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海洋归国无悔

1979年，我通过了文革以来首次举办的出国考试，登上了赴英航班，开始了长达2年半的国外工作和学习生活。

当时正是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为了改变十年动乱期间在国际交往中停滞的局面，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我国决定派遣科技人员出国深造。那时，乘飞机旅行并非寻常之事，更何况出国学习和工作。对我来说，出国深造更是难能可贵的机会。行前，时任国家海洋局局长沈振东语重心长地说： “派人出国学习，这还是我们海洋局成立以来破天荒头一次，让你们赶上了。希望努力学习，回来后，为发展我国海洋事业做出应有贡献。”

初到英国时，这个海洋强国的先进设备和工作条件，以及生活水平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中国科技工作者废寝忘食的工作态度也赢得了英国同行的好感。在工作之余的交往中，我发现国外一些人对中国仍有许多错误看法。例如，一位名叫戴伟·卡特的海洋学家，据说还是一位中校军官，曾在香港工作多年。退役后，他就在英国海洋研究所工作，是一位大英帝国主义思想严重的人。一天，他拿来一本英国版历史书给我看，其中有一段 “八国联军入侵圆明园时的大火是因军队夜间取暖不慎而发生的”的叙述。我看了后，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这种说法简直在歪曲历史事实！请看看至今北京紫禁城的消防缸壁上那留着的八国联军刺刀刮痕。而且，伦敦大英博物馆珍藏有中国古董，恐怕都不是由 “不慎”引起的吧！他听了后哑口无言。后来，在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会谈达成协议，英国同意于1997年归还香港的消息公布时，他还抱怨说： “双方当年达成的协议为何要撕毁呢？”我立即反驳他说： “割让香港的条约，是鸦片战争中英国在坚船利炮威逼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如果问一问中国人民的话，条约绝对不可以被接受的。”之后，他似乎开了窍，不再说那些不三不四的话。

大多数英国人对中国还是十分友好的。一位名叫约翰·尤因的海洋学家出生在中国上海，抗战期间只有八九岁。他和家人曾被日军关在由杨树浦育婴堂（解放后改为杨浦区医院）临时改成的盟国侨民的集中营里，直到抗战胜利，才被释放回国。由于对旧中国的贫穷落后有深刻印象，所以有机会访问新中国时，他对新旧中国的对比感触颇深。上世纪80年代，他多次来到中国，免费给中国研究生和年轻人授课，很受欢迎。类似友好往来的事例不胜枚举。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1982年末，已经过了归国时间。可是由于研究工作未完，我就滞留了一些时日。其实，我的心里早已萌生了归意。当时有人提议，我可以留在英国继续做我喜欢的工作，而且待遇颇丰。但我想，文革以后，知识分子摘掉了 “臭老九”的帽子，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党和国家给予了充分的关怀和爱护。国家在财政并不富裕的情况下，送他们出国深造，使其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留学理想，并对其寄予殷切的厚望。正如子女不可辜负父母的期望一样，我也不可行此忘恩负义之举。想到这些，我婉拒了别人的建议，没过多久就毫不犹豫地回到了祖国，从不后悔。

从1989年起到2008年退休前，我因为工作需要，先后访问过20余个国家和地区，均较好地完成了任务。我始终不渝地坚守着我的选择，抵制住诱惑，赢得了党和国家对我工作的认可。1993年，我获得了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由我担任负责人之一的科研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2年，我被青岛市政府授予了 “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