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财富网综合消息 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做高级访问学者后，我发现，东南亚地区无论是媒体还是学界，很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观点失之偏颇，更有甚者，一些媒体和学者甚至颠倒黑白，认为今天的南中国海所出现的问题，责任都在中国一方。目前中国已经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为防止国家利益蒙受更大损失，当前我们应尽快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其一，应研究并制定经略海洋和南海的国家战略。在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是海上强国，其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和海上力量，都曾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元朝继承南宋海上力量后向外扩张，郑和七下西洋，以及为东西方贸易做出重要贡献的海上古丝绸之路等，就是典型的例证。

然而，工业革命出现后，西方国家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大力发展海上力量，推行舰炮政策，四处扩张建立殖民地。而同一时期，中国明朝的当权者则下达了“禁海”令，使原本发达的海上力量变得落伍，偌大的中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从此之后，中国就没有把海洋放在适当位置，不仅没有自己的海洋战略，就连基本的海洋意识和观念也缺失得可怜。直到今天，海洋仍未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据应有地位。

学术界很多人认为，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在这一背景下，临海国家都在加速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特别是有争议海域的资源。为此，中国应加速研究和制定中国海洋战略及南海战略。这一战略的研究和制定，应由海洋局所属的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牵头，军队、外交部、公安部、商务部、农业部、交通部、海关、沿海省份以及相关单位派人参加，以便尽快形成中国自己的海洋战略，统一有关部门的行动，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和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其二，完善国家安全决策体制。海洋事务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涉及海洋事务的决策，如领土问题、海域划分问题、海洋权益问题等，应在国家安全的决策框架内进行。而我国在国家安全上的决策体制是不完善的，往往靠机制来弥补，机制通常又会带来弊端，也会给国家安全利益带来损失。

在我国，一些临时出现的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通常是指定一个部门牵头，涉及海洋国家安全问题也不例外。根据以往经验，牵头部门通常是从本部门的工作需要出发，甚至把本部门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安全利益之上，其他部门的意见甚至包括符合国家利益的意见，也可能无法被采纳，这势必会损害国家安全利益。

其三，扩大在南海的经济存在。南海争端的有关各方都在采取各种途径和办法，巩固和扩大其在南海地区的既得利益。它们有的填海造岛，把所占礁盘变成绿洲；有的在所占岛礁建立旅游设施，对外开放旅游，实为宣誓主权；有的肆无忌惮掠夺我石油天然气资源，变南海为其取款机。而中国尽管对南海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国也是最早提出联合开发的国家，但截至今日，我们所占岛礁的设施仍然是上世纪90年代建立的，没有在南海有争议的海区钻一口油气井，更没有对外开放旅游。中国从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出发，单方面实行忍耐，反而使争端其他各方误认为，中国虽是大国，但不是不可欺的。因此，当务之急是扩大在南海地区的经济存在。

首先，在南沙有争议的海域勘探和开采石油天然气。中国政府应该鼓励自己的石油公司赴有争议的海域去独立勘探和开采；也应支持它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石油公司去联合开发；甚至要鼓励中国公司与有争议国家的石油公司共同开发。

其次，开放旅游。国内有关部门应解放思想，一方面鼓励旅游公司有条件地组团赴南沙和西沙旅游观光；另一方面可以鼓励一些有抱负的私企到南海去开发，让他们出资在南海地区建起一两个“马尔代夫”，让中国和外国游客亲近大海。

第三，充分利用联合国的授权，扩大永暑礁的设施，把海洋水文等领域的研究做大做强，使其成为联合国一个海洋水文、气候等领域的研究中心，为人类开发利用海洋做出贡献，同时欢迎其他争议各方共同参与相关研究。

第四，加强南海海域的勘探和调查。南海海域不仅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潮汐资源、风力资源，石油、天然气及其他矿石资源也十分丰富，还有很多资源有待进一步探明。我们要发挥政府和企业积极性，特别要充分发挥海南省的作用，对南海海域进行一次全面的勘探调研。

最后，我们要争取话语权。其实在南海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理基本上都在中国一边。为什么中国有理说不清呢？关键在于我们话语权不足。为此，中国有关部门应首先建立情况通报机制。职能部门要定期向学术机构通报近期国内外发生的情况以及事件的来龙去脉，以便专家学者心中有数，在国际会议上言之有据，让中国的观点被越来越多人接受。

另外还要加强对外交流人才的建设。扩大话语权的关键在人才，然而我国对外交流人才严重匮乏。各部门应把对外交流人才队伍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不仅需要某一领域的专家，还必须有较好外语表达能力和外语写作能力。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通过我驻外使馆，挑选一批在外学习工作的学者回国充实对外交流队伍。

拿出专款资助对外交流也是必要的。各职能部门应拿出预算，专门资助专家学者出国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宣传我国的政策主张和事实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