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海洋学家狄未斯托克曾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十九世纪末，美国海军上校马汉在其《海权决定历史论》中同样提出了“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所有国家的兴衰，决定因素在于海洋控制”的类似主张。这说明了有史以来海洋在有些国家和有些人心目中所具有的非同一般的重要性。
世界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学生、台湾学者陈国栋的《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解读中国历史的海洋视角。该书在时间上以清代前期的十七、十八世纪为重心，往前追溯至宋朝，向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夕，时间跨度约一千年，意在于较长的时空架构下，寻找中国人参与海事活动的轨迹，探究海洋中国的发展态势。所谓海洋中国，用著名学者余英时的话说就是：“从中国文化的长期演进中孕育出来的……包括东南沿海地区以及向海岛、海外的发展。”该书亦把大部分笔墨用在对我国历史上东南沿海的对外交往、对外贸易的评介上面。但我们从书中领略出的却是，海洋中国虽然有过鼎盛时期，却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海洋中国的发展态势在鸦片战争前越来越走向式微，终致后来沦落为任欧洲列强宰割的“鱼肉”。
而同期的欧洲流行的却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把金银视为唯一的财富，聚敛惟恐不多。英国学者威廉·配第（生活的年代相当于清朝初年）总结了此前二百年流行的重商主义，在《政治算术》一书中写道：“国家之富裕，不是一般财富的充裕，而是金、银和珠宝的富足。金、银、珠宝不易腐朽，也不像其他物品容易变质，它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财富。然而酒品、谷物、鸟肉、兽肉之类的东西尽管很多，它们却只是一时一地的财富。”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欧洲各国政府无不鼓励本国商人发展海外贸易，为本国赚回更多的金银、珠宝。在1588年的加莱海战中，英国海军击垮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此，英国人攫走了海权，垄断了贸易。后来英国东印度公司逐渐取代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及其它外国公司，在当时的中国对外贸易市场上成了“主宰”，海洋中国渐失其原有的实力和魅力。
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的国家，这个判断是很谨慎且务实的，他没有否定中国有自己的海洋文化。但这种海洋文化根植于中国人淡漠的海洋意识，是难以发挥积极作用的。所以提升中国人的现代海洋意识尤为重要，而阅读此书、了解海洋中国的片断历史无疑也会起到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