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标解读

从思南路开始，一直到雁荡路，这一段的南昌路尤其幽静。正值初夏，一排排遮天的梧桐树下，位于南昌路47号，一幢法国古典式两层花园楼房悄悄地藏在其中。优秀历史建筑铭牌下，雕花的法式拱门内，仿佛有人娓娓诉说着她历经95个春秋的故事。

这里，曾经是旧上海法国人夜总会；这里，曾是新中国成立后老百姓渴求知识的人才培训基地，而这里，更是无数国内外科学家“头脑风暴”、建言献策的场所……这幢老楼诞生于1917年，在她41岁的时候，被命名为“科学会堂”。经过了旧社会的洗礼，经过了文革的创伤，上世纪80年代，她终于迎来申城科学界的春天。本报记者胥柳曼马鈜

一幢老洋房成学术交流的“殿堂”

时间倒转20多年，刚刚部队转业的技术干部杨广生就站在这幢两层花园楼房。他面对着这栋老建筑，心潮起伏。“那时我正找工作，许多单位都对我有意向，办公地点设在科学会堂的上海市科协也是其中之一。”

最初，杨广生只想来了解下情况。一走进科学会堂的大楼，洋派的建筑无一处不深深吸引着他。在一楼的教室里，某个学会分会在举办茶话会，许多科技工作者们围着桌子在热烈地讨论。那时，条件还很简陋，与会者的衣服也很普通，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激情。“站在门口，刹那间我深深觉得，我是属于这里的。”回家后，杨广生拒绝了其他单位的邀请，成为科协组织部的一员。

时光荏苒，现今，杨广生56岁了，已是市科协副主席。说起上世纪科协的历史掌故，翻阅着档案室中名人手稿和珍贵照片，杨广生就像亲历过那段历史般兴奋不已。“要想说明上海科技发展与科学会堂的关系，首先，就得先从科技社团的历史说起。”

1914年，我国近代早期的综合性科技社团中国科学社诞生。只不过在战争年代，社址更迭频繁，从国外到国内，曾经在上海大同学院，也曾在亚尔培路533号（今陕西南路235号）。在民国时期，上海无论是科技社团数量还是会员人数、活动频繁程度，在全国都位于前列。

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原文化俱乐部接见上海科联和上海科普的成员、有威望的专门学会负责人。会见时，上海科技界反映了建立一个科技活动中心的愿望，总理当即表示支持。同年，根据前中国科学社首任社长任鸿隽等人建议，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将地处南昌路47号的一座法国式花园建筑开辟为科技工作者活动场所。

1958年，这幢楼被命名为“科学会堂”，后由陈毅市长题词。当年夏天，周恩来总理百忙中莅临这幢老楼。也就在那年，上海科联、上海科普合并，市科协正式成立。

科技大会的召开使会堂焕发青春

然而“文革”让市科协被迫停止一切活动。直至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邓小平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重聚首，感慨万千，许多老一辈的科学家当场流泪，被压抑多年的科技热情终于迸发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在科学会堂重新挂牌。

1980年5月，市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距离第一次代表大会，相隔了整整22年。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两院院士、桥梁力学专家李国豪作了题为《万众一心，奋发图强，为上海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科技、外贸基地贡献力量》的报告。从此，科学会堂中又热闹了起来。苏步青、李国豪、谈家桢、干福熹、谢希德、翁史烈……市民们耳熟能详的科学家们，都曾在这幢花园洋房里留下过身影。

197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来了；1980年，李政道来了；1981年，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来了；1982年，吴健雄也来了……

“虽然我是1990年才到科协上班的。但我从年长一些的同事口中得知，自科协恢复以后，国际科技交流活动不断。那时候，部分高校和研究所想邀请国外专家和团体，还要受到很多限制。但科协不一样，这张"名片"很响亮，很多国外民间学术机构也很认这块牌子。所以很多单位为了顺利邀请国外专家来沪，不惜"拐弯"让科协出面邀请。”杨广生告诉记者，随着学术交流活动的迅速发展，科学会堂再次焕发青春，高峰时期，每天有五六千人到科学会堂参加科技交流活动。

这里更是政府的一个“智库”

现今，如果你来到科学会堂1号楼，穿过二楼的一间间会议室，从东侧的安全梯下楼，这里是一片被大树簇拥着的草坪。

时光倒转27年前。在一张泛黄的黑白老照片中，20多人也在这片草坪上。当时，他们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有些人站着，有些人坐着，正在热烈地讨论。“这是上世纪80年代很有名的"星期日工程师"活动。”杨广生介绍，改革开放初期，科技人才严重匮乏，分布不合理，蓬勃兴起的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急需科技人才的支持。于是，市科协便成立星期日工程师协会，组织科技工作者到中小企业做技术咨询和培训。

“由于这一科技咨询服务逐步突破了无偿服务模式，还引发了一场全市大讨论呢。最后，市政府在1982年专门批文，颁布了《科协系统及所属学术团体科技咨询服务收费的暂行规定上海市实施细则》以及相关奖励办法，为这场讨论最终定了结果。”杨广生笑着说。

1981年，作为国家在沪投资建设的重要钢铁基地，宝钢工程的上马与下马，一时成为全国关注的问题。在国家计委召开宝钢工程调整方案论证会上，缓建、分建、停建、撤建各种意见都有。而这时，市科协组织成立不久的宝钢顾问委员会，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虽然顾问委员会成员只有20多名，但不少是市科协所属各专门学会的学科带头人。经过专家们的论证，提出了“缓中求活”的决策咨询方案，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这里，不仅是科技工作者之家，也是一个政府"智库"。”杨广生介绍，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老百姓的饮水问题非常受关注。由30位专家组成的市科协高级顾问委员会在1989年成立不久，首先选择了“黄浦江上游饮水工程”这个难题来攻关。11月，委员陈吉余提出了初步想法，时任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当即表示该建议“开阔了思路”。次年，在“上海市水资源综合利用、治理、开发及水处理技术学术讨论会”上，高级顾问委员会正式提出“干净水源何处寻，长江河口江心求”的报告。“何为"长江河口江心求"？”杨广生笑着介绍，其实，这就是本市早期的青草沙水库调研报告。

2001年，在南昌路59号竖起了一幢高16层的“科学会堂思南楼”。2006年9月，上海科学会堂连接工程正式落成，一座能同时容纳800人的国际会议厅（南昌路57号），让南昌路上两座“中西合璧”的科学楼终于“手拉手”。

昨天，记者再次来到了南昌路47号。这幢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已经被脚手架围得密密实实，安静地等待着“破茧而出”。据悉，经过一年多的修缮以后，它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上海公众面前。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愈加显著，国际间以科技发展进步为主要支柱和主要动力的经济、军事、国家实力的竞争更趋激烈。上海科技发展的列车开始驶入了更快速的跑道。在科学会堂里，一批批院士、学科领头人诞生和成长；各种思想碰撞的火花，越来越丰富。世界工程师大会、国际光伏科学与工程会议等世界一流的学术会议好戏连台。“上海船舶产业发展行动纲要”“上海市综合灾情预测及对策报告”“上海航天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研究”等近千条科技建言和重大科研课题，从科学会堂频频飞出。

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至1992年，市科协系统共开展各类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7.1万次，有449万人次参加，在学术交流和年会上共交流论文17.8万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