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的陪同下，参观了南极科考展览，共同见证了中澳南极与南大洋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习近平登上正在霍巴特补给的“雪龙”号科考船，慰问了执行中国第31次南极科考任务的科考人员。
中国南极科考船为何选择霍巴特停靠补给？中澳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折射出国际合作对于南极科考有何重要意义？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南极合作有哪些故事？未来又如何发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国际处处长陈丹红。
记者：这次南极科考，“雪龙”号船停靠的是霍巴特。霍巴特对中国南极科考有何重要意义？
陈丹红：这次是“雪龙”号船第4次停靠霍巴特，以往我们一般在澳大利亚西部的弗里曼特尔港停靠。为什么一般选择停靠弗里曼特尔？因为该港离中山站航程比较近。然而，这一两年，“雪龙”号船频繁地在霍巴特港停靠，30次队、31次队分别停靠了一次。这是因为霍巴特是我们在南极罗斯海区域拟建新站最合适的中转补给基地之一。
南极是相对孤立的大陆，前往南极，有几处区域在地缘上有一些优势，比如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南美洲的智利、阿根廷，这3处区域是和南极最接近的大陆。长期以来，澳大利亚把霍巴特作为通往南极的门户，该国的南极局就坐落在霍巴特。澳大利亚也希望霍巴特成为其他国家考察人员前往南极的中转补给基地，一直致力于打造霍巴特“南极门户”的概念。
从霍巴特自身来讲，本身就是澳大利亚南极项目的门户，科技、后勤保障中心。霍巴特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有很大优势，而且其所在的塔斯马尼亚州对支持东南极区域的后勤、科学、技术、救援、工程和服务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未来，随着罗斯海区域考察站的建设和运行，“雪龙”号船可能会更多地选择霍巴特作为中转基地，这对于继续扩大和澳大利亚的合作关系，密切南极科研、后勤、应急、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合作都是比较有利的。
同时，澳大利亚的国家航空网络是以霍巴特为依托的，如果未来我国的固定翼飞机投入运行，与澳大利亚也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记者：在极地考察中，国际合作是特别重要的。去年俄罗斯“绍卡利斯基院士”号受困后，国际大救援更加突显了南极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请您解读一下，为什么国际合作对于南极考察是非常重要的？
陈丹红：南极是一个远离其他大陆的地方，幅员辽阔，环境又十分恶劣，在这个区域开展科研、后勤、救援工作，都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对南极的了解认识，仅靠一国之力是根本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从国际政治、法律角度讲，南极曾是国际社会纷争的焦点，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协作，维护将南极只用于和平目的的原则。
同时，南极是地球上最后剩下的一块净土，通过保护保留这一块净土，任务很艰巨、担子很重，靠一国之力无法完成。
所以，国际社会达成一个共识，无论在科研、国际政治、环境保护方面，国际合作都是不可缺少的环节。
记者：目前我国在参与南极国际合作方面与哪些国家有合作？开展了哪些工作？
陈丹红：首先，应该说中国的态度非常开放、积极，希望能加强国际合作。一方面，通过国际合作，可以共享很多科研资源。另一方面，在后勤保障方面也更经济、更有效率；在环境保护方面也可以更有成效。一直以来，中国秉承着互惠互利、互相合作的态度，鼓励和促进国际合作。
从多边合作上讲，中国基本上和所有南极考察国家都有合作。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现在有50个缔约国，还有其他一些南极的国际组织，通过这些机制，大家不断合作，共同推进对南极的治理以及科研后勤等多方面的合作。
从双边合作上讲，中国和主要的南极考察国家，不论在双边还是多边平台都有合作。我们与很多国家签署了双边协议，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美国、俄罗斯、英国、韩国、日本、智利、秘鲁、阿根廷，等等。同时，在多边的国际会议、国际组织中，交流与合作也非常多。
此外，中国发起成立了一些区域性组织，比如亚洲极地科学论坛，中国、韩国、日本是发起国，各国交流信息、共享资源和数据，通过每年一两次的会议，开展一些实质性的合作。不论双边、区域性的，还是多边的平台，应该说中国在国际合作中是比较活跃的，扮演了积极推动的角色。
记者：澳大利亚在极地科考方面的实力较强，中国最开始进行南极考察的时候，就和澳大利亚合作了，能不能简单为我们梳理一下，中澳合作的历史，其中有哪些是重要事件或是重要节点？
陈丹红：中澳在南极领域的合作源远流长。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最早去南极的两位科研人员董兆乾、张青松，就是在澳大利亚南极站考察和学习的。此后，两国在现场考察、科学研究、后勤支撑、信息共享、国际事务、应急救援等方面，开展了持续的、多种形式的合作。
在双方的合作中，亮点很多。在应急救援方面，比如今年1月，双方联合救援了澳大利亚租用的俄罗斯的“绍卡利斯基院士”号，使该船乘客顺利脱离被海冰围困的俄船，返回国内；今年3月，“雪龙”号又在中澳海事搜救中心的统一协调下，在指定海区完成了对马航MH370失联航班的搜寻任务。在我国第26、27次南极考察中，澳大利亚曾紧急协调运力，全力救助我国受伤及出现高原反应的队员，并为他们的康复提供了大力支持。在科研方面，中澳双方共同开展了气象学、冰川学、天文、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签署了相关学科的合作协议，交换了很多数据和资料，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在后勤保障方面，双方为对方运送人员、物资，共享设施设备。双方还是东南极后勤保障合作机制的倡导者，在促进东南极后勤合作方面起了牵头作用，现在这个机制已基本固化；在国际事务方面，两国有着广泛的共识，在许多事务磋商中互相支持。
中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还在东南极拉斯曼丘陵区域，共同设置了南极特别管理区、南极特别保护区。目前，管理区和保护区的各项活动符合预定管理目标，在推动环境保护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记者：这次中澳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确立了一些详细的合作机制。这次备忘录的签署，对两国接下来的合作有什么意义？
陈丹红：如果我们把这次合作备忘录的签署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看，这是在习近平主席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提出，把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背景下，签署的双边合作协议。我个人解读，这一双边合作协议也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环节。
习近平主席这次亲临港口，看望慰问了我国的南极科考队员和澳大利亚的考察队员。阿博特总理也曾表达过他对南极科考的兴趣，并与习主席一起出席了视频连线中澳考察站队员、与中国考察队员合影等活动。同时，两国首脑还见证了南极和南大洋双边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我个人认为，这充分表明了两国领导人从战略层面高度重视南极工作，必将全面推动双边更紧密、更务实、更深入的南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