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中国人没有过海洋的追求？谁说黄色文明就只是固守着黄土高原的那一块块黄土地，而没有开放、探索的海洋意识？当我们拉开这一道帷幕的时候，伟大的“海上丝绸之路”出现在眼前。在这一段起源于汉朝、结束于明清时期跨越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海上丝绸之路”创造了中国人追求海洋的骄傲和光荣。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但并不轻视发展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与繁荣就是最有力的明证。

距离广州约40公里的南海神庙广场，隆重的祭祀活动在这里举行，传来主祭人琅琅的粤语声：

公元2006年7月18日，广州民众，在南海神庙广场祭祀南海之神……瑞典国王，大驾增光……“哥德堡”号，重返黄埔，相聚珠江……

祭文读毕，全体祭海者向四面八方作揖五次，三叩三拜，献上祭品……

会场左侧的瑞典国王夫妇一行，在整个过程中始终认真、好奇地观看着祭海仪式，并忘情地给予鼓掌赞美。1745年9月的一天，一艘名叫“哥德堡”号的瑞典商船满载着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等货物，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广州港起航，驶向自己的家乡之港哥德堡。瑞典国王夫妇乘坐着这艘承载着友谊、梦想和冒险精神的“哥德堡”号，沿着当年的海上丝绸之路，跨越了261年的历史空间，终于驶进了广州港，哥德堡和广州两座相距数万里的海港城市再次紧紧相拥。

“哥德堡”号的到来，让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点之一——南海神庙重新为世人所认识。

南海神庙位于扶胥镇（今庙头村），正是南海之滨的珠江口，东连狮子洋，下接虎门，背靠广州，是古代出入广州的海路交通重地，经此放洋出海，可以抵达南海各国。南海神庙供奉的正是中国的火神祝融。古人认为祝融属南方之神，所以合水火为一神，又兼任南海之神。由于海上贸易的增多，人们祈求海神保护的愿望与日俱增，公元594年，隋文帝下诏建南海神庙，距今已近一千五百年历史。

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的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广州已经与附近的沿海口岸有了航运和贸易往来。到了秦、汉，广州的海上贸易更加拓展，来往船舶停靠的口岸，是在一个名为“扶胥”的大市镇。在唐宋时期，扶胥港成为一个优良的港口。一千多年来，各国从海上来华的朝贡使者、商客以及中国商人，进出广州时都要向南海神乞求庇佑。到了唐、宋两朝，由这里出发而开展的海上贸易迎来了一个鼎盛阶段，对外贸易收入成为当时国库的一项重要来源。可惜这样的盛况并未保持太长时间，随着明朝时期广州的海岸线开始南移，沧海逐渐变成桑田，加上当时中央政府实行海禁政策，这里的海上贸易也逐渐走向衰落。

广州南海神庙的兴衰，正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历史缩影。经过近几十年考古工作者的大量研究，从某种角度上已经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历史。

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以至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开始了内河与海上的航运事业。先秦时期，先进船只的出现以及航海技术的提高，促使人们不再简单地满足于“行舟楫之便”的交通需求，而是把目光转向水上商品交换以及海上贸易，“兴渔盐之利”的观念就包含着原始而朴素的海洋经济思想。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子更是提出了“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的治国思路（《韩非子·大体篇》），强调海滨之国应当大力开发丰富的海洋资源，大兴渔盐之利，这样才能成为强盛的海洋之国。

到了两千年前的汉代，中国的造船业又有了较大的发展，舵、橹、帆等先进设施在当时是世界一流的高新科技装备，完全可以运用于远洋航行，海上丝绸之路的技术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根据《汉书·地理志》的文献记载，西汉时期中国和东南亚一带，已经开始了海上交通和商业贸易，中国丝绸等商品通过海洋运往东南亚、部分南亚地区。

19世纪的德国学者在《中国亲程旅行记》中，描写了中国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交通路线，首次使用了“丝绸之路”，并在一张地图中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其后法国汉学家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具体提到：“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由此有“海上丝绸之路”之称谓。据学者考证，当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大致从南中国海出发，出徐闻、合浦二大港口后沿海岸航行，经过今越南、柬埔寨、泰国，进入暹罗湾，到达谌离靠岸登陆；再步行到卑谬(夫甘都卢)，然后又坐船沿伊洛瓦底江而下，到达孟加拉湾；往西而行，就到达印度的黄支，最后转到锡兰，然后返航。前后时间约需10个月～12个月左右。

合浦和徐闻，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起点。古代的合浦港位于今广西的北海，徐闻港则位于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广东徐闻县。这两个地方至今仍然是中国南方的出海港口，在海洋上的战略地位十分突出。《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时期从徐闻、合浦到印度洋的这条远程航线，这个记载在当时是最为详尽的。

公元410年，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法显，来到了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法显在古都阿努拉特普拉城到处参学后，于411年秋搭上一条从罗马返回中国的大商船到达耶婆提国（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法显受到耶婆提国人民的热情款待，于422年春天再次搭乘另一伙商人的船回到广州。那时，无论在波斯湾还是在幼发拉底河，都能看到中国商船的风帆。到了公元7世纪以后，中国海船在印度洋和南海一带颇负盛名，阿拉伯商人常乘坐中国海船往来于印度和东南亚之间。

