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产出口生机重现
8月20日，记者与区外经局调研组在岳海水产调研时，正遇到韩国客户在该公司处理业务。刚从韩国洽谈业务回来的副总经理黄朱华对下半年大黄鱼出口形势十分乐观，“按目前的形势，今年内完成1000万美元不成问题。”他介绍说，7月份，岳海水产的大黄鱼出口额达300多万美元，而整个上半年该公司的出口额还达不到这个数。“韩国两家最大公司订单都在我们这里，目前我们愁的不是没有客户，而是生产根本来不及。”岳海水产有限公司林总经理说。与岳海水产一样，三都澳食品也传来好消息，7月份，该公司顺利出口20个货柜，金额200多万美元。“正常情况下，一个月出口10来个货柜没问题。”该公司总经理林益生胸有成竹地说。记者了解到，进入下半年，水产品出口政策有了变化，水产出口形势迎来转机，除了去年被国家商检部门列入“黑名单”的几家水产出口企业外，其余企业出口全部解冻。“禁令”解除后，大部分水产出口企业立即加大马力恢复生产。虽然7月份蕉城出口情况的最终统计数据还没出来，但是记者从了解到的情况看，7月份蕉城外贸出口估计可以突破800万美元，单月环比增幅达到60%。
蕉城区外经局局长詹舒杰分析认为，每年的中秋到春节这一段时间，正是韩国、日本等国家大黄鱼进口需求旺季，也是大黄鱼收购出口的旺盛季节，在这个关键时候，出口解冻对恢复出口，弥补上半年出口缺口和企业损失十分有利。据了解，韩国每年对大黄鱼的需求量大约在500个货柜左右，去年通过正常渠道到韩国的只有大约150个货柜。今年上半年出口仍被限制，无法满足韩日等进口国的需求，这对促进下半年大黄鱼出口来说也是利好因素。
出口遭遇“滑铁卢”
水产出口迎来转机并不能掩盖蕉城出口存在的问题。进入2008年上半年，水产品出口贸易壁垒的阴霾仍未散去。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全区完成外贸出口2133万美元，同比减15.7%，只完成年度计划的35.1%。全区35家出口企业，有10家无出口实绩，13家企业出口下降，尤其是大黄鱼出口仅357万美元，降幅达到68.18%。
记者了解到，导致蕉城出口“滑铁卢”的原因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去年下半年来的水产品出口“禁令”仍未解除，全区十多家水产品出口企业，无法正常生产；二是去年来，国家实行货币从紧政策，一些自有资金紧张的出口企业因贷不到款，资金链断裂，企业运转出现困难，一部分实力不足的企业被迫停产；三是一段时间来，国际货币市场上美元连续出现贬值，这对于以美元结算的出口企业来说，十分不利；四是石油等原材料价格及工人工资上涨，运营成本增加，加重了企业负担。詹舒杰告诉记者，水产品是蕉城区最主要的出口产品，目前，水产品出口企业数量占全区出口企业的三分之一，水产品的份额也占了整个出口份额的65 %，因此，水产品出口被亮“红牌”，对蕉城出口的影响是巨大的。
“浙江60%的水产品出口企业倒闭，主要是因为国家银根紧缩，企业贷款难，资金结构不合理的企业难以运转。” 林益生认为，企业单纯靠利润维持运转不现实，企业发展最关键的因素是靠运作，而运作最重要的是金融运作，而这个周期大概需要3至5年，一旦中间资金链断了，企业就很难生存。记者注意到，目前蕉城区一些出口企业受金融市场政策调整的影响，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口实绩，有的甚至关门停产。黄朱华介绍说，美元汇率下挫，对出口企业的影响十分明显，“本来按出货时间，一个货柜可以赚5万元，但是到结算时，可能只能赚3万元，有时候，同样的两笔账，结算时间前后只差半个小时，就要差几千元。”
打铁还需自身硬
事实上，当下国内的金融政策和国际金融市场环境，对包括水产企业在内的外贸出口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仍未消除，尤其是其他外贸出口企业，目前还没有利好因素驱动，企业发展仍然困难。从表面上看，去年来蕉城外贸出口遇到的难题是由于政策、形势等外部因素,但是如果从企业乃至行业内部分析，还是有许多深层次问题值得思考。
蕉城出口企业主要以小企业为主，规模偏小，实力不强，导致抵御和规避各种风险的能力十分有限，发展过程中，容易受到政策、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制约。“产品太过单一，一种产品受限制，就影响整个企业的效益，甚至影响生存。”岳海水产有限公司黄总经理对蕉城水产出口企业产品结构不合理带来的负面效益深有感触。他认为，目前蕉城的水产品出口企业主要还是依赖单一的大黄鱼加工，一旦这条鱼出了问题，企业就要遭受损失。业内人士认为，蕉城的出口企业，总体上开发新产品和深加工能力不强、产品技术含量及品牌效益偏差，这些因素都影响企业发展和整个出口行业的提升。无论是水产品还是蔬菜等其他食品企业，几乎是以粗加工为主，技术含量和品牌效益难以体现，产品的附加值大打折扣，企业的效益难以提高。
“政策、市场等大环境因素，无论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都很难左右。最关键的还是行业自律问题，去年大黄鱼出口被亮红牌，就是行业内部混乱的结果。”林益生说，大黄鱼是闽东的垄断性资源，是当地最大的优势，做好行业的自身建设是最为重要的。他认为，去年的水产出口“禁令”是坏事，更是好事。毕竟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对大黄鱼产业进行了一次重新“洗牌”，有些不按规矩出牌的企业因此被“洗”出局。这个观点得到许多水产品出口企业的认可，大黄鱼出口受阻事件给整个行业留下许多思考，对行业自律问题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据悉，去年下半年以来，以渔排备案为亮点的出口水产品追溯体系还在进一步实施当中；目前当地有关方面正着手水产品出口企业的产业联盟一事，成效如何暂无定论，但是可以表明，提升和规范大黄鱼行业的事情，已经被提到了操作层面，值得期待。
背景链接：水产品出口“禁令”产生的背景：一是国际大气候的影响。2007年以来，“中国食品威胁论”在美国发源，借着西方媒体的煽风点火，沿着新西兰、澳大利亚一路东进到韩国、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波不顾事实、以偏概全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恶意炒作，日、韩等国提高了对水产品检验检疫的技术要求，特别是严格了农兽药残的检测标准。二是受国家政策的影响。2007年7月国务院开展了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商检部门对出口产品监管更加严厉。三是蕉城区水产养殖源头药物残留问题仍然突出。养殖户科学用药意识薄弱，违规使用禁用药的现象仍然存在，去年1至8月份，全区发生3起被外国检验检疫机构检出违禁药物事件，有3家企业被列入商检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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