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牟平养殖户在海滩上发现有类似原油的黑色物质，及时拍下照片 李娜 摄

在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中，不少渔民认为自己的损失因溢油造成。但因取证难、立案难，在维权的道路上，他们走得艰辛而坎坷。

刘凤林是乐亭水产养殖户集体诉讼的代理人。8月31日，刘凤林带领几名养殖户代表，前往天津海事法院起诉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索赔3.3亿元。刘凤林准备了两份材料作为证据提交给了法院。一份是新华社关于河北京唐港浅水湾浴场发现油污颗粒，证实为蓬莱19-3油田事故漏油的报道；一份是乐亭县126户养殖户初步损失情况的统计表，表上有这126户养殖户的手印。

据刘凤林介绍，天津海事法院立案庭的董庭长说，证据不足，不予立案。按照法院的说法，如果要立案，还需要鉴定报告，还要有国家海洋局出具的带有公章的证明等。刘凤林和养殖户们准备按照法院的要求，补充证据并再次起诉。

在山东牟平，渔民也遭遇到了取证难问题。牟平区养殖户贺业才表示，他在海边看到成片油污，就跑到照相馆找人拍了下来，还用摄像机拍了短片，刻了光盘。“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就想多搜集资料，为起诉提供证据。”

法律界专业人士表示，要取得法院认可的损失数额，必须依靠国内权威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证实损害结果和渤海溢油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比如国家海洋局以及农业部渔业局出具的鉴定报告。但由于国家海洋局和农业部尚未公布经济损失报告，因此目前渔民的民事索赔很难进入到诉讼阶段。

事实上，不仅仅是渔民遭遇了取证难、立案难问题，就连专业律师也是屡屡碰壁。北京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贾方义告诉记者，他所提起的渤海漏油环境公益诉讼在三家法院“都没有立案”。8月7日，他向海南省高院、青岛海事法院和天津海事法院分别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要求中海油和康菲公司向公众道歉并立即成立100亿元的赔偿基金。海南省高院直接电话告知此案不予立案，青岛海事法院和天津海事法院均表示这是新型案件，领导要讨论。

“养殖户想告康菲非常困难。”7日下午，山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王建平说，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取证方面困难重重。养殖户打算起诉，需要将具体损失形成的时间、地点、数量、金额进行取证。如果认为造成损失的原因是漏油造成的，那么就需要进行举证。

有渔民不解，“海上漏油了，俺的扇贝死了，怎么就不能要求赔偿？”业内人士指出，朴素常理意义上的证据，与法律审判意义上的证据，两者往往不同。渔民精通打鱼，但不善打官司，谁来帮他们收集并保持法律意义上的“证据”呢？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指出，养殖户因“证据不足”被法院屡屡拒之门外，从法律的庄严性和严谨性来说，这不是法院的责任，而是相关政府部门的责任。

漏油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养殖户们希望有关部门早点取证、早点公布。

农业部称渔民索赔有成功先例

记者从农业部新闻办获悉，农业部渔业部门将就渔业资源损失提起索赔，渔民个人损失由个体索赔。

农业部称，蓬莱19-3油田发生溢油后，农业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职责分工，组织渔政和渔业生态环境与养殖病害等方面力量开展了溢油事故渔业处置工作。组织开展了在事发海域的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调查监测，进行相关水样、生物样和水产品样本检测，并开展渔业资源损害评估。

“目前，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评估结果将直接用于渔业部门提出的渔业资源索赔。”

据农业部介绍，水域污染造成的渔业损失大体上分为养殖损失和渔业资源损失。“养殖损失可以明确到具体的养殖户或养殖企业，由他们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提出赔偿诉讼请求。渔业资源损失既有当年损失，也有恢复渔业资源过程的损失，由于难以明确到渔民个体，根据相关规定由渔业部门来代表主张，获得的渔业资源补偿款，主要用于增殖放流等修复渔业资源的措施。”

农业部指出，无论是渔民个人索赔还是渔业部门的渔业资源索赔，我国均有成功先例。2005年发生的阿提哥号油轮溢油事故，不少渔民申诉后获得了赔偿。2002年发生的塔斯曼海号油轮溢油事故，由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代表国家渔业部门提出渔业资源赔偿要求，经过多年的审判，最终获得渔业资源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