隋朝统一中国后，加强了对南海的经营。唐朝的国力到达当时世界之最，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海上交通北达高丽、新罗、日本，南及东南亚、印度、波斯诸国。如果从广州出发，可以经历90多个国家和地区，航期89天（不计沿途停留时间），全程共约1.4万公里，是8世纪～9世纪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公元714年政府设置的市舶使，几乎承担了全部南海贸易，为地方和中央开辟了可观的财政来源。

公元11世纪初，中国人完成了一项在世界航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明。据《诸蕃志》记载：南海“渺茫无际，水天一色，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命系矣”。此时的中国人已经掌握了指南针磁针偏角规律，而直到1180年阿拉伯人才把“磁针”从中国辗转传到欧洲，欧洲人知道磁针比起中国古代已经晚了约两三百年。

指南针逐渐用于航海事业，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到了宋朝，国家面临北方强敌入侵，军事战备上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为海上贸易提供管理和服务的市舶司制度因此而得到逐渐完备，海外货源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央政府，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完备的市舶司制度增加了政府和港市的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生活，也使南北两宋政权得以长期支撑下来。

八百年前，一艘满载着中国瓷器的货轮遭遇到恶劣的天气，沉没于广东阳江市的南海海域。公元1987年，这艘不幸的宋代沉船被发现，被命名为“南海一号”。“南海一号”不仅正处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航道上，而且船上多达8万件的“藏品”，足以复原和填补与海上丝路密切相关的历史空白。如今“南海一号”又“幸运”地被安置在“水晶宫”中。

元代虽然是“从马背上”打下的江山，但十分重视海上丝绸之路。从文献上看，与元朝交往的海外国家和地区多达220个左右，数量上是南宋《诸蕃志》记载的4倍多，海上贸易税收成为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

明初开始实行海禁政策，“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以及“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但对广东则是个例外：一是准许非朝贡国家船舶进入广东贸易，二是保留广东市舶司对外贸易，三是允许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因此当时的海禁政策只是在局部地区实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海口——广东等地并没有受到影响。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已经向全球扩展。15世纪是世界航海史的重要时期：郑和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亚洲、非洲39个国家和地区，这对后来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开辟欧洲到印度的东方航线，以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都具有先导作用。

始于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在郑和代表国家和中央政府七下西洋的远航中，达到了最为辉煌的时期。

明朝断断续续推行的海禁政策，在清朝也推行过一段时间，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由此发生了重要转折。但在清代前期，出现过康雍乾盛世，外贸港口有所增加，地域有所扩展，来往商船频繁，出口商品中茶叶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次是丝绸、土布和瓷器。进口商品中主要是棉花、棉布、棉纱和毛纺织品。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粤、闽、浙、苏四省设立海关，这是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开始。当时，大量的白银通过海外贸易流入中国，成为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但随着英国通过印度输入鸦片，到了19世纪30年代，鸦片进口占据首位，大量的白银从中国流出。

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当衰微的清朝开始对鸦片的输入开始警觉的时候，已经无力抵抗来自欧洲列强的海上进攻，最后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古代关于海洋的认识和思想观念，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而得到了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汉唐以来的对外开放政策，从西汉到元朝的千年间，历代王朝基本上都以对外开放的心态，鼓励海上贸易的发展。宋朝是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也是当时世界最重要的海上贸易大国。当时中国拥有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公元1077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而海上贸易的税收竟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成为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开放的海上贸易政策，是国家政权得以巩固的重要因素，这和现代“海洋立国”的思想如出一辙。今天东到日本、西至欧洲、非洲的广大地区，都出土了宋代的钱币。

和平的海洋贸易思想，是中国历代政府奉行的主要策略。海上贸易并没有通过军事威胁、武力征服、野蛮占领等手段而推进，而是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采用自由贸易、和平交往、友好往来等方式进行。近两千年来，除了元朝的军队挟着横扫欧亚大陆的威猛，进攻过安南、占城、爪哇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以外，其他历朝历代对海洋周边国家和地区都和平相处，尤其是海上贸易方面更是如此，这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得到“友谊之路”“和平之路”美誉的原因之一。

南宋偏安于长江以南，向海外发展成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元代已经有了蒙眬的海洋防御政策，加强了“防倭”“防海盗”措施。明朝中央政府面对倭寇的侵扰，更加重视加强海防。但是，出于对来自海上的列强会对国家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思想和防范心理意识，成为明清实施海禁政策的主要原因。

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国近两千年的国运密切相关：国家强盛之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得到发展和繁荣之时；国家衰落之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走向衰落之时。近两千年来，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古代对国外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大动脉，也是世界海洋贸易与友好往来的重要通道，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反映了中国人对海洋的不懈追求，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海洋小帖士：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通过海洋与各国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它兴起于西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发展于三国－南朝时期(公元220年~589年)，鼎盛于唐宋时期(公元618年~1279年)，衰落于明清时期(公元1368年~1840年)。近两千年历史中，海上丝绸之路为沟通中外各国的友好交往，促进中外各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为世界历史谱写了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