台湾方面是阻是放，当政的蒋经国请示已经休养的蒋介石，蒋介石的一句“西沙战事紧哪”，使中国海军免去了在台湾海峡的战火，并掌握了在西沙的海上主动。

这一事件表明，大陆与台湾本是“同根生”，有“外患”时还是有得“商量”，台湾海峡不管怎么说，是在中国人的手里。但是，随着台湾政治风云的变幻，如果台湾岛从祖国的怀抱脱离出去，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时，谁还能再说一句“西沙战事紧哪”？

“银河号”事件使美国声望大损但也多少让中国人感到苦涩

1993年7月23日，美国驻华使馆官员紧急约见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官员，声称美方获得“确切情报”，7月15日由中国大连港驶往伊朗的“银河号”货轮，装有化学武器原料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要求中国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一行为，否则，美国就要按照本国的法律制裁中国。

1993年8月1日，美国的两艘军舰开始在“银河号”航线左右两海里处进行抵近跟踪，美军飞机还不断在“银河号”上空盘旋，进行侦察、拍照。这些行为，严重地干扰了“银河号”的正常航行。8月3日，“银河号”被迫暂停止前进而锚泊海上。同一天，美方无视中国主权，要求中国政府命令“银河号”立即返回出发地，或者由美国人登船检查货物，或者停泊在某个地点听凭美国的发落。与此同时，美国开始向海湾国家散布上述“确切情报”，一些历来唯恐天下不乱的西方媒体也对美国的“发现”大力渲染。有的说“银河号”装载了“敏感化学品”，有的说它“满载化学武器”，还有的竟然开起国际玩笑称“银河号”载有“核武器”。一时间，满世界都把“银河号”视为“瘟疫”之船。

尽管中国政府有明确的禁止、限制此类化学品的规定，知道不可能有此类化学品出境，但本着严肃负责的态度，还是组织有关部门登上“银河号”对所有货物进行了12天全面认真的检查。经检查，“银河号”所载货物的舱单和提货单并与货主核实，该船确实载有运往伊朗的货物，总计30个集装箱，但全是一些文具、小五金、机械零件和染料等，根本没有什么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

中国外交部向美方通报了中方调查的结果，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强调指出，中国对化学品出口一贯慎重、负责的态度，美国无端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向伊朗出口两种化学武器原料，并大肆干扰中国商船的正常商业航行，是毫无道理的。要求美方立即采取措施，停止一切阻挠或者干扰活动，确保“银河号”进入有关港口卸货。

此后，中国外交部长助理秦华孙还奉命召见美国驻华大使纳效俭，强调指出在国家关系中依照莫须有的所谓“确切情报”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采取行动，是违反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的。美方的行动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干扰了中国船只的正常航运，破坏了主权国家之间正常的关系和贸易往来，给中方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使中方船只及其人员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并给中美关系投下了新的阴影。强烈要求美方立即采取措施，确保“银河号”顺利按照原计划靠港卸货，并要求美国对其无理作法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进行赔偿和承担责任，保证今后不再干扰中国商船的正常航行和商业活动。至8月12日，美国一位高级官员仍然宣称，“我们有可靠的情报，证明船上载有化学武器。我们决心对该船进行检查”。

为了用事实向国际社会说明真相,尽快解决“银河号”受阻问题，避免中方和各方货主蒙受更严重的损失，并使“银河号”船员少受折磨，中国政府向美方提出，由第三国与中方一起对“银河号”有关货物进行检查。经多方努力，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愿意接受中国“银河号”货轮进入其达曼港，由中国检查组与沙特代表、美国派往沙特方面的技术顾问一道参与检查。结果表明，船上未载有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品。美国政府承诺将上述检查结果通知中国货轮“银河号”预定停靠港的各国政府，并努力确保“银河号”货轮顺利进入有关港口卸货。至此，一场莫名其妙的闹剧收场了。

随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了“关于"银河号"事件的声明”，强烈指出：美国肆意向别国施加压力，这是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银河号”事件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国际舆论纷纷指出，中国取得道义胜利，美国理应道歉赔偿。英国《每日电讯报》说，事件使美国政府感到难堪，而中国则取得引人注目的胜利。美国《华盛顿时报》说“银河号”事件使美国声望受损。

