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人类面临资源短缺的问题，经济学建立在两个假设中：第一，人是有理性的，趋利避害。第二，资源是稀缺的，没有资源稀缺就没有经济学。当阳光受到了全球变暖的影响，空气受到了污染，这就成了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问题。
中国在资源的问题上，比其它国家更稀缺。中国是人均可耕地面积、可居住面积世界上最稀缺的国家之一，中国人均土地是世界平均数的34%。我们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制约因素。空间的因素，其它的资源也是稀缺的，尽管我们国土大，但从现在来讲还有很多没有充分利用的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资源问题对中国确实有特殊的挑战性，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怎么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利用？基本上有两大途径，第一大途径就是技术进步。“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都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经济的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经济学永远把这个当作最重要的因素来分析，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根本因素。而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发现新的资源，拓展新的疆土。第二个主要手段是通过制度的改进和管理方法的改进，更有效率地利用原有的技术和人的聪明才智，千百万人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出来，从而使得技术进步。在效率上，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加大新资源产生的概率，这是经济学的责任、经济学家需要探讨的问题，通过制度的改进来拓展资源和开发新的资源。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一方面我们技术需要进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当然从经济的角度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改进我们的制度，更好地利用我们的资源。
在这方面，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比如说我们都说土地紧张，我们的房子紧张了，供给需求不足，因此价格飙升。土地是有限的，土地的利用率是可以提高的，在同样一块土地上，利用率的高低可以决定你盖出多少的房子。这意味着我们同一块土地的开发密度要不断提高，过去一些利用率比较低，密度比较低的一些土地需要重新整合，通过市场的机制来提高利用率。中国的土地问题比较复杂，不光有城市化用地、商业用地、工业用地，粮食还要保持基本的自给自足，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约束下，应该在利用率上做文章，我们的人地紧张程度世界最高，应该要有世界上最高的最密的土地利用率。在所有的资源问题上，我们改进效率、改进制度，其实最终的效果都是使资源的效率提高，包括我们现在的能源。能源的利用率，包括排放、污染等所有因素都考虑在一起，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差得还非常大。
小岛国日本之所以能有这么高的人均GDP，最重要的原因是它资源利用效率高，它在金属、矿产、能源各个领域里面，利用效率都是在世界上领先的。所以在一切问题上，包括土地、矿产，说稀缺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仔细地想一想我们的利用效率。
第二个问题，一些社会组织的变化，包括社会城市化的进展。城市化成为世界的趋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城市化提供规模效应，能够集约地提高资源土地的利用效率，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包括清理污染，城市化用集约的方式都更有效率。因此城市化这种社会组织方式，所提供的是一种用比较集中的管理方法来使我们利用资源的效率得以提高，取得规模效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一直赞同“大城市”，而不太赞同“小城镇”，因为小城镇仍然缺乏规模效应。城市要有一定规模才能克服过去分散的农业社会、小城镇，包括我们过去自己经历过的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这些阶段所遇到的瓶颈，它的成本太高，这么分散要铺下水道、铺路、铺宽带、铺电话线，它的成本要比城市贵很多。因此在一个区域当中来思考，只有适当集中的有人口密度的城市，也就是说相对大的城市才有长远的生命力。这也是我们充分利用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第三，海洋资源在一定意义上是无限的，近海提供资源，远海也提供资源。海洋不仅提供了当今最便宜的运输通道，最便宜的运输工具，同时提供了开拓资源的广阔疆土。深海技术可能近期内比航天技术对我们在资源上意义更重大，中国人过去思路都是集中发展内陆，更要有全球化的视野，这个也是制度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全球化发展的战略问题。
我们现在谈蓝色经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它很好地利用了航海技术，去拓展疆土，非常注重海洋的利用，海底资源的开发。我们作为后来者，需要一套新的制度、新的政策、新的发展战略，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开发、开拓海洋经济。
下一阶段，全球化的趋势会放缓，但是中国要想发展，还得走全球化的道路。而且，就开拓资源而言，一方面要利用好海洋的运输通道去全世界交换资源。我们要通过交易、生产来换取世界各国的资源。学习日本，用我们的技术进步、制造业的能力、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来换取资源，来满足我们对资源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向海洋的发展来寻求资源的拓展。一方面更好地利用海运，以沿海地区这样的优越条件，进一步通过全球化来发展我们自己，来拓展我们获得资源的市场和获得资源的领域。另一方面也是充分利用好过去我们没有利用好或者还不够重视的各种海洋资源。蓝色经济不仅仅是一个局部的问题，它是中国的全局性的问题，它决定着我们能不能在下一阶段实现经济转型、进一步全球化，在全世界市场的竞争当中使效益得到提高。（本文根据作者“中国经济50人论坛”演讲稿整理而成）
（作者系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