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初步结果，已使这种断言不攻自破。但另一类观点，却是需要谨慎判断的。一些相关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海洋文化不过是封建统治方式在海洋上的延伸；中国古代的海洋观虽然是整体趋向开放的，却具有一种“有限开放性、边缘从属性和守土防御性”的形态；中国海洋文化是海洋农业文化等等。
郑和航海中实践与观念的错位
大陆文明在向海洋移植的过程中，存在著农业社会和大陆性格对海洋文化一种深度制约。不可否认，中国腹地广大，歷来以农为本，封建传统更使得土地在中华文化中佔据了最重要的地位。这使得农业本位和大陆性格有力地左右著中国海洋文化的整体特性，并且遗憾地在郑和航海所带代表的明代中期海洋文化中亦有明显表现。
郑和航海塑造了三种中国海洋文化的新形态，即朝贡贸易体制的变化、政治外交目的的上升，以及高度的海权实践。分析这三种新形态，可以发现其中蕴涵著几对突出的矛盾。它们包括当代与歷代海洋实践的反差，以及实践与观念的矛盾。比如禁海与开海的矛盾、海权实践与海权观念的矛盾、官营航海与民间航海的矛盾、政治外交目的与经济目的的矛盾等。把握住这几对矛盾，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梳理出郑和航海不同于歷代的海洋文化特质，从而对上文判断形成佐证。
开海与禁海的斗争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与民争利、缚民于土、防范倭寇，以及对商人阶层力量的壮大感到不安的思想。在郑和航海的声势浩大的景象之下，却是民间造船和航海业的凋敝和民间海洋活动的委顿，一反歷来以民间航海为主的海洋活动格局，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繁荣。郑和航海正是在双方的斗争中进行的，并且禁海派逐步佔据了主动，所以郑和航海更多反映了一种封建主义和集权思想的胜利。
政治外交目的上升表明了封建思维惯性的延伸，和中华文化大陆性格的使然，代表一种与重利的海外交往传统相背离的海洋发展方针。郑和航海并没有真正把海洋与国家的繁荣和强大自觉联繫起来，而只是将海洋看作是陆疆的延伸，是秉承传统的封建大一统思想，通过海上活动移植封建王国的治国方略的产物。因此，在政治外交领域，主要是追求宾服和宗蕃关係，而不是著眼发展更积极、平等的地缘政治环境。
在海权观念与海权实践的矛盾方面。郑和航海表现出了经略海洋的气魄，在发展经济联繫、巩固政治关係、消除地区不稳定因素等方面都有所作为，并使中国当时实际享有对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经济、军事和文化主导权。但背后却是封建、保守、自负、农本的海权观念，因此，郑和航海实践的海权内涵都被或多或少地扭曲了。郑和海权正是把中国形成的“先安内再平天下”的封建统治方式运用于海洋，达到封建的“大一统”；意识到海洋是“平天下”的又一方向，改变了以陆地发展为主的形式，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中国固有观念的轨迹，而是尝试在新的形势下，将传统的观念进一步发展，把这种发展的封建大一统在新的空间海洋体现出来，这就是郑和海权的性质所在。
郑和的海洋实践虽然在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都继承并极大地变革了中国海洋文化的面貌，其歷史意义毋庸质疑，总体上是中国古代海洋活动的巔峰之举。但需要指出，这种变革并非全都是积极的。这也是用“变革”而不用“发展”或“促进”这样字眼的原因。当时的海权观念、海洋发展方略并非先进的、开放的，反而表现出浓重的封建性、农业本位、大陆性格和保守封闭性，对歷代中国主流的海洋文化精神又构成了局部的反动，一反歷代相对开放、重商的海洋文化精神。
辨证地看待中国海洋文化传统
郑和航海在观念和实践上的矛盾，提示我们有必要区分海洋文化的实践层面和观念层面。不能因为关注郑和航海的壮举本身，而就断定其一定代表了先进的海洋文化，是全面将中国海洋文化推向了顶峰。反之亦然。这是郑和航海给予我们的独特的启示。
通常在科技水平和生产力状况尚低下的状况下，人们自然是不会去冒险涉海的，这是人趋利避害的本能选择。因而从海洋文化发生的角度考虑，中国古代正因其地域广大，物产丰饶，足敷人民的繁衍生息，而且中华文明的起源和经济重心开始是在北方和中原地区，所以自然会开始即把著眼点放在陆地。而且，中国版图的广阔和大纵深，就决定了海洋发展也是永远无法取代陆地的地位。故不可能要求中国的海洋文化也像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海洋文化那样，呈“全民经商”或“倾巢而出”的景象，也不能要求中国的海洋文化中对国家经济的贡献比重大于陆地，更不能要求政策取向等以海洋为重心。而那些传统的航海地区，或者地域狭小，或者被迫无奈，不征战就没有生存权利，不努力发展航贸就难以满足自身的需要。