然而，“银河号”事件多少有些让中国人感到苦涩。美国人为什么敢在国际上如此欺侮中国？如果中国的军舰、飞机在公海上干扰一艘美国商船的正常航行，并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强行其停泊，美国人能答应吗？如果中国拥有强大的海军，美国人敢如此嚣张吗？不管在“银河号”事件上中国在道义上赢得了多少“分”，不管中国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采取了一让再让的克制态度和友善措施，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还没有能够确保在国际公海上自由从事经贸活动的能力！

1994年10月27日，一艘中国核潜艇正在中国东北部的黄海海面上执行正常的巡逻任务。忽然，天空中飞来两架涂有美国海军蓝底白星标志的S-3A“海贼”式反潜侦察攻击机，并投下了声纳探测器。由此，引发了中美两国海军史上最引人注目的“遭遇”事件。

在以后的三天时间里，从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小鹰”号核动力多用途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不断跟踪骚扰中国核潜艇。此时，“小鹰”号航空母舰离开在日本东海岸横须贺的基地，锚泊在距离现场仅几百公里的海域上。10月29日，中国新式歼击机飞赴现场，加入护航序列并向美方发出严厉警告，美机才离去。事后，美国国务院官员一直竭力想使国际舆论相信这是一次“偶然事件”，但美国军方则承认，从1993年开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海军已经多次与中国海军发生过这样的“遭遇”。

问题不在于“遭遇”的次数多少、结果如何，关键是这次事件发生在中国的家门口，而距离美国却有十万八千里。这多少有点像1982年英国海军特混舰艇远航1.3万公里到南大西洋(600558,股吧)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羞辱阿根廷人的味道。

美国国防部官员对于发生“遭遇”事件的原因辩解道，“当时的潜艇处于潜望镜深度，发出很大的噪音。当你执行任务时听到那么大的噪音，你就会赶去看，在发现某个水域有潜艇时，美国和其他大多数海军强国都会进行例行的检查”。照此逻辑，中国的舰艇听到美国的海岸附近水下有噪音，是不是也可以跑到那里进行检查呢？这一“遭遇”事件既是对中国维护海上权益能力的考验，也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挑衅。它向世人表明，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海权！中国需要自己的海权，否则就只能被人家振振有词地“骑在脖子上拉屎”。

今天，新的黄海事件依然不断出现。一个时期以来，由日本冲绳岛起飞的美军P-3C型侦察机多次对中国华东沿海实施抵近侦察，其活动范围在青岛东南约200公里、连云港(601008,股吧)以东约210公里，距离中国海岸线最近时仅58公里。据有关方面介绍，像这样的侦察活动仅一年内就有近百次。说来也奇怪，一个时期以来，只要中国海军的舰艇出航，美国的侦察飞机总要前往表示“关怀”。以中国海军目前的装备而论，要有效地担负起“看家护院”的任务还是很困难。因此，对这种“关怀”还不能进行有效的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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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事件表明中国海上力量力不从心

钓鱼岛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以及另外三个小岛等岛屿组成。位于中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92海里、距日本琉球群岛约73海里处的一个岛群，总面积约6.3平方公里。其中，钓鱼岛最大，面积为4.3平方公里，海拔362米。岛上长期无人居住。

钓鱼岛是在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强行占领的。二战后的日本，又以归冲绳县管辖为借口，将附属于台湾岛的钓鱼岛等岛屿交由美军占领而没有归还中国。尔后，美国则把琉球群岛的管辖权交给日本，同时也把钓鱼岛“送”给了日本。由此，埋下了中日岛屿之争的祸根。日本民族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欺软怕硬，挨了美国两颗原子弹，恨不得管美国叫爸爸；北方四岛远比钓鱼岛意义重大但碍于苏俄的“块头”，一直整出一副可怜兮兮的熊样儿。而在钓鱼岛问题上，则始终摆出一副横竖都有理的架势。今天的钓鱼岛，已经成为长期困扰中日关系的敏感问题。

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这是不争的事实。早在15世纪的中国史书中就有记载。1941年东京法院对渔事纠纷的判决中，也认为钓鱼岛诸岛属于台湾。从法理上讲，1895年根据《马关条约》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其中包括了钓鱼岛诸岛；1945年根据《开罗宣言》日本向中国政府归还台湾，当然也包括了钓鱼岛诸岛。

