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蛟龙”试水

“前些天我去邮局，想买些‘蛟龙’号的明信片，结果说早就卖光了。”刘心成说，虽然没有买到想要的东西，但他发自内心地感到骄傲与自豪。“那说明人们认可中国的载人深潜，为‘蛟龙’号骄傲，同时也就是为我们的工作骄傲。”

身为北海分局副局长的刘心成，在2009到2012年期间被人常常提及的职务，是海试临时党委书记。从1000米、3000米、5000米到7062米，中国载人深潜事业从白手起家发展到世界领先，他全程目睹并亲身参与其中。

虽然离7000米级海试成功已过去一段时间，但四年多的经历并不是一次就能说完。告别了波澜壮阔，在一个个激动人心的下潜数字背后，其实埋藏着更多的动人故事：“在第一次海试前，没有人知道海试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连水下援助的经验和设备都没有。”

“你知道吗？后来，即使隔着7000米我们与潜航员通话都没问题，而一开始下潜到50米，我们之间就没联系了。”

“5000米海试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差一点找不着已浮上来的‘蛟龙’号。”

……

备战海试

母船改造先行

除了外壳，“向阳红09”船该换的全换了

在海试之前，除了“蛟龙”号载人深潜器的设计与建造，潜器母船“向阳红09”船的改装，可以说是保证海试成功的另一大关键因素。

早在 2005年，“向阳红09”船就接受了专家的考察。虽然这条船已是30岁高龄，却通过了层层考验而获得了认可，被认为是“承担深潜试验母船的合适之选”。

“‘向阳红09’船是国家海洋局三艘功勋海洋科考船之一，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第一艘4500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隶属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刘心成说，在“向阳红09”三十年的历程中，有过辉煌，也历经了劫难，成为“蛟龙”号的母船，则是它最为华丽的一段乐章。

不过， 30岁高龄的“向阳红09”要想成为合格的潜水器母船，必须进行大修。

“那可是场‘大手术’——除了外壳没换，该换的全换了。”刘心成告诉记者，船尾部分全部割除，重新建造，更换发电装置，调整主发动机，建造大型液压机、A型架、平台移动小车及轨道、6000米电动地质绞车等。同时，增设全船网络系统，加装潜器水下定位、声呐和通讯系统等，并对驾驶室、集控室、舱室等进行了改造、恢复性修理和特检修理。

科考设备方面则装备了浅地层剖面仪、声学多普勒海流剖面仪、温盐深剖面仪、超短基线定位系统和若干水听设施。

船员的房间以及餐厅按三星级宾馆要求改装，内部设施与原有的完全不同。改造中采用了模块化施工，船员室的样板房在船下就造好了，不仅添置了独立的卫生设施，还把过去的钢窗全部换成了铝合金窗。

不过，作为一艘改造的母船也不是没有遗憾，由于舰船结构的限制，主甲板无法改造，致使“向阳红09”船与水面的距离高达4米，而国外母船仅2米。过高的干舷距离，使得多次海试中，潜水器的布放、回收成为一项不轻松的工作。“现在国家已着手准备建造新的潜水器母船，从而能更好地为潜水器日常业务化运行提供支持。”刘心成说。

1000米海试

遭遇两道难题

一是通讯如何建立；二是发生意外如何自救

2009年，对于海试队伍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1000米海试开始了充满曲折的艰难路途。

三个阶段：50米、300米和1000米。每一个阶段对海试团队来说都是一座大山。“每一个参加海试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50米，就不会有后来的 1000米、3000米、5000米乃至7000米。一旦失败，项目就无法再走下去。”

刘心成说：“当时的我们只能以八个字来表述：没有经验、无章可循。”

海试第一个难题出现在50米下潜时。潜水器入水后，水声通信和超短基线出现了问题，近在咫尺的母船和潜水器无论如何都无法建立通讯。“当时，现场指挥部认为主要原因是噪声干扰。”刘心成说，这个判断在几经测试后证明是正确的。“于是，我们在下潜期间关掉了一台主机，采用低转速，以减小噪音。声学部门也配合更换了可能影响通讯的电缆，并采用发莫尔斯码的方法联系潜水器与母船。”刘心成解释说，莫尔斯码法，就是潜水器进入海里后，会发给母船“滴—滴—滴”三声响，十分钟发送一次，证明其仍然安全。与母船无联系超过15分钟，潜水器就要无条件抛载上浮。通信问题这才算是完全解决了。

第二道难题堪称更为棘手的“拦路虎”：海试一旦出现意外，如何进行迅速有效的救援？

“当时，国内只有一家石油公司有1000米水下机器人的救援能力，不过该公司不可能影响自己的工作来援助我们。”刘心成说，海试队还联系到了国外专门的水下机器人救援公司，但租用设备的费用高达每天50万美元。最后，海试团队研究出了一套自救方案：给潜水器装上应急浮标，万一有闪失，将其释放出水面，再通过连接潜水器与浮标的绳索把潜水器从海里救出。“直到现在，这仍然是‘蛟龙’号最后的保命手段。”

两道难题解决后，海试团队在50米、300米完成了所有的预定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