在相对来说最开放的宋元时代，统治者也要不时地强调‘朝廷绥抚远俗，禁止末游’，或者反復重申‘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也即观念上的“农本”思想必定是有的，但是总体而言，到元末以前，并没有影响到中国人发展海洋文化的步履和自发动机。事实上，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向海洋进军的努力，并由此开启了中国海洋文化的源流。
中国海洋文化的农业性、大陆性、封建性是明显的，是整体上的一种深层制约，也是始终发挥著作用的。但是在元末明初以前，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的发展在总体上，还是相对独立和发育良好的，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农业本位、大陆性格的超越。及至郑和航海前后，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使得封建的、农本的影响终于佔据了上风。
中国海洋文化中重商、开放的特点
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健康发展的海洋文化，与其他地区的海洋文化发展遵循同样的规律，一样是重商、富有开拓精神和开放的。
考察歷代对航贸的重视和拓展就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海洋文化中有著明显的慕利、重商性质。有学者撰文说：“中国几千年都定局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即使是沿海地区的渔民也处在‘鱼盐之利，舟楫之便’、‘修坝筑堤与海争地’的经济模式中”。这是人云亦云、完全无视歷史的观点。事实上，中国的海外贸易一度对某些朝代的国家财富和政府运做起到了巨大的支援作用。中国航海传统悠长丰富，航贸之利也是早已为人民所认识和追逐，中国海洋文化也是首先从重视海洋的“鱼盐之利”和“舟楫之便”开始的。而且，民间航海实践是主要的，民间海洋文化中更大量存在这种“开放商业型海洋文化”因素，民间的航海动机都是比较纯粹的贸易性的。
从开放性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海洋观念总体上是一种趋向开放的景象。经歷了诸如从秦始皇巡海、徐福东渡到东汉开闢海上丝绸之路再到宋元时期航海贸易的空前繁荣，从对海洋的“鱼盐之利”的初步认识到建立完备的市舶制度以谋求航贸之利。这种开放表现在积极拓展航路、发展官民并举的中外双向航贸关係，积极与外域建立多方面的联繫等方面。朝贡关係早就进入了中国歷代皇权的词典中，但是歷代虽然也努力发展朝贡关係，但并没有达到把巩固和扩大朝贡关係的政治外交活动凌驾于航海贸易之上的地步，也没有通过严厉禁止民间航海而独尊官方航海的先例。只是到了元末明初，情况陡然逆转。
从海洋文化的发生上来看。中国人的海洋活动应该是以农业性为主的。因为生产力发展的局限性，人们不可能直接发展航海和海洋交通事业，与海打交道自然是从农业性的海洋活动开始的，比如海洋养殖与捕捞、潮田、潮闸、盐田、海塘等等；其次，这些农业性海洋活动应该说是大量的、长期的和稳定的。也就是说，相比起航海和海洋贸易来，这种农业性的海洋活动确实可能是更普遍和更大量地被实践著的！可以这样类比，如轰轰烈烈的郑和航海被人世代传诵，而日日反復的海洋渔业却是被熟视无睹的，其道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应该说航海活动和海洋贸易对于中国人对海洋的观念更有决定性。
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在郑和航海时期，中央集权思想的发展、海防吃紧、商人阶层力量的壮大等因素，刺激明政府厉行海禁、迁海，以及发展官营垄断贸易，禁止民间海洋活动。也就是说，禁海政策体现出来的封建思维方式本来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在有了两个外因的刺激以后，就以一种比较昭彰的方式表现出来。换言之，在海防吃紧等因素的促使下，明政府并没有也不可能有，除了收紧海洋政策外的其他选择，这是其封建性的必然要求。再如，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地理视野的持续扩大、西北边疆的安寧和封建国力的鼎盛，使得明政府可以雄心勃勃地去大兴海洋政治外交。此前歷代并不具备或并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而到了郑和时期则全部具备了，但是，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在中国并不会出现发现新大陆之航，亦不会有发展国际商品交换的衝动，而只能秉承封建思维方式和大陆本位性格，去实施封建大一统的航海政治外交活动，把海洋仅仅视为陆地的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