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上街买年货回来，进门就唠叨开了：“这年头鱼真的吃不起了，现在买一斤，老早有一担好挑。”她还重复着说：“以前二角多点一斤的带鱼，现在是二三十元，相差一百多倍啊！”宁波出身的老伴所淘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初婚嫁过来后的老古，而在舟山长大的我对吃鱼的往事还有更多的记忆。
1
早年由于交通运输不畅和没有冷库，我们舟山又是全国第一大渔场，鱼货大部分现捕现卖，供大于求现象十分突出，这为我们吃鱼人带来了口福。我们山岙里家家都有山，有山就有树，因渔船烧饭用柴爿，我们从山上砍下木柴，顷刻就能从停在岙口的渔船上兑回满担的鱼货。正是：渔民多鱼，农民缺钱，柴鱼调剂，两厢得利。每年春汛时节，农家门口的竹笠甚至屋顶上晒满了大黄鱼、墨鱼鲞。
上世纪60年代初，政府还把多买鱼货视为爱国行动，我记得有次我家购买20斤“爱国带鱼”（平价）得到了一斤油票的奖励。但舟山毕竟人少鱼多，还是有不计其数的新鲜鱼货烂成垃圾。金塘供销社曾连续多年到嵊泗渔区设立调运烂鱼的临时工作组，按田亩面积分配给生产队喂庄稼。 1963年6月，我被生产队派去嵊泗县小洋山，与柏树湾生产队合伙一次就装来烂鱼12吨。当年农业生产队的肥槽里都贮存着烂鱼或墨鱼肚，有些社员把新倒的墨鱼蛋捏出来清洗后食用，如今还留在老人们的记忆深处。
2
上世纪60年代的冬季带鱼汛时，当我们在气象预报中收到大风警报后，立马三五合伙租船带米赶在暴头前去沈家门，向在那里避风的福建渔船上去兑“钓带”，因为他们的“钓带”不但条子特别大，而且由于刚刚离水，条条笔挺，银光闪闪，一斤大米能换两斤或1.8斤“钓带”，其质量与普通“网带”不能同日而语。
尽管“钓带”那么抢眼，但兑鱼现场的风险却很大。风暴天里的沈家门港万船云集，沈家门与鲁家峙两岸里三层外三层的抛满了渔船，中间只留一条“脚纱”（比喻旧时妇女裹脚布）水道，无数的机帆船在这条“脚纱”弄里穿梭，我们的“豆壳船”不敢扯篷驾驶，只是提心吊胆躲躲闪闪地摇着橹“爬行”，为的是防“船吃脆瓜，人换生肖”。
1964年12月28日，这是我刻骨铭心的日子，那天中午，我们正寻觅交易对象时被一艘大机帆船擦撞，原本是“淡水人”的我，因船体晃动一个踉跄掉入海中，因自己不识水性，脑中立即闪出“这下完了”的凶兆。或许是命不该绝，被路过的一只小舢板上的人一把拉起，只是沐了个“海水浴”。时隔数十年，回想起此事仍心有余悸。又想想如今每天的佳肴胜过当年的“生日宴”，似乎真的应验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古话。
3
现在市面上的墨鱼都是背骨有刺的，其实这不是墨鱼，叫“海底蛸”。“海底蛸”与墨鱼的食用价值、药用价值都相差甚远。对于如今已成为稀有鱼种的墨鱼，我还有个特别的记忆。那是1955年的墨鱼汛，我们村里的几位渔民在朱家尖大青山对面的小岛乌沙门捕“小对”，邀请我们去那吃乌贼（墨鱼），当时农民终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埋头生产，很少有出门机会，这次受邀“外出旅游”，况且满船的墨鱼任你吃，只怕肚子装不下，着实让我高兴一阵子。
谁会料到，此行竟是高兴而去，扫兴而归。这扫兴原因并非主人怠慢，而是因我“掉进鱼堆”，水土不服（同伴中仅我一人特别敏感）。当我踏上乌沙门滩涂时，映入眼帘的是堆积如山的墨鱼和海滩边裹着头巾的剖鲞女，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鱼腥味，熏得我快要呕吐了。吃饭时，不但对满桌烧烤得圆滚滚的墨鱼未动筷，还因望鱼生畏而大倒胃口，饭量减了大截。
回来时我们买来1000斤墨鱼，由于直接从产地购买，特别便宜，只付60元钱。那可是背骨无刺的正宗墨鱼呢！
4
我们农家有句“咸菜、海蜇长下饭”的老话头。海蜇、咸菜，一荤一素，成为餐桌上必有的家常菜。我们家门口的金塘洋面盛产海蜇，小时候下涂捉蟹时，不时能见到“失潮”的海蜇烂在滩涂里。当地农民每年下海撩捞海蜇，如同下地收割蔬菜一般。头矾海蜇每斤仅2分钱。
1949年秋，金塘岛对岸的大榭岛和镇海都已解放，金塘和舟山本岛还是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国民党的飞机、军舰封锁金塘洋面，满洋大发的海蜇无人去撩，多得成“灾”。南风习习，金塘岛南边的滩涂里伸手就能捧上海蜇，13岁的我就在浅水滩涂里抓到两只大海蜇。伸出海岸的山嘴岩石周围更是海蜇“聚会”。海边人家闻讯后倾巢而出，大人捞撩，小人观赏，煞是热闹。那时，站在岩石上用锄头即能拉上海蜇。稍会动脑者在晾衣竿的一端钉上铁钉，如此既长又轻便，就成为钩海蜇的先进工具，产量大大提高。这样一连旺发四五天，后因转北风而不再现。人们风趣地说：“这是海龙王看我们老百姓太苦，发善心送小菜来了。”可惜的是岛上明矾断档，由于封港，很多圆盘大的鲜海蜇因缺明矾眼巴巴被烂掉，实在心痛。
现在市场上在售的大都是“倒母”，正宗的东海海蜇、墨鱼蛋高档酒店里也很难见了。“鱼都”里的人吃鱼这么难，不由让人纳闷：鱼群都到哪里去了？