钓鱼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边缘，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相连，在地质构造上这些岛屿属于“大陆型”岛屿，而不是像琉球岛那样属于“大洋型”岛屿。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如若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主权，那么日本的经济专属区、海洋管辖区就可以向东、向西、向南扩展相当大的海域。这片海域所带给日本的绝不仅仅是点滴鱼盐和航行的小利。

2008年12月，中国海监船只到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正常执法，不仅遭到日船、日机的跟踪，还遭到日本政府的“抗议”。战后一直唯唯诺诺、点头哈腰的日本，为什么会像今天这样“腰杆子”硬了、“胆儿肥了”，是什么支撑着日本？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骄傲地宣称“站起来”，为什么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忍再忍、一让再让，甚至连自己的执法船也不往钓鱼岛派，是什么让中国如此低三下四？

没错，自从20世纪70年代钓鱼岛事件凸显出来以后，中国政府曾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有时措辞还十分强硬、十分尖锐。但是，快四十年了，中国至今没有采取有效的强制性措施实际控制钓鱼岛，甚至也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制止日本人在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挑衅行为。

目前，钓鱼岛问题仍然是中日之间随时可能点燃的导火索，从日本民族的心理特征和传统作风上看，对在几十年前侵略战争中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都不认错，在钓鱼岛问题上也绝不可能有什么令世人满意的举措。要解决钓鱼岛问题，中国人还得依靠自己，像八年抗战那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否则，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中国在南海争议中的处境颇似《伊索寓言》中的“农夫”

南海总面积为350万平方公里，在中国国界断续线以内有205万平方公里，其中渔场面积为182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渔场总面积的65%，是中国渔业资源最为丰富的海区。

南海诸岛，是中国南海海域中面积较小、露出海面较低的由珊瑚礁形成的岛屿、沙洲、礁盘、暗沙等的统称。南海诸岛南北绵延1800余公里，东西分布900多公里，大致可以分为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四大群岛。其中，南沙群岛是中国南海四大群岛中位置最南、岛礁最多、散布最广的群岛，共由230个岛礁组成，主要岛屿有太平岛、南威岛、中业岛、马欢岛、郑和群礁、万安滩等，曾母暗沙是中国领土的最南点。整个南沙海域有8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南海海域面积的1/3。正是这片海域和领土，成为一个时期以来亚太地区的敏感点之一。

南沙群岛由230多个岛、礁、滩和沙洲组成，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等南海周边国家，先后对南沙群岛的全部或部分岛礁提出了主权要求，并非法占据部分岛礁。有关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问题，实际上并不是一笔糊涂账，中国人十分清楚，各有关国家心理也清楚得很！在本世纪70年代以前，除极个别国家对南沙群岛主权提出过不合理要求外，包括美国、原苏联、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承认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

历史上，自1802年起，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法国等国家曾先后非法在南沙进行所谓调查和测量时，就发现了在这些岛屿上只有中国人的足迹而没有其他国家的臣民。所以，当清朝政府广东当局提出抗议时，这些国家均停止了所谓的调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根据《开罗宣言》，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麦克阿瑟命令驻守南中国海的日军向中国政府缴械投降。据当年参与收复南海的国民党海军“太平”号护航驱逐舰副舰长柯炳材的回忆，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下半年组织4艘舰艇开赴南沙，执行限令于1946年12月底前完成对南沙海域的接收任务。柯炳材先生回忆说，当时的国民党军海军接受任务后，虽然面临气候、通讯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但深感“收复南沙群岛是关系到国家在国际中的威信问题，惟有尽量克服困难，争取在限期内完成任务”才是。收复南沙群岛的第三天，全国各大报刊首版都做了详细报道，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1951年8月15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发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声明”指出，南沙群岛“一向为中国领土”。这一观点，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认同。然而，自从本世纪60年代在南沙海域发现了丰富的油气资源之后，不仅一些周边国家开始争夺南沙主海，一些发达国家的嘴脸也因其战略和经济的双重需要而扭曲了。

关于南沙问题，中国政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